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章晉先生的一篇舊文，從一名旁觀者的視角分析維吾爾社會內部現存的問題及原因。
或者可以說，黃先生可能是少數最了解維吾爾族的漢族人之一。這不只是對黃先生的褒揚，更呈現了一個問題：如今，網絡和社會充斥了對新疆和維吾爾的誤解和偏見，但，我們真正對兄弟民族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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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章晉資深媒體人來源：《財經》
2012 年12 月3 日，湖南嶽陽市平江縣村民凌某在購買切糕時與維吾爾族商販發生爭執並引發群毆事件。事後，岳陽市公安局公佈對此事件處理結果，凌某需賠償維吾爾商販16 萬元，引起網友的強烈關注。
新疆民族問題向來十分敏感，特別是2009 年烏魯木齊75 事件之後，中共對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級，外界較少能夠了解新疆維族社會的真實狀態。
16
萬元切糕賠償事件作爲一個熱點或將很快淡出公眾視野，但它在被公眾討論時，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視爲這個社會創口的矛盾和問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隨時會爆
發。
“新疆小偷”、“切糕黨”這類標籤在內地漢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現的是中國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問題和由此帶來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維吾爾世界，小偷和
切糕黨，似乎更應歸類爲馬爾薩斯陷阱的一個表徵，在我看，它是一個遠比內地漢族社會與新疆人關係如何更爲重要的問題。
或許用新疆維吾爾傳統社會正陷入一種瀕臨瓦解崩潰的危局來描述有誇大事實之嫌，但極高的失業率、嚴重的吸毒販毒、愈來愈多人群深陷非正當營生、地下
宗教的迅速抬頭、社會道德瓦解、艾滋病氾濫等現象，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可將之描述爲一場嚴峻的社會危機。而切糕黨、小偷僅僅是這個危機溢出到內地
的一部分。內地人能看到的，僅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內地的維吾爾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黨這個問題時，會反覆強調說，這不是維吾爾人的全部，維吾爾人不應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視這類正在日益腐蝕維吾爾社會肌體的現象，尤其是它背後整個的社會危機，維吾爾社會很快會變成一個讓人痛惜的沉淪的民族。
民族政策掩蓋維吾爾社會危機在新疆維吾爾主流社會，對各種在內地謀生的維吾爾人統統用“口里齊”這個稱呼，“口裡”即內地，“齊”即漢語中者的意
思。對那些在內地從事正當職業的人來說，被人稱呼爲口里齊是個非常鬱悶的事，因爲它帶有強烈的貶義色彩，暗示是不良職業從業者。對熱愛商貿的維吾爾人來
說，並無輕視小商販的傳統社會成見，對口里齊的成見則來自這個群體極大比例在從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動。因爲他們太熟悉知道周圍某個並無一技之長的人從內地回
來後突然富起來是因爲什麽原因。而南疆的舊手機市場上，那些手機來自哪裡，早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對在內地的維吾爾知識分子來說，往往他們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動的普遍程度，要明顯高於漢族社會，因爲他們才能更敏銳細緻地發現哪些小食品
店表面上是在賣餐飲，實際上底下是在販毒或做盜竊團伙的活動據點。而流浪兒的小偷問題，也不僅僅只是拐賣和扒竊，還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問題。
官方習慣性的報喜不報憂，甚至諱疾忌醫地打擊社會問題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維吾爾知識分子群體只能在每一輪類似問題發酵在輿論被引爆時進行被動解釋
時，漢族社會看到的新疆問題只有兩個方面：東突問題、犯罪問題，而上述問題真正的社會土壤：維吾爾族的社會危機幾乎無法進入公眾視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漢族人已經在內心裡認爲，維吾爾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許多現在宣稱是新疆問題研究者的人，其言語中流露出的觀念也是如此。我
最擔心而且認爲事實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種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團會普遍認爲，維吾爾社會如此嚴峻的社會問題（這顯然未必是他們最在意的工作），僅僅是
因爲維吾爾人自身的問題，比如他們的文化傳統，比如他們的宗教信仰。
這種觀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爲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現在嚴峻的社會問題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與內地警方對自己眼皮底下從事非法活動的維吾爾族人群視而不見且禁止公開討論一樣，說是爲了“不傷害民族感情”。
如果將來注定有更大的災難，我想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
人口和就業的雙重壓力新疆維吾爾社會今日面臨的問題，是生活在傳統農業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完全無法融入現代社會，按照民族大學伊力哈木先生的說法，就是無法由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社會轉變爲現代工商業社會。
