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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6 July 2016

经济视角的反美义和团

作者: 王尚一

从经济视角观察，当前中国的爱国反美风潮与当年的义和团实质一样，这意味着中国进入社会崩溃期。而且由于产业经济发生关键改变，整个进程体制已失控，不像当年满清杀义和团就能解决问题。

2016年7月中旬，国际法庭对南海管辖范围仲裁以来，中国大陆人民群情激愤，积极要求开战，用武力解决。其实，如果了解国际法律系统就知道这个法庭是欧洲人意图在世界上掌控话语权的一个手段，现在欧洲自身已乱的一塌糊涂，其裁决结果可以直接扔垃圾桶。但是，中国大陆官方不从法律层面宣布法庭是假冒伪劣，也不敢派舰艇在南海游弋，而是在国内发动民众在媒体上叫嚣打仗。官方只是煽动，不敢实际发动，而民众在网上的反应过于热烈，最终只能通过官媒定调希望和平解决。民众受官方舆论指挥棒的引导，不再高喊决以死战，转而展开轰轰烈烈的反美运动。

本次反美与过去反日明显不同。过去反日主要是奉旨游行，在充分酝酿后，由学生和低收入/无业青年为主在官方监控下游行，顺便砸平民的日本车和反日本电子产品。在反日游行时，对警察使用的日本车选择无视。另外，整体行动规模较小，官方收放自如。本次反美则如野火燎原，全民瞬间爆发爱国热情坚决要求一战，继而又怒砸苹果抵制肯德基。

面对民众反美感情的迸发，一些人联想到义和团。在此之前，不少人担心中国将回到文革，因为官方采取各种措施，体制内部分已进入文革状态并且试图扩大到体制外，不过由于更大部分人并不吃体制饭不买账，所以文革化为泡影。当全民因南海而行动起来，相互爱国激励，中国的问题已不是文革，而是更可怕的义和团。

从社会经济和民众心理上，当前反美与清末义和团一脉相承。社会背景、经济环境和民众心理等内核部分都与清末极其相似。在清朝结束后的100多年间，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形势都发生重大变化，对民众的影响深度极高，当前反美社会基础比义和团更加广泛，虽然反美无法像义和团一样杀洋人和教民，但是民众心理和后续影响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

大体上，清末社会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出现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形成进程逐渐加快的三个阶段，最终促成义和团的爆发。义和团既是社会经济形势变化的结果，又促成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从三个阶段进行经济分析，总结发现义和团的核心特点与当今社会高度吻合，也就是说今天反美爱国的实质是义和团思维。

一、洋务运动阶段：清末社会的总体环境是对内维持统治和对外实施有限经济开放，主要社会潮流是洋务运动，基督教在内地零星发展。

洋务运动的起点是中英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廷闭关锁国。满清入关后，通过战争征服和屠杀让汉族屈服为奴，随后大兴文字狱，从思想上进一步压制汉人的反抗意识，到乾隆年间，汉人完全奴性化。根据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贺乾隆80大寿过程的《马嘎尔尼访华录》记载，当时中国（汉族）民众极其贫困，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劳作极其艰辛，同时对官员充满恐惧惟命是从，正是汉人被残酷奴役压榨的闭关锁国模式，构成了近年被媒体反复歌颂的“康乾盛世”。也正是这次访华，让西方认识到满清统治下中国的腐败实质。几十年后，英国决定用军舰大炮撬开中国大门，即发动中英鸦片战争。又10年后，太平天国起事，席卷并影响中国多数省区造成空前的灾难，也促使清廷兴起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时期，清廷虽然力量减弱，但仍试图实施最强有力的统治。由于无法再实施闭关锁国的完全专制，清廷采用对内和对外差异政策分而治之的模式。

对内统治主要包括三部分：武力强压，言论厉控，经济压榨。即使到清末，满清朝廷仍维持强大武力，随时打击内部的不满力量。虽然汉族的江南地方武装在打击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但是与满清朝廷的直系军队仍无法相提并论。满清通过各种弱民措施，瓦解民众的抵抗意志，也就是后世所称的“东亚病夫”。在言论上，清廷仅允许报刊的小范围发行，限于读书识字的上流社会议政。在草民文盲的层面，严厉控制言论，对清廷不敬的语言随时引来杀身之祸。经济压榨时因为清廷统治和武装费用日增、大量赔款和清廷试探工业化等需要大量资金，清廷通过征税、促进鸦片种植和消费以及以发行铜钱实施通货膨胀等方式对广大农村人口实施经济压榨。

对外开放实属被迫。清廷本来把中国大门紧闭，仅留广州十三行与洋人做交易，但是洋人不听话，用炮舰打开清廷大门，迫使清廷开放沿海口岸，并且将口岸部分地界租给洋人由洋人控制，洋人以租界为跳板，加强对中国的贸易推广。镇压太平天国后，清廷对太平天国军队的洋枪洋炮惊叹不已，为防止清廷军队不敌叛军的情况再次出现，洋务运动以自强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增强对民众控制，实施经济开放政策。经济开放主要是发展官办工厂、购买新式装备、学习西洋技术、仿造洋枪洋炮、装备清廷军队。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兴盛，电力电报等西方先进军民两用技术也被引进。洋务运动促进欧美对中国的贸易出口，租界区日益兴旺，持续加强对中国沿海和长江沿线的经济渗透。

