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7日，因主管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改組《炎黃春秋》領導機構，前雜誌社社長杜導正公開發表「停刊聲明」，幾天來，實際接管雜誌社的「中國藝術研究院」派出人員和仍然運作的《炎黃春秋》社委會處於對峙狀態，不出意料的話，原來的《炎黃春秋》實際上已經死了，杜導正等人試圖訴諸法律的舉動，也注定只會是無疾而終。
現行體制究竟是剛性還是柔性？轉型的道路究竟是改良還是革命、或者說漸進還是激進？一直是大陸思潮中的核心論題。 《炎黃春秋》雜誌被認為是體制內改革派或自由派，其主張「代表了中共黨內改革派、體制內自由派所主張的改良道路，代表中共黨內和民間溫和、理性、健康的力量，即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使中共由一個革命黨轉變成一個執政黨，以最小的社會代價，完成中國的現代文明轉型」（洪振快，《炎黃春秋》前執行主編》）。
據此，洪振快認為：「《炎黃春秋》的存在，至少表明上述主張在中共黨內還能被容許，還有一點微弱的希望。如果中共官方下決心扼殺《炎黃春秋》，那就意味着溫和改良的道路在中國無法走通，激進革命話語將成為社會認識的主流，中國各界精英的認識將會發生微妙的調整」 ，確實，長期以來，《炎黃春秋》和《南方周末》被看作是體制內改革派或自由派的平台，向有「北炎黃、南南周」之稱，而無論是《南方周末》還是《炎黃春秋》，重要的從來都不僅僅在於其主張，更在於其存在本身，在許多人看來，像《南方周末》和《炎黃春秋》這樣平台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象徵，體制對於《南方周末》和《炎黃春秋》的容忍，往往被看作是體制對於普世價值等自由化話語的容忍，從中既折射出體制內可能存在的健康力量，也意味着體制似乎在保留一種溫和改良路線的可能。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在《炎黃春秋》存活的這25年內，自由派陣地喪失的劇目，也可謂一再重演，幾乎所有自由化的平台，無不最終歸於傾覆，遠有《東方》、《方法》、近有《南都》 、《南周》，尤其是三年半之前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以及隨後的各種演變，最終徹底閹割掉了《南方周末》這個曾經輝煌的自由化平台，着眼於體制的長期行為，也要看到，自由化平台其實也面臨着無所不在的審查、限制乃至打壓，以及最終被清除出場的命運。那麼，究竟甚麼才是體制對於普世價值和自由化話語平台的真實態度？體制在這麼長時段內對《南方周末》、《炎黃春秋》等自由化平台存在和發展的容忍，究竟世出於甚麼考慮？又意味着甚麼？
首先，專政體制對於普世價值等自由化話語是始終警惕和敵視的。1980年代初市場化改革一開始，鄧小平、陳雲等人隨即就提出了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有過多次運動企圖，由此帶來的緊張關係，貫穿了整個1980年代，最終演化成了1989年學生運動和六四鎮壓；六四鎮壓強化而不是弱化體制對於普世價值等自由化話語的警惕和敵視，六四鎮壓之後，體制隨之升高了調門，反和平演變論一時甚囂塵上；更簡易的判斷標準還在於，專政體制在政治上並未有過任何鬆動的跡象，針對政治反對始終保持着嚴厲的打擊，即使是像《零八憲章》這樣相對溫和的話語表達，也遭遇到了長達11年刑期的嚴厲懲罰，這也意味着，專政體制與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之間，始終有着根本的對立。
其次，專政體制對於自由化話語的容忍，並不是因為體制試圖保留其他可能，而是在特定情勢下的機會主義選擇：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黨內保守勢力重新集結，意識形態上由保守勢力主導的反和平演變，威脅到了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路線本身。出於重啟市場化的需要，鄧小平等人在當時的主要意識形態對手，隨即由前幾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變為了當時捲土重來的保守勢力。 「主要是反左」的意識形態需要，導致了對自由化話語、尤其是掌握在黨內改革派手裏的自由化話語的相對容忍。 1991年創刊的《炎黃春秋》，絕不僅僅是幾個退休老頭心血來潮的產物，作為趙紫陽的心腹杜導正，能在那個萬馬齊喑的時代獲得這樣一個陣地，其含義是相當豐富和明確的； 《南方周末》等其他自由化話語平台、以及市場化媒體的相繼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這一需要。
