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了河南兰考县的焦裕禄纪念馆，并且发表了一个纯属说教的、空洞乏力的讲话，重点是1962-1964年间，
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期间的种种“英雄”事迹，“党员干部要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习近平说：“要学习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坚持求真的务实作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精神”。新华社称习近平还写了一首诗呼唤焦裕禄的归来。后者于1964年死在县委书记任上。
根据这些赞美和宣传，习近平似乎准备用焦裕来拯救腐败的中国官场。但在当下中国，重提焦裕禄精神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更别提根除腐败了。
在官方报道中，焦裕禄的一生颇多传奇，很难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据官方报道，焦裕禄生于1922年，早年间贫苦流离，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担任党的低级官僚。1962年起，他开始担任中共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直到两年后死于肝癌。
发生于1958-1962年的大饥荒使几千万人饿死，人们目睹过饥荒的惨状，不可避免地怀疑起共产党的理论和执政能力。在这种状况下，中共特别需要树立一个榜样，来消除怀疑，使人们重归忠诚。
1966 年，即焦裕禄去世两年后，《人民日报》的三位记者到兰考采访了他的事迹，并写出了一篇极为煽情的报道：“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 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 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错了。’”
英雄就这样诞生了。多年来，媒体一直称赞他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在兰考工作期间，他从没休息过一天，他常常忍着饥饿和病痛走访民间。他的事迹还被拍成了电影。焦裕禄成为完美的典范和家喻户晓的名字。
几 千年间，中国一直都有道德造神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也继其余绪，按昭市场细分的原则打造了许多神祗，包括士兵楷模、工人榜样，以及官员典范。其中最著名的就 是士兵楷模雷锋，他死于1962年，死时只有22岁。从他死后，他就成了几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人们被教导要像他那样做好事，并且永远忠于党。
焦裕禄的报道确实曾经感动过许多人。在6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道德”还有其精神感召力，人们对那个“人人平等，物质极大丰富”的未来社会依然抱有幻想，也愿意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而做出牺牲。
但现在，这些老旧的道德楷模已无法引起公众共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官方的宣传，人们对徒具虚名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抱有信心。官员们与“无产”二字相去甚远，有些甚至已经成了富可敌国的富豪，遍地的腐败甚至动摇了人们对更高领导层的信心。
官员们也不再相信这个体制。许多人已经成为所谓的“裸官”，其家人甚至亲戚都已移居国外。近年来，携带非法所得外逃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腐败已经蔓延至各级机关。
习近平如果真想遏止腐败，就必须让官员受到制度化的监督，而不能仅仅是党内的、“左手反右手“式的监督。他应该允许司法机关独立侦办贪腐案件，应当允许媒体自由地报道贪腐案件，也应该让公民负起监督官员的责任。
但习近平的政府并未理会让政府更透明的倡议。
就在习近平造访焦裕禄纪念馆前不久，法律学者许志永被北京一中院判处四年徒刑，此外还有丁家喜、赵常青以及更多的人。这些人之所以身陷囹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求中国官员公示财产。
在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确实逮捕了一批贪腐官员。但一面号召官员学习焦裕禄的廉洁无私，一面却把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人捕尽打绝，我忍不住想问：中国政府是真想惩治腐败呢，还是只想做做样子，告诉世人“这是个有道德感的政府”？而这种所谓的反贪，其实不过是权力斗争。
焦裕禄生前没能改变兰考的贫困状况，身后也不可能遏止中国官场的腐败。而我相信，即使焦裕禄活在今天，他也不可能再像当初一样生活，更可能变成一个贪官——他的权力不受监督，他的同僚都在牟利，整个社会都在崇拜金钱，他为什么还要穿那双“补了又补”的破袜子？
慕容雪村是作家，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以英文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译文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习近平说：“要学习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坚持求真的务实作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精神”。新华社称习近平还写了一首诗呼唤焦裕禄的归来。后者于1964年死在县委书记任上。
根据这些赞美和宣传，习近平似乎准备用焦裕来拯救腐败的中国官场。但在当下中国，重提焦裕禄精神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更别提根除腐败了。
在官方报道中，焦裕禄的一生颇多传奇，很难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据官方报道，焦裕禄生于1922年，早年间贫苦流离，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担任党的低级官僚。1962年起，他开始担任中共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直到两年后死于肝癌。
发生于1958-1962年的大饥荒使几千万人饿死，人们目睹过饥荒的惨状，不可避免地怀疑起共产党的理论和执政能力。在这种状况下，中共特别需要树立一个榜样，来消除怀疑，使人们重归忠诚。
1966 年，即焦裕禄去世两年后，《人民日报》的三位记者到兰考采访了他的事迹，并写出了一篇极为煽情的报道：“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 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 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错了。’”
英雄就这样诞生了。多年来，媒体一直称赞他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在兰考工作期间，他从没休息过一天，他常常忍着饥饿和病痛走访民间。他的事迹还被拍成了电影。焦裕禄成为完美的典范和家喻户晓的名字。
几 千年间，中国一直都有道德造神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也继其余绪，按昭市场细分的原则打造了许多神祗，包括士兵楷模、工人榜样，以及官员典范。其中最著名的就 是士兵楷模雷锋，他死于1962年，死时只有22岁。从他死后，他就成了几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人们被教导要像他那样做好事，并且永远忠于党。
焦裕禄的报道确实曾经感动过许多人。在6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道德”还有其精神感召力，人们对那个“人人平等，物质极大丰富”的未来社会依然抱有幻想，也愿意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而做出牺牲。
但现在，这些老旧的道德楷模已无法引起公众共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官方的宣传，人们对徒具虚名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抱有信心。官员们与“无产”二字相去甚远，有些甚至已经成了富可敌国的富豪，遍地的腐败甚至动摇了人们对更高领导层的信心。
官员们也不再相信这个体制。许多人已经成为所谓的“裸官”，其家人甚至亲戚都已移居国外。近年来，携带非法所得外逃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腐败已经蔓延至各级机关。
习近平如果真想遏止腐败，就必须让官员受到制度化的监督，而不能仅仅是党内的、“左手反右手“式的监督。他应该允许司法机关独立侦办贪腐案件，应当允许媒体自由地报道贪腐案件，也应该让公民负起监督官员的责任。
但习近平的政府并未理会让政府更透明的倡议。
就在习近平造访焦裕禄纪念馆前不久，法律学者许志永被北京一中院判处四年徒刑，此外还有丁家喜、赵常青以及更多的人。这些人之所以身陷囹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求中国官员公示财产。
在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确实逮捕了一批贪腐官员。但一面号召官员学习焦裕禄的廉洁无私，一面却把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人捕尽打绝，我忍不住想问：中国政府是真想惩治腐败呢，还是只想做做样子，告诉世人“这是个有道德感的政府”？而这种所谓的反贪，其实不过是权力斗争。
焦裕禄生前没能改变兰考的贫困状况，身后也不可能遏止中国官场的腐败。而我相信，即使焦裕禄活在今天，他也不可能再像当初一样生活，更可能变成一个贪官——他的权力不受监督，他的同僚都在牟利，整个社会都在崇拜金钱，他为什么还要穿那双“补了又补”的破袜子？
慕容雪村是作家，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以英文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译文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18/c18mur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