在对内统治和经济对外开放之间，基督教快速发展，威胁官府统治。对内统治主要对内地汉人统治，而对外开放又是对租界和周边的洋人开放，这个空档中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进入内地的洋人基督教传教士。最初，清廷严厉禁止洋人进入内地，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被迫答应洋教士进入内地。官府以为，基督洋教与佛教道教类似，洋教士如同云游的和尚道士，没想到洋人传教士属于定点传教，往往到穷乡僻壤的农村地区直接扎根，家人孩子都搬过来准备终老中国，意图参与整个社会运转。

洋教士进入内地，发挥巨大的能量。一个洋教士的活动可以直接威胁官府的统治并对当地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完全改变当地的经济状态。总的来说，洋教士的活动可以分为三方面：

1、洋教士帮助草民打官司。草民最怕见官，因为见官必须跪拜和按照规矩回答官员问话，否则遭受严厉惩罚，碰到官司后，草民目不识丁心存恐惧，必须花钱请人写诉状并诉诸公堂，必要时还得给贿赂，结果仍然是穷苦的草民打官司基本必输。洋教士到内地后，免费帮助草民打官司。对地方官员来说，外来的和尚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让洋教士参与官司见识下老爷的威严也是件乐事，万万没想到彼时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在欧美本国都是知识精英普遍精通律法，他们到中国前学习过中文粗略了解中国状况，到中国后继续学习，不少人还精细研读大清律例，手握金刚钻才揽瓷器活儿。

打官司直接威胁官府统治。洋教士见官不跪，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大多身材高大，不免显得趾高气扬。过堂时，洋教士不给官员任何好处，还据大清律例力争。洋教士在中国小县城打官司，由于知识水平完全不对等，只要接手案件都能轻松打赢。如果官员判决不公，洋教士会反复找官员说理纠缠不休，还可能继续上告。而官员本身对洋人也心存畏惧，不得不秉公判决，这严重危害到官府利益链。以前，草民打官司花钱请本地读书人，案值较大的还行使贿赂，官吏衙役代理人等一起分赃。洋人出现后，免费打官司消除整个利益链。而且，草民不花钱就能看到洋大人与官员平等对话，辩论又占上风，不贿赂还经常打赢官司。草民不知道什么大清律例和堂上辩论，也不知道洋人为什么打赢官司，只是觉得洋大人比官大人更厉害，“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的童谣深深印在草民的脑海。洋人对人好跟着洋人不受欺负，没钱没权没势的下层草民为了依附洋人纷纷入教。没有洋人的时候，打官司既树立官府权威又能收受贿赂，还让草民满怀畏惧任由官员宰割；洋人一来，灰色收入大减，官府权威受到极大挑战，统治基础简直被动摇。

2、洋教士开展社会慈善和教育活动威胁当地文化传统。洋人在传教过程中看到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理念与行为与基督信仰不合，积极说服当地人改变文化传统。比如，中国人重男轻女在农村非常显著，农村人在生下女婴后经常溺死或者丢弃。传教士向农民宣传女婴同样是宝，但无法改变人们的传统陋习，于是在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基督教会设立孤儿院收养被遗弃的女婴（这种收养行为让当地人很奇怪也很反感，人们开始传说洋人是金发碧眼的鬼需要吃婴儿滋补，所以洋人后来又被称为洋鬼子）。另外，洋教士积极推广女性教育，宣传号召女性读书识字。对于中国儒家传统强调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宣传等于离经叛道。但还一些女性受到教书识字的吸引，不顾家庭阻拦到教堂跟随牧师或者专门教师学习，后来学习的女性越来越多。洋教士对女性的基础文化普及教育，既打破儒家读书人对基础知识的垄断，又让男性文盲感到恐惧（又有人开始传说洋人开设女性课堂，乱搞男女关系采阴补阳等）。不过，洋教士宣传禁毒戒毒，禁赌戒赌，帮助民众培养卫生习惯，流行病防疫，改善民众健康状况等行动，对民众有直接好处。面对这样的情况，官府和儒家读书人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误导民众洋人包藏祸心，否定洋人行为。

3、传教士大力推广节流和开源，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教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节流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传教士帮助教民打官司，抵制了官府横征暴敛和官员贪赃枉法，教民财产被抢走的情况大大减少，保障了财产稳定性。传教士对于妇女地位和教育的宣传，让教民区域内弃（女）婴现像大大减少，男女比例状况改善，女性读书识字增多，也带动男性读书识字。传教士推动一夫一妻制婚姻和自我动手做事，有点儿钱的教民不再花钱买小妾或者丫鬟，节约了大量资金。传教士宣传推广基督教的择偶标准和婚姻标准，减少婚姻买卖，男方家为了凑齐彩礼买媳妇而倾家荡产甚至负债累累的现像大为减少。传教士推广低成本而热闹的教会婚礼，还推动丧事从简，极大降低农民婚丧嫁娶的成本。传教士还强调戒赌戒毒，教民中抽大烟和赌博的人数少，与大多数中国底层民众相比又节约一笔无必要开支。另外，传教士宣传生活常识和知识，提高民众健康程度。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教民节约开支存下一些钱不再一贫如洗。

