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清迈——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被关押在北京一个秘密监狱里的第十天，中国的国家安全官员们给了他一个惊喜。那是比听到自己楼上的牢房里有人被打更令他惊讶的东西。
他们给他看了一份文件，与他在中国创办的帮助人们获得法律服务的机构有关。文件中有员工、合作伙伴和受资助者的名单。但这份文件不是安全官员们编出来的。它似乎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非营利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准备的，该基金会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国会资助。
这份内部报告记录了达林创办的这个小型机构，在过去的五年里如何获得该基金会的资助，以及机构项目的详细内容。报告似乎本应只在该非营利组织最上层的董事会中传播。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通过某种方法直接来自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达林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还说，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份文件。
达林是瑞典公民，他在今年早些时候被中国强大的情报与反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拘留审讯了23天。当局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播放了他为所犯的不明罪行道歉的镜头。然后，安全官员将他驱逐出境。
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首次描述了自己的遭遇，为人们了解中国安全机构把怀疑的矛头指向外国非政府组织、并且不遗余力地监督这些组织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异常清晰的视角。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警告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比如通过对律师和记者进行培训，以及那些针对收入不均问题的项目——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在破坏共产党的统治。习近平一直在领导着一项既限制西方影响、也打击中国基层维权行动的广泛努力。
今年4月，中国政府通过了一项立法，要求在中国的所有境外非政府组织——据一项估计，目前有约7000个——找到一家中国的官方负责单位，并在公安局登记注册，公安局将拥有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新的监管权。
达林的组织在中国相对来说不算有名，这个名叫“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的机构是他在2009年帮助成立的，目的是促进发展中国的司法独立，这正是习近平所试图扼杀的组织类型。
达林被驱逐出境后，我和一位同事在泰国北部找到了他。他正试图在那里重振旗鼓。中国当局正在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让人在电视台上认罪的方式，来恐吓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同事，而且很少有人事后敢公开谈论自己的经历。
但现年36岁的达林在作出结论，认为自己的中国朋友不会面临报复之后，同意接受采访。他曾学习政治学，还在瑞典政府工作过。
达林说，他和中国律师王全璋在香港建立了他们的组织，是以民营企业的形式注册的，因为在新法律出台之前，中国大陆没有有关注册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规定。他们有大约15到20名雇员，其中大多数是兼职人员，而且除了达林和一个美国人外，都来自中国本土。
他们的活动并不张扬，只是为对起诉官员和机构感兴趣的律师和其他人举办研讨会，以及提供应对危机的法律援助。该组织专门对中国的信息自由法规进行解释，为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提供培训。
达林说，他知道安全机构一直在监视他的组织。但他说，在2013年习近平上任后不久，监控变得越来越严。然后在去年，发生了对维权律师团体的镇压。曾与达林的组织一起工作的一些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已经离开了这个组织的王全章。
达林说，安全官员手中有监视摄像器拍摄的照片，与参加该组织去年在泰国南部举办的培训班的中国公民有关。
达林是在1月3日被拘留的，是在他打算离开中国办理延长签证事宜的几小时之前。十几名安全官员带着授权令来到他和他的女友、中国公民潘金玲（音）位于北京一条胡同的家中。
他们没收了计算机、手机、硬盘、银行卡、收据、一个保险柜、17.5万元人民币的现金，以及他每天需要服用的、控制一种罕见的肾上腺疾病的药物。他们很快把他送到一个在中国被认为是黑监狱的没有标志的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在一个机场附近，所有房间的墙上都有厚垫子。
达林说，他每天被提审，每次提审通常是在晚上他疲倦的时候，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审讯是在与牢房不同的房间里进行，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刺眼的灯光。
他说，审讯人员并没有打过他，但尝试过不同的策略以向他施压。
开始时，他们试图不让他睡觉，整夜都不关他牢房里的日光灯。达林对该拘押中心的一位女主管说，根据国际公约，这等同于酷刑之后，这种做法很快停止了。
达林说，据他判断，他和潘金玲以及至少三名同事都被关押在这个中心，但他们都被隔离起来。第一周后的某个时刻，达林听到楼上有很大的声响。听起来好像是审讯人员“对某个人大打出手，”他说，他还说，他几乎可以肯定那是一名同事。打人持续了好几天。（他后来得知，受害者确实是一名同事。）