維吾爾族的絕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萬人密集居住在幾片互不相聯的綠洲中，人地矛盾極爲突出。維吾爾族社會平均年齡大大低於漢族，而青少年幾乎找不到進入現代工商業的就業機會。南疆小縣城
裡，因爲大量年輕人無所事事，遂有了台球愛好者佔人口比例也許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觀。
此外，內地的廉價而豐富的物資以及規模化的資本在改善其生活質量的同時，也對城市傳統手工業和商業爲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衝擊。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是新疆維吾爾社會危機的物質因素。
道德和傳統價值崩塌
同樣嚴重的是精神因素。現代生活方式和觀念的流行和影響，迅速在維吾爾社會依照年齡和身分（吃國家飯與靠自己的雙手吃飯），形成了巨大的觀念鴻溝。
維繫一個社會穩定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潰，或轉身更虔誠地投入宗教的懷抱以尋求慰藉。傳統維吾爾社會，阿訇或“長老”是道德秩序的
體現者和維繫者，今天舊城改造和社會組織的重構，使這種基於熟人社會的道德和價值體系早已無法維繫。像吸毒販毒問題，在第一波經商致富者出現時，就開始出
現並四處氾濫。
精神危機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維吾爾社會，一方面在鄉村和一些城鎮，有著遠比內地漢族社會更淳樸和善良的民風，另一方面，社會風氣和道德敗壞，同
樣遠非漢族社會可比。切糕黨、小偷、販毒、賣淫等現象，帶有極大的地域性特徵，甚至對當地不同職業的居民收入對比，都構成了極大影響。這不能不認爲是道德
和價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壞車示範效應。
不能不提的是，面對現代化衝擊的恐慌，對社會禮崩樂壞的排斥，愈來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懷抱以求寧靜，這種劇烈的變化，甚至可以從最近幾年人們服
飾妝扮的變化看出來。宗教的抬頭當然會被地方政府視爲不安定因素，強力打壓就順理成章在所難免，而民族矛盾的進一步緊張對立則是勢所必然。
我個人認爲，所謂的東突分離主義遠沒有人們通過官方描述想像得那麽嚴重，但複雜深切的民族矛盾卻要比我們所能感受到的要廣泛得多。甚至我曾從內地民
間反扒小組那裡聽來這樣的故事，他們在抓獲小偷後，居然有人跑來要人，且聲稱偷點東西爲什麽要抓，你們從新疆搶了那麽多東西，我們偷幾個手機有什麽不可以
的。犯罪活動爲自己尋找到了政治上的正當性，你難道僅僅是將之視爲一種狡辯麽？我聽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內地協助打擊小偷的維吾爾族警察，從一個受
強烈民族自尊心驅使的盡職盡責試圖拯救墮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於絕望壓抑最終變成有一大幫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敗社會”
今日中國深陷嚴重社會危機的，並非只有維吾爾族，像大批人進入內地從事非法活動的問題，當然遠非維吾爾人，只不過由於維吾爾人在語言上異於漢人，更
容易被觀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類問題，只會在警察那裡因爲犯罪登記時被注意到，地域性的問題也很難像維吾爾族那樣上升爲對整個民族的印象。社會問題帶有
強烈民族性的並非只有維吾爾族，四川涼山州的彝族，問題還要嚴重得多。
但兩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賣在內地從事扒竊甚至入室搶劫。據一位從事相關領域工作的專業人士統計，涼山被抽檢到的孕婦中，HIV 感染者比例已經接近10%。僅從這個數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來看，說它是個失敗社會應無不妥。
兩者對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傳統社會生活方式和生産方式在受巨大衝擊的同時，都無法有效融入現代社會，或者更準確地說，無法進入漢族人主體的社會分工當中。涼山州彝族社會的問題更大，或許是因爲其人口總量較小，原有的社會組織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們當然可以將這種無法有效融入歸結爲那些可以看得見的直接因素，語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所以，在新疆，一個補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廣雙語教育。
我們即便不談雙語教育實質上更像強推漢語教育，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備師資力量的部分貧困落後地區實際上兩種語言都無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
擔心它最終的效果。尤其是，雖然官方大力推行雙語教育，但教育資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極大不平衡的局面並無根本改觀。如果涉及到一個傳統生産生活的民族在現代
化轉型過程中，觀念重建、價值重建的種種困惑，這個問題就要更爲複雜而艱難。
就今日的漢族社會而言，雖然轉型痛苦尚不算嚴重，但從精神和價值上而言，還不能認爲已走出前現代社會。而面臨著現代化與漢化無法區分困境的維吾爾精
英（官方推進的現代化顯然就是漢化），在平衡現代與民族傳統上，要解決的問題複雜得多。何況，他們只能自己呆在家裡獨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中，這種公
開討論不可能存在。
至於那些物理上遠離現代社會的維吾爾農民，其實在1980
年代後期開始，就已註定在信息上與現代文明絕緣。此前，官方在民族問題上的投入，以及漢語世界本身搭載的現代信息和觀念就少，維吾爾語和漢語作爲渠道，在
接受現代信息上差別不算太大，但此後，市場的偉力使漢語成爲一個搭載現代信息和觀念極高的平台，至於維吾爾語，嚴厲的市場管制和官方投入的減少，維吾爾人
已很難從其精英那裡獲得現代信息。他們是一個被飛速發展的中國社會拋棄的人群。小偷和切糕黨，是這個社會能自發找到的極少數融入其中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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