开源支持经济发展。传教士向教民传授先进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技能，男女都受教育的家庭往往能学的更快更好。教民不吸毒不打牌赌博，节约出来大量时间，用于学习劳动和教育子女。家庭将结余的钱用来投资生产工具，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有的传教士还在教区内开展生产技能和劳动竞赛，激励人们的劳动热情，相互传播更好的劳动技术。家庭妇女在家庭手工业和家务的劳动竞赛中获胜后更有信心，劳动更积极努力。在夫妻共同努力下，教民家庭的经济产出不断提升，生活也日渐富裕。教区内大龄无业文盲单身汉大幅减少，当地治安和经济压力明显减小。与周围地区相比，基督教地区家庭经济和社会关系改善显著。更重要的是，教区民众识字率高，生产工具更先进，工作更努力，同时健康状况和子女教育更好，意味着内在经济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同时转化成下一代的经济发展成果。在1929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中国各地农村因为受大萧条影响而普遍陷入贫困，一些基督教农村地区的经济却持续增长。

教区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威胁官府统治和儒家文化。洋人传教士深入到民众生活中，通过实际行动改变人们的观念和文化，并且指导民众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教民不再看洋教士是高高在上的洋大人，而是天天跟自己一起工作生活帮助自己的同类人，逐渐心甘情愿跟随传教士。传教士起初改变农民的男女观念和各种生活习惯时，与民众产生一定冲突甚至是尖锐的冲突，但是传教士在当地生活5年10年15年20年后，传教士所有的行为都被证明正确，光棍能娶上老婆，老婆还能读书识字能一起创造财富生活得更好，这对于以前的穷困地区农民是不可想象的，太震撼了，而且这些传教士往往只是一个人或者只带着家眷到中国落后地区传教。富起来的教民开始思考：为什么本地有官府衙役还有读书人，都没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仅仅来一个洋传教士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大清官府和儒家，最怕的就是人们有知识变富裕之后开始思考，这意味着底层民众开始不对官府权威恐惧战栗，开始抗拒经济压榨。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意味着官府统治开始瓦解儒家思想控制也被抛弃，意味着官府和儒家的生死存亡受到威胁。

义和团开始酝酿。十九世纪，欧美社会急剧世俗化，大量社会精英不再从事教会事业，转向世俗领域赚钱。欧美教会知识资源储备减少，对中国的潜力认识不足，影响派到中国的传教士的数量。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多留在租界和北京等核心城市，能在内地贫困地区独立传教的传教士更少。这部分很少的传教士虽然做出很大成绩并对周围地区形成很大影响，但始终势单力薄，在整个中国属于孤单存在。而且传教士主要吸引底层民众，这些民众依附教会致富，但是缺乏反抗意识，缺乏坚决捍卫教区的意志和训练。与之相对应，官府和儒家对洋人和教民恨之入骨，总想置他们于死地。儒家到非教区民众宣传，洋人对中国包藏祸心，使用巫术带领民众离经叛道走入邪路试图毁掉中国，而非教区民众一方面羡慕妒忌教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更好，另一方面又妒忌恨教区的人生活越来越好而自己过的差没有生活出路，尤其是教区文化与自身文化冲突，开始仇视教区。一边是个体洋人带着教区发展但力量单薄弱小，另一边是官府、儒家和广大穷困人口的虎视眈眈，两个群体间形成越来越深刻的矛盾。

义和团的早期模式开始浮现。地方官员和读书人作为贯彻满清朝廷旨意、维持地方秩序的群体不能直接针对洋人行动，否则会丢官甚至性命不保，他们只能迂回行动，不亲自出面且私下煽动非教区的民众，引导和纵容民众攻击甚至杀害传教士，一些蜚声国际的教案因此发生。在欧美国家的压力下，清廷责成地方官员找出凶手迅速镇压，这些被煽动起来的民众也因此做了炮灰。不过，官员和读书人煽动民众的模式已经形成，随着利益矛盾日益激化，为义和团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坚实铺垫。

二、甲午战争后阶段。洋务运动破产，清廷和儒家的信心也破产甚至绝望，同时基督教传播范围增大，教区发展的良好效果日趋显著，儒家开始酝酿反对基督教的暴民运动。

甲午（日清）战争以清廷惨败告终，清廷向日本赔偿巨额白银，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满清在世界的地位一落千丈。满清官员和汉族儒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农民陷入极大的经济困境，这成为义和团产生的主要原因。

洋务运动是清廷和儒家寄予极大期望的军事经济工程。洋务运动的初衷是通过学习和掌握西方技术增强军队力量，就可以实现强国目的，让满清重新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从这个思维出发，洋务运动首先发展军工业建立官办企业发展枪械和造船等。在发展军工业的同时建设船坚炮利的新军队，防范太平天国这样拥有大量新式武器的叛军出现。但是由于官办企业的低效，军工业入不敷出。洋务派又开始“求富”，发展民用工业筹资，包括煤矿、铁厂、纺织等行业。洋务派还筹建新式学校，培养军事、科学和翻译人才，送一些人到国外留学，推广邮政电报，筹备铁路建设。通过大批国际采购和相关事业的创办，清廷拥有号称亚洲第一的近代海军，陆军装备极大提升，多家重点企业大张旗鼓运营。这些官办事业和租界经济相结合，使得被太平天国叛乱重创的满清经济得以显著恢复。

