原文作者：Shibani Mahtani, Rachel Cheung
發表日期：2020年6月15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
香港—中國的共產黨已經困擾了梁家幾代人。
她的父親國耀為了更好的生活，逃離了文革時期的強迫勞動和暴力清洗，於1973年和妻子來到香港，在那裡找到了相對自由和繁榮的生活。
多年後，當他的家人觀看香港1997年從英國移交給中國的儀式時，他當時十幾歲的女兒有了一種預感。
現年36歲的梁女士說：“我心想，也許有一天我們又要逃離中共，只是沒想到會這麼快。”
現在，在她父親--他的名字在普通話中是 “為國爭光 ”的意思--去世17年後，梁女士正準備逃離香港。共產黨批准的一項新法律將於今年夏天生效，將允許中國強大的國家安全機構在香港活動，為政治清洗和秘密警察對政府批評者的恐嚇鋪平道路。官員們正在推動在學校裡強行進行黨的宣傳。
隨著政治自由的惡化，護士，律師，商人和其他熟練工人急於更新證件，這些證件可以為在英國獲得公民身份提供途徑，或者尋找移民台灣，加拿大或澳大利亞的途徑。甚至在國家安全法頒布之前，在恰逢民主抗議活動遭到鎮壓的2019年下半年，移民所需的警察證書申請數字就比一年前飆升了近80％，達到近21,000份。動物救援組織報告說，隨著主人離開香港，被交出的狗有所增加。擔心遭受迫害的抗議者在德國，荷蘭和美國尋求庇護。
人才外流使人想起了移交前的歲月，當時對北京統治的憂慮迫使成千上萬的人離開香港。很多人最終都取得了第二本護照作為保險，在中國控制的最初時期似乎相對溫和的情況下，他們又回流到香港。
這次不一樣了；許多人說他們沒有計劃回來，也看不到一個香港變好的希望。那些準備離開的人說，他們對在關鍵時刻放棄家園感到內疚，但如果留下來的話，又對自己和孩子的未來深感擔憂。
由於擔心當局或僱主的報復，家屬們在部分或全部匿名的情況下向《華盛頓郵報》透露了他們的心聲。
“這不是一件開心的事，”40歲的企業高管羅先生說，他計劃在與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旅行限制放鬆後，與家人一起搬到台灣台中。 “我們不會開告別派對慶祝。我覺得有點慚愧，好像我背叛了抗議者。”
“我們的政府恨我們”
面對其侵占香港的廣泛阻力，該黨已採取行動，以國家安全法鎮壓異議，西方政府稱，這違反了移交協議及其確立的 "一國兩制 "模式。華盛頓表示，將不再把香港作為有別於中國的地方對待，並開始重新審視有助香港作為金融中心蓬勃發展的特殊貿易地位。
這部法律將把 "外國干涉 "定為刑事犯罪--法律專家說，這是一個含義廣泛的詞，可能會陷害任何與外國政黨有關係的人。這對梁女士的丈夫楊健興來說是個問題，他是英國自由民主黨的海外成員。在鄰近的中國澳門地區，2009年也通過了類似的法律，如果中國認為這種隸屬關係危及國家安全，最高可判處25年監禁。
由於梁先生的社會活動，梁女士已經為丈夫違反法律做了準備。但是，當他在9月因參加反政府抗議活動而被捕--並被剝奪了數小時的合法訪問權--的時候，他們第一次感到法治正在崩潰。
從事商業開發工作的梁先生說，國家安全法 “改變了一切，我們現在意識到，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目標”。他們一家計劃搬到溫哥華，但還沒有確定出發日期。
“沒有任何和解的希望。” 梁先生說： “即使我們如此熱愛我們的城市，但現實是我們的政府恨我們。”
“我們是最後一個走的人”
羅家去年開始制定離開的計劃。這位企業高管的妻子是一位38歲的廣播製片人，有一天，她正在記錄示威活動，警察用水砲噴出一種含有化學成分的液體向示威者噴射，一名14歲的示威者被這種物質灼傷了皮膚，痛苦地扭動著身子。
她想，幾年後，遭受這種對待的可能會是她的孩子（她有兩個孩子，分別是7歲和5歲）。
她說：“而我卻無法保護她。” 她說：“除了離開，你還能做什麼？”