达林说，审讯者一直想把他和他的组织，与中国南方的活动人士苏昌兰在2014年举办的一次支持香港亲民主示威活动的聚会联系起来，他们也试图把他的组织与帮助一名被逮捕律师的十几岁儿子偷渡缅甸一事联系起来。
达林否认自己在这些活动中有任何作用，审讯人员最终把注意力集中在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行动，特别是国际组织与国内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上。
比方说，按照达林的说法，他们似乎意在搜集受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组织的信息，尽管欧盟给达林的组织提供了更多资金。
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尚未确定达林看到的那份文件的源头，也不清楚中国当局如何获得了那份拷贝。
安全官员也向达林提到或者展示了在中国与他的组织共事过的几乎每一位律师的名字，还有该组织员工近期的往来邮件。
尽管能如此大面积地获取信息，这些官员似乎“对NGO组织如何运作，国际基金会如何运作，如何转移资金，什么是项目计划都不甚了解，”达林说。“他们基本上是在试图了解这个领域，以便对它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达林称，被监禁两周之后，他被要求坐在摄像机前，面对来自官方传播机构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两人都被要求照着事先写好的讲稿讲话。
“当我看到那些问题和答案，情况就变得再清楚不过了，好吧，这是一场公关行动的一部分。这些会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他说。“我要出名了。”
讲稿有七八个问题和答案。达林表示他之所以同意合作，是因为当局已经表明会将他驱逐出境，而他想加快这个过程，也想让潘金玲尽快获释。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达林宣称他的组织做出了违法行为，他曾经盗取资金。他还表示自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他拒绝按安全人员的要求将三名同事指为“罪犯”。
到了1月19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达林认罪的画面。两天后，他被告知获准保外就医，将被送回国。警方返还了之前没收的几乎所有物品，除了约3500美元的资金。警方表示这些钱被用于寄养达林的猫，以及给他买飞往斯德哥尔摩的单程机票。
1月25日，达林被蒙上眼睛，在由五辆车组成的车队的护送下去往机场。
在机场的接待室内，一名工作人员宣读了一份指令，禁止他在之后十年进入中国境内。然后，警察押送他上飞机，给他在头等舱安排了一个座位。一名乘务员递给他一杯香槟。
达林被遣返当日，中国外交部表示，达林涉嫌“资助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同一天，潘金玲被释放。
“我觉得对于NGO来说，在中国施加影响做出改变的时代眼下似乎结束了，”他说。“目前，公民社会尝试施加影响的范围似乎变得越来越小。”
他们给他看了一份文件，与他在中国创办的帮助人们获得法律服务的机构有关。文件中有员工、合作伙伴和受资助者的名单。但这份文件不是安全官员们编出来的。它似乎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非营利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准备的，该基金会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国会资助。
这份内部报告记录了达林创办的这个小型机构，在过去的五年里如何获得该基金会的资助，以及机构项目的详细内容。报告似乎本应只在该非营利组织最上层的董事会中传播。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通过某种方法直接来自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达林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还说，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份文件。
达林是瑞典公民，他在今年早些时候被中国强大的情报与反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拘留审讯了23天。当局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播放了他为所犯的不明罪行道歉的镜头。然后，安全官员将他驱逐出境。
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首次描述了自己的遭遇，为人们了解中国安全机构把怀疑的矛头指向外国非政府组织、并且不遗余力地监督这些组织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异常清晰的视角。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警告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比如通过对律师和记者进行培训，以及那些针对收入不均问题的项目——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在破坏共产党的统治。习近平一直在领导着一项既限制西方影响、也打击中国基层维权行动的广泛努力。
今年4月，中国政府通过了一项立法，要求在中国的所有境外非政府组织——据一项估计，目前有约7000个——找到一家中国的官方负责单位，并在公安局登记注册，公安局将拥有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新的监管权。
达林的组织在中国相对来说不算有名，这个名叫“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的机构是他在2009年帮助成立的，目的是促进发展中国的司法独立，这正是习近平所试图扼杀的组织类型。