但是，洋务运动先天不足，注定甲午战争的失败命运。清朝是少数满清人奴役绝大多数汉人的朝代，奴役等级森严，严厉控制言论，汉人基本不被当人看待。儒家以其伦理教条支持满清统治，帮助满清愚化、奴化和弱化汉人。洋务运动举办的事业以汉人为主，需要敢言、敢做、敢负责的人员实施，而奴役汉人的统治大环境和需要汉人发挥才智的洋务运动小环境冲突，洋务运动必然需要自我阉割。清廷和儒家对世界发展和科学技术一无所知，聘请洋人作为主要管理和技术人员，并且聘请洋买办购置各种设备和武器，虽然洋人参与到企业中，但是基础企业运行需要相当数量的汉人做支持。而在企业中，等级森严的奴役制度起巨大作用，洋人无法按照优化合理方式经营企业，导致企业筹备建设期超时超支，企业运用效率低下，产品成本高昂而质量低劣。更重要的是，任何大企业都需要配套的小企业提供各种配件和服务，小企业更需要企业主积极经营和灵活应变，不可能在严酷奴役和苛捐杂税横行的满清辖区内实现。孤零零的官办企业没有配套产业链，产品投入使用后连维护维修的配件供应都非常困难。而世界近现代海军的建设和作战需要所有海军官兵主动进取、团队协作和严格训练，满清的森严等级奴役制度与近现代海军建制格格不入，即使海军指挥官是成绩优秀的留学归国人员也无用武之地。另外，清廷中的儒家守旧派对新军建设极为苛刻，加上清廷任意挪用军费导致军队运营支离破碎根本无法相互衔接。在甲午战争的考验中，海军如“纸糊的老虎（李鸿章语）”，北洋水师快速覆灭，洋务运动也走向终结。

儒家信心遭到毁灭性打击，对洋教士仇恨加深。洋务运动是儒家的希望，试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现满清的强兵梦想，没想到被小小日本的脱亚入欧瞬间打得落花流水春去也。在国内，清朝战败后，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各地农村贫困落后，与洋教的教民家庭发展和经济繁荣形成鲜明对比。儒家理论和西洋思想的差距暴露无遗，加之洋教开始在民众中普及读书识字，儒家读书人面临被淘汰的危机。在儒家内部开始分化为两派，一个是改良派，将问题归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领导不力，寄望通过制度改变重回强国之林，另一个属保守派，出于自身生存危机的恐惧将问题归于西洋邪术，渴望予以铲除。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儒家直接面对洋教的竞争完全无能为力，自身又找不到出路，遂把抢夺自己饭碗的洋教视为首要敌人，这些人被视作儒家保守派。儒家并不敢直接与洋人对话论战，也不敢出头要求朝廷限制和驱逐洋教，选择背后操控，积极发动愚民奴民诉诸暴力手段，试图以暴民的暴力消灭洋教。

基督教的作用日益显著，教民家庭经济稳定繁荣。教民的经济状况良好改善与周围农民生活穷困甚至家徒四壁形成明显差异，教民不赌博不吸毒夫妻和谐共同劳动致富，日子越来越红火，极大吸引周围越来越多人开始信教。在义和拳/大刀会闹事初期，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抢劫教民家庭、绑票索要赎金或者要求教民请戏班子搭台唱戏，进而要求教民改教。从这些行为可以看出，一些教民已经是富农以上经济水平。

内地农民日益贫困化和流民增多，在儒家的引导下变成对洋教和教民产生嫉恨心理。洋务运动后，官办企业逐渐壮大提升军队装备同时官办企业落后低效军事产出成本高，这些负担均通过税收和价格转移等方式转嫁到内地农民头上。甲午战败后，清廷向日本赔偿2.3亿两白银进一步转嫁到农民头上，农民生计艰难。清廷和官员为了增加收入积极推广鸦片，底层民众吸食者众，不少人倾家荡产后沦为流氓无产者。贫困的农民不敢怨恨清廷导致自己命运悲惨，以免遭杖责甚至掉脑袋，在儒家的思想引导下，贫困农民和无产流氓将怨恨目标转向生活相对富裕的教民。

山东成为教案频发之地，也是义和团起源地。山东是孔府基地，儒家思想的食利者中心。洋教进入中国后，一般儒家读书人可以实现自我转型，尤其在江南洋务运动兴盛之地，读书人积极学习洋人思想和技术，保持知识的先进，变得更加富裕，逐渐出现新兴地主和工场主阶层。山东作为儒家思想的中心，主要依靠儒家思想食利，无法实现转型，只能要求清除洋教。山东离北京距离近，是清廷重点统治的地区，也是清廷内保守派的主要地盘，同时山东靠海，属于传教士方便进入的地区。1897年，曹州府寿张县德国教堂被劫，随后两天发生巨野县两位德国神父被杀事件，史称曹州教案（巨野教案）。在巨野教案后，山东巡抚被撤职，德国获得22万两白银赔偿，用于建造三座大教堂。德国与满清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在胶州湾地区开辟租界，即后来的青岛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亲自下令，要将租界建设得比德国本土城市更好，让青岛成为德国的远东发展样板。随着德国投入巨资建设青岛，传教士大幅增加，积极从青岛向山东内地传教，导致儒家和基督教的势力冲突急剧尖锐化。为了抵御传教士的扩张，儒家更积极宣传，冲突和教案更加频繁。

三、戊戌变法后阶段。义和团迅速发展，在清廷内部推动和山东直隶天灾的共同作用下，快速从杀害传教士和教民，转变成清廷与各国列强的战争。

洋务运动倒台后，新的变革势力开始出现。一是革命党，日本曾经崇拜中国，对中国过去的憧憬完全幻灭，认为中国已经完全腐朽，需要彻底革新。日本势力开始支持新出现的革命党，准备完全推翻满清统治；二是政体改革派，即变法派。变法派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改革已经失败，需要学习西方制度，改变政体，重新获得发展。最初，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党势力小，势单力薄，对中国影响微不足道，而政体改革派则在公车上书后，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1898年6月，在慈禧太后的监控下，开始制定改革的整体框架，试图实施变法，也就是戊戌变法。

