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 文
好吧，今天专门来谈谈何为汉奸。
《解放军报》近日用整版篇幅来谈“汉奸文化”，说明在一些人心目中“汉奸文化”已成现实问题。毋庸讳言，平日里不少读者也给我贴上“汉奸”标签。比如对昨天刚发的文章，为数不少的读者就作如是反应。
应该说，对这样的称呼，我既感到困惑、不解和小小的不快，又隐隐觉得有点荣幸。所谓汉奸，说一千道一万，必须具备两项条件，有能力，并作出了出卖国家利益行为。就“汉奸”一词的本义，是指出卖汉族利益的人，但现在一般是指出卖中国利益的人。
一些人把我称为汉奸，这就意味着，我有能力，并作出了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刹那间我不由得生出那么点虚荣心——老丁也有能力出卖国家利益了。但接下来就是曼衍而来的不快以及困惑，我老丁何德何能，竟有资格出卖国家利益？吾人既不掌握政治权力，也没接受任何外国的委托干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凭什么把我称为汉奸？
有人会说，你批评权力者就是汉奸，特别是在涉外事务上。确实，在最新的《在南海中国又上了美国的当？》一文中，我据理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对待南海仲裁案问题上，当局在决策体制、厘清战略优先次序、用国内思维处理对外关系三个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对外政策决策失误，彻底输了南海仲裁案这场官司。可能让某些人更加不爽的是，我指出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在这场仲裁后，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国际社会将会普遍认同，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声索不占理。
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研究者，长期的战略观察者，我有一条基本的准则：一切论述都必须基于事实，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研判，不因你是权力者就为尊者讳，也不因你是权力者就求全责备。
这篇文章是应有关约请，对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王江雨教授最近以南海仲裁案为主题进行的演讲所作的点评，并借此机会谈点个人看法。可以说，在一些重要观点上，我和王教授虽是隔海相望，却是心心相印的，不谋而合地认为权力者失策在先，南海仲裁案不利结果在后。
如果你以事实为依据，以批判主义为立场，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指摘权力者的不当作为，并叙述与此相关的客观现实，就是汉奸，那么我想请问，是权力者的脸面和威仪重要，还是你们口口声声的国家利益重要？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重要，还是讳疾忌医，掩耳盗铃重要？
过去的皇权社会帝王常讲一句话，朕即国家，但在如今，这已经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是过时的观念了。“朕”，亦即权力者，可代表国家，但并非就是国家。批评权力者，批评权力者组成的政府，不意味着批评国家，更谈不上所谓的出卖国家利益。
反过来说，和那些动辄维护权力者脸面和威仪，讳疾忌医，掩耳盗铃者相比，据实指出权力者的过失，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利益，是真正的爱国。甚而可以说，在一个普遍以批评权者为汉奸的社会，在一个畏惧于权力者而万马齐喑的社会，敢于直面现实，勇于剖析弊端，直言社会痼疾，评判为政得失者，更难能可贵，更值得爱护和尊崇。
我想这样的批评，这样的爱国，没有胸怀和理想而只顾蝇营狗苟的利益的为政者是看不下去，入不了耳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利用掌握的公权力和相关技术，竭尽全力屏蔽这样的批评。他们可能以为，批评看不见了，问题就不存在了。权力者的脸面和威仪护住了，这个国家就有荣光了。恰恰相反，批评不在了，问题不仅将继续而且势必愈加严重，权力者的脸面和威仪护住了，这国家的未来将愈加黯淡。
近些年来，智库建设被置于国家战略地位，对它的认识不可谓不高，但现实情况如何呢？我想重申一下对当下智库的观点，即我认为他们现在基本上只干两件事，一是解释上意，以圆其说；二是揣摩上意，迎合建议。这种情况不是随着对智库的强调减轻了，而是愈加如此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不是因为他们就没有学者的尊严，就没有学者的智识，而是如同一句老话说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任何一个有点学识的学者，都希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希望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搞研究，做学问，都希望通过智库平台为国家建言献策，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汉奸？有人留言，周永康们才是真正的汉奸。他们是国家的蛀虫，把国家公器当作私物，肆意以权谋私，把国家掏空，伤国家元气，损害国家利益，削弱本国实力，等于是造就了别国的强大，他们要比那些“带路党”更“汉奸”——顺便说一句，这些所谓的“带路党”反对的不是国家，而是权力者。还有人说，那些直接把国土送给别国的才是汉奸。至于哪些国土被无偿送给别国，近代史上比比皆是，互联网上不少此类资料，有兴趣的可以慢慢查。
我想最后说的是，那些堵塞言路，妄图在毫无监督之下为所欲为者，也是”另类”汉奸。因为如此一来，他们不仅不会做出正确决策，而且造成更多失误，更多失败，更多国家利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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