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25 April 2014

BBC：新疆维汉两族那道无形的墙

自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由维吾尔族发动的所谓“恐怖暴力”事件频传，对象从警察机关、天安门等象征国家权力的“点”，扩大到一般民众的“面”，范围则从新疆本地扩散到北京、甚至大家意料之外的昆明。
中共把事件定性为“恐怖攻击”，元凶指向疆独组织，背后不排除有国外势力介入。假如这是事实，孕育疆独的土壤是什么？为什么疆独势力会在改革开放30年，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之际甚嚣尘上？
无形的墙
去过新疆的人多少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社会氛围：维族与汉族之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墙，人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各自过活，彼此间形同陌路，绝少交谈，仿佛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离婚夫妻。
在汉维人口比例接近的乌鲁木齐，乍看之下跟内地城市一样高楼林立、塞车严重，但如果转到维族聚居的山西巷、二道桥一带，就像突然进入另一个时空，满 街维文广告牌，无所是事的维族青年到处都是，汉人几乎不会走进这里，维族餐厅的菜单上没有汉文，服务员也一句汉语都不会，拥挤破败的市容，似乎和高歌前进 中的城市毫不相干。外地人要造访这里，一般会被当地汉人善意劝阻：“小心你的包”“那里都是维族人，最好别去。”
到了以维族为主要人口的南疆，无形的墙更是高耸。喀什、库车、莎车这些城市规模大小不等，但维族人口都在90%以上，一个外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是，这些城市都有老城区与新城区，区隔新与老的不是时间，也不是铁丝樊笼，而是民族人文。
新城与老城的界限同时也是汉维、人均收入高低、开放还是保守的界限。新城区的市面与一般内地县城差距不大，现代化商场林立，街上不乏打扮时髦的汉 人；老城区则几乎没有汉人，甚至也难得看到穿牛仔裤、露出臂膀的人，步调缓慢，驴车当道，同时还有尘土飞扬的巷道、乞丐和清真寺。
区隔新城与老城的不是铁丝樊笼，而是民族人文。
维汉之间的民族壁垒其来有自，清朝乾隆皇帝在新疆采取“分城而治”的隔离政策，他在维族聚居的城市大兴土木建造新城——也就是汉城，专供汉人居住， 原来的老城则为回城，汉人不准进入，两边百姓非经申请不准往来，必要的贸易则在两城中间择地择时进行。汉回各过各的政策，在严刑峻罚下被严格执行了百多 年，汉族人与回族人中间的那堵墙就这样落实了。
有形到无形
几百年过去，真正的墙再难寻觅，却逐渐从有形到无形，从外在变内在。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强烈感受到无形的墙的存在，说明中共治疆半世纪，并没有使汉 维之间更加认识对方。现实是：社会优势让汉人不需要学习维语，更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致使一般汉人对维族停留于能歌善舞的想象。
现代维吾尔族大约是九世纪北方的突厥人南下与当地白种人混居融合而来，在血缘、语言、气候与文化风俗上，与中亚比较接近，一直到今天，陌生的维吾尔人与土耳其人相遇，彼此沟通还能互相听懂50%以上，共同的伊斯兰信仰更让他们在心理上互相亲近。
相反，他们与同处一地的汉人却形同陌路，信仰与风俗在主流社会中长期受到的压抑，更加深彼此的鸿沟。在这个背景下，当内地疯狂的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列车开进维族生活的腹地时，终于把维族推向深渊。
市场经济鼓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新价值，但是，离开土地的维族青年与汉人大不相同，语言与教育程度劣势，让他们难以在城市–即使是自己的城市–与汉人公平竞争。
举个例子，观光客到乌鲁木齐必逛的国际大巴札，这是个主打维族风情的商业街，但是，商业街的老板是汉人，大部分摊商也是，只有少部分是汉语流利的维 族，因为租金价格不菲，消费者也都是汉人；在库车、阿克苏等城市，维族聚集区也开始开发拆建。问题是，高昂的房价不足以让拿到补贴的维族人在原地安居，迫 使他们从城里转移到城市边缘自己搭建房子，结果，维族人就这样在自己的城市里被边缘化了。
本来，维族对内地改革开放的反应就慢了好几拍，所以他们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长期扮演边缘脚色，倒也无人置喙，一旦同样的劣势发生在汉人仅占极少 数的家乡，也就是说，当维族人连在自己的城市里都处于边缘角色时，他们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社会竞争的弱势，而是民族存亡的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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