由于变法政策威胁到满清对汉人的统治，满清保守派迅速抓捕变法派，戊戌变法在短时间内失败。改革派中康有为、梁启超等汉人以及洋人李提摩太，将世界主要国家改革纪要和整体状况送光绪帝审阅，光绪帝最终确定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制定改革大纲，目标是最终实现君主立宪制。改革大纲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包括教育改革、经济建设、军事改革和政治改革，等于对既有利益进行大范围革除。在改革大纲提交后，遭到满清保守派的激烈抵制，而且汉族官僚也默不作声。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包括在华东建新都、减掉辫子、改穿西式制服。对于满清统治者，这三点都是对满清统治的完全否定。如果在华东建新都，意味着依靠西洋列强势力，东北和直隶的八旗军事力量无法控制。而辫子是满清从最初入关时，以留辫不留头的方式，对汉人进行大屠杀，迫使汉人屈服为奴的关键标志。剪了辫子就等于，汉人不再承认满清统治。而改穿西服则完全否定满清设定的等级制度，让满清无法再有效进行统治。所以，满清保守派对汉人和洋人制定的大纲极为愤怒，加上康有为等见到形势危急，希望通过抓捕囚禁慈禧而实施变法，导致慈禧与保守派囚禁光绪帝，捕杀变法派。戊戌变法还没真正成型，就快速遭遇失败，也被称为百日维新。

变法失败后，慈禧重新临政，满清保守派四面树敌。变法派失败后，很多人看到只能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革命派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而光绪帝被囚禁后，形象立即变得正面。市面多次传闻慈禧准备废掉光绪帝、谋害光绪帝、甚至光绪帝已死，引发各方反对之声。西方各国公使专门质询，为何废掉光绪，而且各列强明确表示反对。在1900年初，慈禧又以光绪帝名义宣诏，因不能生育，故立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消息传出，各地工商界纷纷反对，列强也因为政局日益不稳而反对。慈禧对列强积怨日深，更依赖保守派势力，试图与列强对抗。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团作为满清保守派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在满清残暴官吏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在山东迅速发源。1898年，义和拳出现，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攻击基督教堂，杀死教民，抢劫教堂和教民财物。清廷为利用拳民与洋人抗衡，对拳民的杀人和抢劫财物的行为相当宽容。彼时毓贤任曹州巡抚，将拳民编入乡团，成为官方认可的武力组织。随后，神拳突然出现，以降神附体的方式实现金钟罩和刀枪不入的功能，朱红灯和心诚和尚成为神拳中的领导人物，后改名义和拳，借用“扶清灭洋”的口号，成为义和团的前身。毓贤是满洲正黄旗，满清统治者中最为残暴的官员，通过大批逮捕、滥用酷刑和大批屠杀的手段对汉人残酷统治，被称为官场中的“屠户”。1899年，毓贤升山东巡抚后，非但不打击义和拳的团伙犯罪行为，反而支持义和拳设场收徒招纳拳民以壮大力量，后改名义和团，竖起“毓”字黄旗和“保清灭洋”的大旗，大肆抢劫教堂，攻击教士和教民。

从义和团的发迹可以看出，义和团从一开始就是清廷统治者用于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

在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快速发展扩张。欧美各国担忧传教士安危，要求清廷尽快恢复当地秩序，清廷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对义和团降神附体的邪术禁止宣传，查处拳场，防止聚众滋事。袁世凯通过在山东境内分割管理，防止义和团大批聚集作乱，山东境内义和团被肢解，社会恢复正常秩序。不过，毓贤进京后向满清保守派诸王大力推荐，强调拳民可用。后又获准面见慈禧进言，支持和纵容义和团。由于山东局势开始稳定，山东义和团大量拳民兵分两路，进入直隶的沧州和天津，将义和团影响扩大化，毓贤又被清廷重新起用任山西巡抚，后来直隶和山西成为义和团的拳乱主场。

义和团在直隶作乱势力日增。由于直隶总督裕禄忽略义和团的力量致使义和团快速壮大，在各地袭击焚烧教堂抢劫绑架教民以获得钱财。虽然袁世凯建议裕禄积极行动防患于未然，但裕禄并不把义和团放在眼里，而且更多听从北京清廷的指示，任由义和团势力继续坐大。各国公使对暴民产生警觉，要求清廷控制义和团，但是清廷态度含糊。1900年5月，拳民势力已经扩散到直隶全境，相互通信与支援。当某地官府因拳民犯罪而捉拿时，其它地方大量拳民立即赶到支援，以众多人数给官府压力，迫使官府放人。随后，由于裕禄仍然放纵拳民，致使地方官府失去对拳民的控制，拳民更加肆无忌惮。

拳民对于洋钱之外的西方事物一概仇恨。据《天津一月记》记载：“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可以说，拳民对于文化产品和现代工具的仇视已经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六个学生路遇义和团，只因身上携带铅笔一只和洋纸一张，拳民不管造纸由中国人发明而将学生乱刀砍死。义和团还闯入民宅，在一户人家中搜出一根洋火，将全家八口灭门。5月，拳民在保定高碑店准备买票乘车时与铁路员工发生冲突，随即拆毁高碑店铁路拔掉电线杆。清军主力仍然按兵不动，拳民也因此更加大胆，与小部分地方官府武装对抗，随后拆毁更多的铁路、车站、桥梁和电报设施。

