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嵌入生物识别芯片的全国通用的身份证，还是要求怀孕女性获取的“准生证”，中国人习惯了他们私人生活受到权威部门的肆意侵犯。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几乎无形的社会控制机制，管束着数亿城镇居民。那就是档案，即记录着各种平凡琐碎事情的个人文件。档案从一个人上中学时的分数开始记录，内容包括主人公和其他人玩得好不好，并会在他们成年后，列出他们的宗教信仰、心理问题和察觉到的政治问题。
档案会被封存在黄褐色的信封里，上面盖有写着红色“档案”字样的印章。这一制度源于毛泽东时代，记录生活中极私密的细节，由老师、共产党的官员和雇主进行更新，地方上的档案馆、警方或雇主保管。
中国对市场经济的大力接纳，以及外企和私营雇主创造的就业机会，削弱了档案影响一个人的事业的力量。然而，对那些希望在体制内——包括国有企业和银行——谋生的人来说，档案里的一条不良记录可能就会毁掉他们的工作前景。
近年来，不时曝出腐败的学校领导出售尖子生档案的事情，买家是中等生的家长，而这些学生会冒充他人的身份去申请大学。
档案不见了的人，可能会陷入遭官僚体制边缘化的窘境，导致其教育计划被打乱，有时候甚至会被剥夺领取养老金的资格。
不用说， 窥探自己的档案是不允许的。
四年前，如今48岁的藏人作家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偶然间看到了自己的档案。在因为写了支持达赖喇嘛的内容而被位于拉萨的官方机构西藏文联除名后，唯色请一名前同事帮忙，调出她的档案，这样她才能申请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
西藏文联的一名官员把档案交给了唯色的母亲。在官僚体制下，这实属侥幸。
“我母亲拿在手上还没几天，我单位就突然很着急，就让我妈妈赶紧把文件退回去，”唯色在现居地北京接受采访时说。“我妈妈那种年纪的人就很怕这种事儿，都要哭了就。我就说你一定要坚持。”
唯色的朋友、电影工作者朱日坤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他跳上了一辆火车，花了45个小时来到拉萨。几天后，他带着这份文件回到北京，建议拍成电影，让唯色在里头生平第一次大声念出自己的档案。于是，诞生了一部名为《档案》(The Dossier)的纪录片，并于去年在国外多个电影节上展映。
以下是与唯色的对话节选：
问：对外国人来说，很难想象有一份自己永远都看不到的个人档案会是什么感觉。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又是什么样的呢？
答：很多人都不知道档案里面写了什么，但是很多人的一生就被这个档案给改变了。我觉得档案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像一个隐形的怪物一样跟着你。我觉得这个是极权国家的特色。我的档案是从高中时候就有了，我才15岁，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觉得自己的档案会很可怕。
看到自己的档案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很激动啊，因为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啊。就这么厚一点点，也不是很多。我读的时候就一种很荒谬的感觉，特别荒诞。我自己看我过去，15岁的我，我要在自我鉴定里说“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这个档案还包括你家里是什么成分。我的成分很好啊，我的父亲是军人，我妈妈也不错 ，都是共产党员。我成绩还不错，老师评价也都是很好的，这个学生怎么怎么好，虽然有时候不太听话。
等我到了单位上，里面就有评语说“今年表现不错，有10块钱。”我觉得他们完全就是在说一个机器，不是在说我，说的话也都是特别得假。在单位里面也要总结的，在那个总结我就说了一下我是个佛教徒。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一句话，但是我当时还是说了。后来这个档案说我“自动离职”，实际上是他们开除了我。然后这个档案就完了。
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事情吗？
最丢脸的东西是我的总结，那个时候我说“我热爱党，我一想起党就觉得党对少数民族特别得好。（大笑）我要把知识献给伟大的党。”
我个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回顾。这个档案帮助自己返回过去，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好可怜。那么小才十五六岁的孩子，每个人都必须说同样的话，必须都是格式化的，要爱祖国。你都不能有个人的表达。整个就是一个机器嘛！怎样训练成一个机器的过程，完全没有个人自由的意志，完全没有个人的自我。党的权力它就觉得你是不能说真话的，你怎么能说真话呢？所以就开除了。我不想做一个机器，我想说真话。自从我脱离了这个体制，我心灵是自由的， 我很开心。
但你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对吧？你没法出国，还常常被警方软禁或盘问。
是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我从05年到现在，去办了好多次护照，就是不给你办。他们说因为你在公安部的名单里面不能给护照，说是你危害国家安全。
可以认为，在你之前的档案结束时，紧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份档案吗？
嗯，而且你就可以感觉到另外这个档案很丰富啊，因为每次警察找我们喝茶的时候，他们都做笔录啊，嚓嚓嚓不停地写，然后还让我签字。我说我不签，我拒绝签字。
我想看那个档案啊，但是这个只有等到共产政权崩溃的时候吧。我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也许看到会很难受。我想，就像在东德，你会看到有那么多线人在举报，有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我去年回拉萨的时候，我数了一下，我的亲戚朋友被叫去喝茶的，光是拉萨，就有50多个人。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甚至还被打，有的就很不客气，骂、威胁，就因为他们是我朋友。我就觉得很内疚。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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