达林被驱逐出境后，我和一位同事在泰国北部找到了他。他正试图在那里重振旗鼓。中国当局正在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让人在电视台上认罪的方式，来恐吓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同事，而且很少有人事后敢公开谈论自己的经历。
但现年36岁的达林在作出结论，认为自己的中国朋友不会面临报复之后，同意接受采访。他曾学习政治学，还在瑞典政府工作过。
达林说，他和中国律师王全璋在香港建立了他们的组织，是以民营企业的形式注册的，因为在新法律出台之前，中国大陆没有有关注册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规定。他们有大约15到20名雇员，其中大多数是兼职人员，而且除了达林和一个美国人外，都来自中国本土。
他们的活动并不张扬，只是为对起诉官员和机构感兴趣的律师和其他人举办研讨会，以及提供应对危机的法律援助。该组织专门对中国的信息自由法规进行解释，为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提供培训。
达林说，他知道安全机构一直在监视他的组织。但他说，在2013年习近平上任后不久，监控变得越来越严。然后在去年，发生了对维权律师团体的镇压。曾与达林的组织一起工作的一些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已经离开了这个组织的王全章。
达林说，安全官员手中有监视摄像器拍摄的照片，与参加该组织去年在泰国南部举办的培训班的中国公民有关。
达林是在1月3日被拘留的，是在他打算离开中国办理延长签证事宜的几小时之前。十几名安全官员带着授权令来到他和他的女友、中国公民潘金玲（音）位于北京一条胡同的家中。
他们没收了计算机、手机、硬盘、银行卡、收据、一个保险柜、17.5万元人民币的现金，以及他每天需要服用的、控制一种罕见的肾上腺疾病的药物。他们很快把他送到一个在中国被认为是黑监狱的没有标志的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在一个机场附近，所有房间的墙上都有厚垫子。
达林说，他每天被提审，每次提审通常是在晚上他疲倦的时候，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审讯是在与牢房不同的房间里进行，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刺眼的灯光。
他说，审讯人员并没有打过他，但尝试过不同的策略以向他施压。
开始时，他们试图不让他睡觉，整夜都不关他牢房里的日光灯。达林对该拘押中心的一位女主管说，根据国际公约，这等同于酷刑之后，这种做法很快停止了。
达林说，据他判断，他和潘金玲以及至少三名同事都被关押在这个中心，但他们都被隔离起来。第一周后的某个时刻，达林听到楼上有很大的声响。听起来好像是审讯人员“对某个人大打出手，”他说，他还说，他几乎可以肯定那是一名同事。打人持续了好几天。（他后来得知，受害者确实是一名同事。）
达林说，审讯者一直想把他和他的组织，与中国南方的活动人士苏昌兰在2014年举办的一次支持香港亲民主示威活动的聚会联系起来，他们也试图把他的组织与帮助一名被逮捕律师的十几岁儿子偷渡缅甸一事联系起来。
达林否认自己在这些活动中有任何作用，审讯人员最终把注意力集中在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行动，特别是国际组织与国内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上。
比方说，按照达林的说法，他们似乎意在搜集受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组织的信息，尽管欧盟给达林的组织提供了更多资金。
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尚未确定达林看到的那份文件的源头，也不清楚中国当局如何获得了那份拷贝。
安全官员也向达林提到或者展示了在中国与他的组织共事过的几乎每一位律师的名字，还有该组织员工近期的往来邮件。
尽管能如此大面积地获取信息，这些官员似乎“对NGO组织如何运作，国际基金会如何运作，如何转移资金，什么是项目计划都不甚了解，”达林说。“他们基本上是在试图了解这个领域，以便对它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达林称，被监禁两周之后，他被要求坐在摄像机前，面对来自官方传播机构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两人都被要求照着事先写好的讲稿讲话。
“当我看到那些问题和答案，情况就变得再清楚不过了，好吧，这是一场公关行动的一部分。这些会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他说。“我要出名了。”
讲稿有七八个问题和答案。达林表示他之所以同意合作，是因为当局已经表明会将他驱逐出境，而他想加快这个过程，也想让潘金玲尽快获释。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达林宣称他的组织做出了违法行为，他曾经盗取资金。他还表示自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他拒绝按安全人员的要求将三名同事指为“罪犯”。
到了1月19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达林认罪的画面。两天后，他被告知获准保外就医，将被送回国。警方返还了之前没收的几乎所有物品，除了约3500美元的资金。警方表示这些钱被用于寄养达林的猫，以及给他买飞往斯德哥尔摩的单程机票。
1月25日，达林被蒙上眼睛，在由五辆车组成的车队的护送下去往机场。
在机场的接待室内，一名工作人员宣读了一份指令，禁止他在之后十年进入中国境内。然后，警察押送他上飞机，给他在头等舱安排了一个座位。一名乘务员递给他一杯香槟。
达林被遣返当日，中国外交部表示，达林涉嫌“资助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同一天，潘金玲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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