义和团完全转变为支持清廷的暴民。义和团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山东直隶大旱，大量农民生活陷入困境，为了寻找出路，农民纷纷投靠义和团，跟随义和团抢劫。1899年秋收后快速爆发，1900年春节期间趋于平静，春节过后更迅猛发展。4月初，山东和直隶交接地区下大雨，当地拳民奔走相告可以回家种地了，没必要再在义和团受苦，当地局势迅速趋于稳定，但是其他地区旱情持续，农民依然无法种地继续参与义和团。

不论中国官方民间还是西方公使都看到形势的严峻，由于持续乾旱农民无法种地颗粒无收，饥饿和绝望蔓延在整个地区无法缓解，而清廷并不放粮赈灾，流民只能跟着义和团寻活路。而且，义和团不敢反抗清廷，丝毫不提清廷的盘剥，只是强调扶清灭洋。这种底层奴隶为了自我拔高思想境界主动提出扶持奴隶主的口号，反映出奴隶自我极度扭曲的心理，现代术语即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义和团进而将天气乾旱归结为洋鬼子施行邪术，所以要杀洋鬼子，并且消灭掉洋鬼子带来的电线和铁路等邪术物品。当义和团拳民从结伙求生转变为杀人和破坏财物，即完全转变为了暴民。

随后，义和团进京“奉旨造反”，成为慈禧实施暴民统治的打手以与洋人谈判。1900年6月，义和团受清廷允许进京，义和拳乱（庚子之乱）正式爆发。大批义和团进京后，开始聚众活动。在慈禧的恩准和赏赐（口粮）后，开始大肆破坏和屠杀。义和团拆毁和焚烧众多教堂，对教民实行大屠杀并且以酷刑杀人为乐。义和团还将包括妇孺在内的很多市民诬陷为白莲教（反清复明）进行屠杀，既表示对清廷的忠心，又在屠杀过程中抢劫财物。除焚烧教堂外，拳民火烧前门大栅栏，后来火势蔓延，但拳民禁止救火，最后烧毁4000多间商铺，一带京城繁华商业毁于一旦。拳民还破坏焚烧文化设施，导致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珍贵典籍悉数被毁。义和团进而进攻西式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成为慈禧对十一国列强宣战的开端。

山西本没有义和团，毓贤在调任山西巡抚后，组织和煽动暴民成为义和团。毓贤一方面调动官方力量屠杀传教士和教民，另一方面煽动暴民抢劫焚烧教堂围剿屠杀教民，将本来平静安稳的山西也变成血雨腥风之地。在毓贤的带领下，山西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包括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和医院225所，烧拆房屋2万余间，成为各省中遭受破坏最大死人最多的省。在京城，被义和团破坏损耗的财物规模更大，被屠杀的民众多达十几万。

在对列强宣战前，清廷内部对义和团和列强的态度存在根本分歧。其中，满清保守派反对变法，希望保持对汉人的残酷统治和剥削，以四个亲王为代表并促使慈禧最终倒向他们。他们极度仇视洋人，重用义和团，支持义和团杀人放火抢劫财富。主和派则希望慈禧先镇压义和团，跟洋人和平谈判，保持较为良好的沟通。最后，慈禧听从保守派的意见，决定放手一搏，试图通过义和团杀洋人的方式迫使列强低头，友好对待清廷。在义和团不可收拾后，经历过英法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慈禧非常恐惧遭洋人报复，希望在义和团疯狂屠杀洋人的同时与洋人私下交易。不过在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之前，李鸿章已经很愉快地接受两广总督的任命，及早抽身离开北京，保守派与洋人的沟通渠道完全断绝，最后只有通过战争解决问题。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义和团完全是支持清廷内部保守派，替保守派卖命，执行与洋人敌对，并且残酷对待广大汉族民众的汉奸匪徒群体。

汉人军阀和新兴地主集团违抗清廷命令，实施东南互保（东南自保），尽可能打压拳民作乱。在义和团拳乱发生后，汉人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铁路大臣盛宣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提出不听从清廷的“矫诏，乱命”，这些汉人官吏在自己控制的地区积极组织自保，压制义和团拳乱。更重要的是，与列强私下达成和平协定，保护各地安全。他们私下商定，如果清廷被推翻，立即宣布实施共和制度，选举李鸿章做总统，在互保名单中，各官员以淮军和湘军嫡系为主，张之洞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与湘淮两军关系密切，许应骙也与淮军有历史友好关系。汉人军阀和地主集团实施自治，严控义和团。另外，陕西巡抚端方和四川巡抚奎俊为满人，不参与汉人自治的东南互保，仅出于保护本地安宁的目的而压制义和团在本地的作乱。从多数地方官吏的行为可以看出，义和团属于破坏地方经济和治安的匪徒，汉人军阀打击义和团与清廷保守派放纵支持义和团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义和团的实质是受清廷指示、支持清廷统治的汉奸暴民，与中国教科书里强调的反帝反封建截然相反。

通过东南互保，汉人实现相当程度的自治，清廷的统治大部分瓦解。汉人封疆大吏在打击义和团保障地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与洋人建立了很好的沟通机制，并获得美国的支持。美国强调对东南地区保持现状，列强不得随意进攻占领东南地区的重要炮台和港口等军民设施。清廷被八国联军打败、义和团被剿灭后，慈禧对于东南互保这种抗旨不尊甚至说慈禧“矫诏、乱命”的行为只字不提，反而褒奖各封疆大吏“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表明满人对于东南地区的统治实质瓦解，汉人在很大程度上开始自治。清廷支持义和团与东南互保打击义和团，结果也是鲜明的反差，从而也反映出义和团祸国殃民的实质。