此外，1989年天安門鎮壓以及隨後的冷戰結束，給鄧小平重啟市場化改革帶來了相對嚴厲的國際環境，對此，體制選擇了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做出了相當多的讓步，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流放政治犯、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廢除反革命罪等等；而在意識形態和宣傳上，體制容許市場、法治、全球化等話語的出現和傳播，也有利於抵消1989年鎮壓的不利國際影響，形成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良好預期，促進投資、貿易等經濟交流的擴張，為市場化改革這一根本任務服務。
最後，也要看到，專政體制對於自由化話語的相對容忍，主要局限在與市場化改革相容的部分，對於其中更具有政治色彩的部分，更多的是限制和打壓。自由化話語中認同市場經濟、全球化、法治等等內容，受到了體制的一定歡迎，附帶的有關人權、憲政、政改等普世價值話語，特別是其中與現行體制主張沖突的部分，如承認個人權利和普世價值，以及倡導政治體制改革等等，體制也始終保持着警惕，並採取限制和打壓的態勢。任何自由化話語平台，只要從前者過度到了後者，無不會遭遇到立即的壓制，並可能遭遇到嚴厲的打壓。
可見，對於專政體製而言，一直存在着兩個根本的考慮：一方面，要維持專政體制，就必須警惕和壓制普世價值等自由化話語，一方面，市場化又是維持體制存續的根本選擇，於是，在特定的情勢下，如黨內反市場化改革的保守力量抬頭、國際環境惡劣的時候，需要機會主義地容忍自由化話語，但這不過是一時的策略，不僅始終伴隨着審查、限制乃至打壓的措施，隨着情勢的改變，機會主義策略就會被收回，對普世價值等自由化話語的根本敵視再度成為壓倒性的選擇，自由化話語平台也就走到了終結。
1990年代中後期，在體制機會主義利用策略下，自由化話語獲得了一定的存活空間，甚至一度「浮出水面」（朱學勤語），在隨後多年裏，儘管也始終存在着限制和打壓，自由化話語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還是獲得了相當的擴展，《南方周末》和《炎黃春秋》等自由化話語平台也隨之蒸蒸日上，這也進一步放大了基於這一事實的改良希望。然而，在專政邏輯下，這一發展態勢本身就是某種不祥之兆：隨着愈來愈多的新興社會階層對於自由化話語的接受，甚至表現為對普世價值的現實追求，針對自由化話語的打壓也就隨之升級，針對自由化話語平台的各種限制也就隨之展開，2005年的南都案，2013年的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直到此次《炎黃春秋》的退出歷史舞台，無非是遵循這一演變邏輯，顯示出專政體制對於普世價值等自由化話語的根本敵對，以及機會主義策略的走向終結。
因此，從表面上看，確實存在着專政體制容忍自由化話語這樣的事實，但如果拉長視野，考慮到專政體制與普世價值的根本對立，正視專政體制對政治反對一以貫之的嚴厲打擊，看清楚專政體制對於自由化話語的機會主義利用，就會明白，《南方周末》和《炎黃春秋》這樣自由化話語平台的存在，無非是專政體制在特定情勢下的機會主義策略的產物，從來都與溫和改良無關，專政體制對此的容忍，不是為了保留溫和改良的可能，而是為了維持專政體制所必須的市場化改革，而做出的暫時策略。在這個意義上，圍繞《炎黃春秋》的存亡而維持的「微弱的希望」，從來都只是一種虛假希望。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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