羅氏一家和其他三個家庭一起，和一位中介見面，該中介根據一項投資計劃幫助他們獲得了台灣居留權。證件在手，他們可以在流行病旅行限制結束後離開。
不過，他們還是為這個決定苦惱不已。
“在內心深處，我覺得自己非常自私。” 廣播節目製作人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民主的空氣下，在自由的土地上撫養孩子。並希望有一天，無論他們是否回來，都能記住自己的根在香港。”
其他人也在類似的苦惱中掙扎。當醫院康復病房的何護士今年參加罷工，向香港政府施壓，要求在冠狀病毒爆發期間關閉與中國的邊境時，她並不擔心會遭到報復。她想，在最壞的情況下，她可以辭職。
現在，隨著安全法迫在眉睫，她擔心會遭到政治清洗。
“你不知道在新法律下，他們會指控你什麼。”何說：“參加罷工會不會被認為是顛覆國家？”
他們一家正通過台灣的外籍專業人士計劃申請移民台灣，而她丈夫則會在香港多留幾個月，以他在金融業的工作來支持他們。
的離開非常匆忙，以至於何女士還沒有評估兩個孩子的學校選擇。她的丈夫不知道自己在台灣會做什麼，因為台灣缺乏與香港相媲美的金融業。但哪怕是在餐廳工作也可以接受。 他說：“擁有言論自由的價值更大。”
他說，他們的朋友，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有孩子的專業人士，10人中有9人已經離開或正在離開。在他的工作場所，擁有雙重國籍的同事們正在評估他們的選擇，而其他人則在制定計劃，爭取獲得外國居留權。
不過，他們還是為這個決定苦惱不已。
“在內心深處，我覺得自己非常自私。” 廣播節目製作人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民主的空氣下，在自由的土地上撫養孩子。並希望有一天，無論他們是否回來，都能記住自己的根在香港。”
其他人也在類似的苦惱中掙扎。當醫院康復病房的何護士今年參加罷工，向香港政府施壓，要求在冠狀病毒爆發期間關閉與中國的邊境時，她並不擔心會遭到報復。她想，在最壞的情況下，她可以辭職。
現在，隨著安全法迫在眉睫，她擔心會遭到政治清洗。
“你不知道在新法律下，他們會指控你什麼。”何說：“參加罷工會不會被認為是顛覆國家？”
他們一家正通過台灣的外籍專業人士計劃申請移民台灣，而她丈夫則會在香港多留幾個月，以他在金融業的工作來支持他們。
的離開非常匆忙，以至於何女士還沒有評估兩個孩子的學校選擇。她的丈夫不知道自己在台灣會做什麼，因為台灣缺乏與香港相媲美的金融業。但哪怕是在餐廳工作也可以接受。 他說：“擁有言論自由的價值更大。”
他說，他們的朋友，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有孩子的專業人士，10人中有9人已經離開或正在離開。在他的工作場所，擁有雙重國籍的同事們正在評估他們的選擇，而其他人則在制定計劃，爭取獲得外國居留權。
“這已經成為常態。我們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人，”他說。 “在許多方面，感覺我們就像難民，在逃避戰爭。”
原文網址：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hong-kong-china-security-law-emigrate-police-crackdown/2020/06/15/891718d6-aa07-11ea-a43b-be9f6494a87d_story.html
原文網址：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hong-kong-china-security-law-emigrate-police-crackdown/2020/06/15/891718d6-aa07-11ea-a43b-be9f6494a87d_stor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