今天的爱国反美风潮，从经济视角审视，与义和团有着内在的同质性。虽然两者相差一个多世纪，但是对义和团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思考，可以清楚认识当前反美风潮的实质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和结局。

爱国反美风潮的基础背景是大陆从1949年之后长期的社会积淀。其中前30年在各种运动、大饥荒和文革之后，中国大陆民众的社会状态与思想精神状态，与乾隆时期《马嘎尔尼访华录》中记述的状况极其相似，也就是说中共用30年完成了满清200年（1644-1840）的历程。在闭关锁国维持不下去后，中共最初试图进行内部的经济改革，发现靠自身力量无法实现，遂利用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实施开放，既所谓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与洋务运动模式相同。洋务运动的对内统治部分，包括武力强压、言论厉控、经济压榨，改革开放时期的内容与此完全相同。武力强压在198/9年突出使用，后来在1990年代严厉打击走私和21世纪的各种强拆中普遍应用。言论厉控则从1990年代开始持续加强。经济压榨部分更加明确，与清朝一样，都是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对外开放则是主动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与清朝时被迫开放门户有所不同。而这两者差异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积极引进外资血汗工厂，包括港资、台资、韩资和美日欧等工厂，另外用国内官营和民营血汗工厂做配套。随着血汗工厂快速发展，数亿农民成为血汗工厂的奴工，压榨剥削比清朝时更加残酷血腥。

外资与中共合作，积极进入中国，成为改变中国的重要力量。传教士进入中国，从经济利益上衡量完全是赔本买卖。传教之前，国外家庭和教会提供极高的传教士培养费用，传教士到中国后还经常从国外筹资支持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因为是赔本买卖，传教士与清廷利益分裂，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也才有影响和瓦解清朝和儒家统治根基的问题。而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目的是赚钱，赚钱就要与中共合作。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都要给地方政府或者中共官办企业50%上下的股份，双方形成合作关系，让中共坐收渔利。这样的合作意味着外企与中共捆绑，外企从经济上支持中共，中共从政治上支持外企，即共同支持和强化中共的统治。

因为经济政治捆绑，西方对待中共的态度与对清朝的态度显著不同，积极支持中共的改革开放。清廷和儒家试图杀死外国传教士，危害到西方列强的国民利益。彼时，传教士在当时西方国家也是精英阶层备受尊敬，而西方列强出于保护精英和国家尊严的态度，也要积极干预，确保本国传教士的安全，所以清廷与西方列强矛盾不断。而中共积极邀请外资进入中国，在政治经济上与外资捆绑，共同通过挖掘中国市场获利，外资获利后，对于西方国家经济也有促进。另外，欧美国家已经极度世俗化，甚至自身开始反基督教，不再那么关心传教士的生死荣辱。所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既然外资选择与中共捆绑，欧美日等国家也积极支持中共，既支持中国加强对外经济开放，又帮助中共强化对内统治。在欧美日的支持下，中国改革开放持续进行，不需要担心因甲午战争而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境况。

然而，新问题的出现依然让改革开放像洋务运动一样陷入破产境地。从经济角度，改革开放的根本是中共利益以及中共与外资捆绑后的外资利益，这种利益关系的根本在于只能利益越做越大，一旦利益减少，不论中共和外资都要陷入困境甚至可能出现外资撤资。外资撤资过多会导致中共破产，进而引发欧美日各国对中国的再度敌对和封锁。

危机的出现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当时中共立即说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真心话。随即，中国以“四万亿”为代表的大规模铁公基和房地产的建设带动世界经济的反弹，让外资在中国获取更多利益。最初几年，中国经济表现很强劲，受到世界各国的赞赏，西方各国甚至将中国视为拯救世界经济的“救世主”。随着房价暴涨和建筑业过热，中国通胀持续加大，导致中国组装生产的成本急剧上升，加上人民币不断升值，血汗工厂利润持续下降，进而亏损，再到关门倒闭或者外资工厂从中国撤出。血汗工厂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基础即收入来源，绝大部分血汗工厂关门或者接近关门标志着基础收益急剧降低，与此同时基建规模过大，中共和外资企业仍然希望获得更多的收入，也决定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营成本还在快速提高。两者此消彼长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基本破产。

破产意味着大量人口失去生存根基。洋务运动破产后，大量农民陷入极度贫困成为义和团爆发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破产意味着血汗工厂在关门后大量农民工失去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血汗工厂和大兴基建后，大部分良田被占或者被毁，粮价被压低到种粮严重亏损。数亿农民工既难以找到工作做为收入来源，又难以回农村种地，基本陷入两难绝境。

城市经济建立在血汗工厂基础上，当工厂关门、农民工失业后，城市也同样陷入全面经济萧条，城市工作岗位大量流失。不论农村人口还是城市平民，绝大多数已经陷入贫困之中。比清末更严峻的一个问题是，清末人口较少而良田数量多，大部分人能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而现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破产，人们失业后面临没有收入来源没有饭吃的生存危机。

