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i-hung KWAN
日期：2014年4月4日(日語原文發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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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在2014年3月向全國人大提交的工作報告制定了一系列的2014年主要經濟目標（見表一）。最值得注意的是，實質GDP的增長目標是“7.5%左右”，和2013年的目標一樣。可是，因為有持續的勞動力短缺這一重要限制，人們認為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大幅下調。此外，可以實行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空間不大，政府想要達到它訂立的增長目標也許會有困難。
表一：中國的主要經濟目標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2013-2014年度政府工作報告》，《關於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以及《關於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等文件內容編纂而成。
強調通過經濟增長創造就業
總理李克強對制定7.5%增長目標的理由解釋如下：
“我們把增長目標設定在7.5%左右...既為了創造新的市區工作崗位，也為了向從農村到城市找工作的民工提供機會...最終...確保市區和農村的收入增加，人民生活得以改善。達致今年經濟增長目標的有利因素很多，但要落實這個目標，我們必須下苦功。”
在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言時，李總理說，增長目標為7.5%左右這句話中的“左右”表示，“這目標有彈性，我們可以接受”稍高或稍低的實質增長率。他沒有就可接受下限提出任何具體的數字。然而，他說GDP的增長需要“確保大致上的全民就業，並實現人民收入的合理增長”，因為“每一年，我們需要增加超過1000萬個市區的工作崗位，為大約6至7百萬農民工提供市區的就業空間。”（註一）
與此同時，李總理在2013年10月21日於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大會上發表有關經濟狀況的講話中提到，需要大約7.2%的經濟增長才能每年增加1000萬個就業機會。
把這些評語並列，看來，可接受的最低經濟增長率是7.2%。（註二）
勞動力短缺作為增長的主要制肘
因此，在制定經濟增長目標時，中國政府在可能的情況下最大限度考慮了保障人民就業這點。但是，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15至59歲）自2012年起開始下跌，在大量勞動力移居城鎮的背景下，農村的過剩勞動力已經用盡了—也就是說，中國已經到了它的劉易斯拐點。結果是，中國現在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而這又倒過來限制經濟增長。
事實上，城鎮的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the job-offers-to-seekers ratio, 工作機會/求職者人數）在2013年第一季度錄得有記錄以來最高的1.1，儘管當時的GDP增長維持在7.7%。考慮到就業崗位的數目（勞動力需求）比求職者人數(勞動力供應)顯著多出10%這點，中國目前的潛在增長率可能跌至7%左右，比7.7%的實質經濟增長率低。
圖一：儘管經濟增長放緩，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仍然高企—顯示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顯著下跌
註釋：上圖顯示的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其計算方式是把中國大約100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所列之工作崗位數目除以求職者人數。
來源：作者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資料編纂而成。
正如日本在1980年代晚期的泡沫經濟經驗所示，以實施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式來達致高於潛在增長率的增長目標可能會使經濟不穩。在中國，從房地產價格攀升，地方政府債務飛漲，以及影子銀行的急速增長可見，一個泡沫的明確徵兆已經開始顯現。為了避免即將爆發的危機，中國政府將會被逼優先實行壓縮泡沫的措施，並暫緩刺激經濟。因為這點對經濟增長的制約，預料中國在2014年的GDP增長將下調至7%左右，低於政府的目標。
註解：
（註一）在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總理依據2013年實質達到的1310萬新增就業機會數量，把今年城鎮地區的新增就業機會數量定為1000萬。可是，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指出，城鎮的新增就業統計存在量度誤差，包括對農民工的重複點算，而2013年數字有可能估算過高。參見蔡昉，“劳动人口负增长下的改革突围”，《上海證券報》，2014年3月20日。
（註二）：在這個講話中，李總理也提到，因為近年的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服務產業的快速發展，GDP每增加1%，相應增加的新工作崗位由過去的100萬上升至130萬至150萬。這固然會對政府創造新增工作崗位的壓力有所緩解。可是，完全依靠這個是不行的，因為這同時顯示勞工生產力的增長減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