在危机面前，教育和宣传采取同样模式，即转移矛盾视线。洋务运动失败后，清廷和儒家为了转移矛盾，强调洋教和洋教士冒犯老天导致各种问题，引发民众对洋教的仇恨。同样，在中国血汗工厂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各种文化宣传都强调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升，前途一片光明，在血汗经济转差后，阴谋论开始出现，包括所谓的货币战争和美帝阴谋论。阴谋论虽然从形式上与嫁祸洋教有区别，但是本质上模式相同。在阴谋论大张旗鼓的宣传下，不论中国的大多数高学历中产还是农村的文盲老头老太，都对帝国主义忧心忡忡。阴谋论的效果是直接引发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激发出高度的爱国热情。

在破产初期，爱国热情表现不足。改革开放的破产方式与洋务运动的有关键不同。洋务运动经历甲午战争，快速出结果，让世界都目瞪口呆，没想到中国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改革开放的破产则没有特别的重大事件，而是缓慢经历数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一边强调中国大国崛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边开始产生并积攒仇恨情绪。起初，人们大都忙于工作关注自己的小家庭和饭碗，对其他事情关注较少，只有学生和低收入无业游民关心国家大事，时刻关注中国面对的世界问题。中日钓岛之争实施对日的仇恨宣传鼓动后，也主要是不工作的人参与奉旨游街打砸本国人拥有的日货。随着破产进程的深入，民众的爱国热情普遍日渐提高。

随着破产的深入，新洋教的问题也日益突出。21世纪时，虽然官媒全面宣传大国崛起，民众骨子里依然崇洋媚外，新洋教开始兴盛。从1990年代开始，少数权贵官员和知识精英开始出国和移民投奔美国，把美帝当作信仰。2008年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欧经济遭受重创，海外人员大量向中国回流，但这些人多数持有外国绿卡或者外国籍，仅在中国赚钱，心里始终还把外国当作自己家。随着血汗工厂经济逐步破产，越来越多人移民、送孩子到国外留学并且转移财产到国外，形成新时期的洋教。19世纪时，基督教教民生活富裕是自身勤劳节俭致富，教民还生活在社会中，对周围的经济也有支持作用，义和团拳民能直接打劫基督教教堂和教民。而信新洋教的人，把在国内搜刮或者赚到的钱大量转移到国外，家人也送到国外，自己在国内做裸官或者裸商继续向外利益输送，民众既不敢打倒裸官和富豪，又无力越洋对新洋教信徒实施抢劫和屠杀，眼看着大量资金外流，内心越来越绝望。

2016年，爱国热情高涨，义和团化基本完成。回顾1900年，山东直隶大旱，贫困农民无事可做，义和团随之高涨；袁世凯治理山东后，山东农民向直隶流窜，雨水滋润的地区可以种地需要劳动力，义和团基本消除。同样道理，2016年春节后，血汗工厂倒闭潮进入高潮，大量实体商铺关门，相关服务业也陷入萧条，大量人口无事可做。当人们既贫困又无事可做，需要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感情宣泄口，于是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南海仲裁后，人们本来只是对于裁决结果的反对，反对的态度也只有一个——要求打仗，只有打仗才能快速宣泄压力，短暂忘记绝望。义和团化就此成型。

义和团化被引导后反美情绪爆发。南海裁决后，人们最初关注的主要是南海的区域范围，心理还比较正常，随后有人将摔碎或者坐折的苹果手机放在网上，号召通过砸烂苹果而反美。民众叫嚣打仗被官媒否决，民众激情被压抑，然而民众并不敢反驳官媒指出官方太软弱，反而在官媒的引导下转向爱国反美。这种心理与义和团拳民完全相同：义和团拳民绝望之时，因恐惧清廷的酷刑和屠杀，不敢与清廷对抗，转而与清廷合作为清廷提供暴民服务，以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奉旨做暴民后特别积极，比清廷行动还积极百倍。在官媒推动反美后，大多数中国人也像义和团拳民一样，按照官媒的指引在网上开展大规模声讨活动，比官媒要求的更积极百倍，随后民众进一步积极行动，开始抵制苹果和肯德基。

目前，义和团化反美是遍及全国的普遍行为。中国建立67年的过程中，前20年完全按照义和团模式操作社会运动，即1950-70年出生的人口习惯于义和团思维，对应之下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在1970-95年出生，在很大程度上遗传和遵循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支持集权和反美仇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目前仍然是大一统体制，没有像清末的东南互保造成分割状态，任何事件都很容易形成全国性热潮。所以，不论从年龄还是地域，义和团化都极为普遍，再加上大量民众陷入穷困和无事可做的状态，一旦反美号召发出，迅速掀起热潮。当然，民众不知道的是，肯德基作为中国的外资企业有大量官方股份，当反美热情牵扯到肯德基影响官方利益时，官方即刻出手打压，让反美热潮迅速降温。

反美热潮的关键问题在于经济破产和大规模失业。鉴于当前中国民众的特点，大都处于自私羸弱孤立状态，主要在网上叫嚣，不是像拳民那样快速在现实中组织再快速在地区之间连接成片，很容易操控也很容易打压，不用担心像拳匪一样大规模作乱。反美热潮的形成反映全国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义和团化，而其中的关键是经济破产和大规模失业，导致贫困、无出路和无事可做，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快会演变成现实中的各种社会问题，为了生存铤而走险，不惜偷盗抢劫杀戮等。如果能解决破产和失业问题，义和团化自然消失。

但是，从经济视角看，目前的趋势则是倒闭破产速度更快，失业继续加剧，民众更加穷困，越来越多人面临生存危机。义和团化表现出的网络暴民特征正在快速演变为现实中的暴民现象，社会崩溃正全方位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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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6 July 2016

经济视角的反美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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