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瑋熙: 改革歧路：朱嘉明談中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上）

曾擔任趙紫陽經濟智囊、有「改革四君子」之稱的中國經濟學家朱嘉明教授，日前訪問中大，就題目《中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發展及其運行》進行演講。這場演講，可謂本地中國研究的重頭戲，先不說講者來頭，題目本身已經吸引。

講座未開始講堂已座無虛席，觀眾甚至要坐到樓梯上，陸續連門口也站滿了人。朱教授是19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推手，曾擔任趙紫陽「三所一會」中「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副所長，對當時趙紫陽的經濟政策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八九民運中，與陳一咨等人起草《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堅決反對鎮壓學生。六四後被清算，至今一直流亡海外，曾擔任海外民運負責人，現任教於維也納大學。

最近朱教授刊在《共識網》的一篇訪談錄(1) ，廣為內地知識界傳閱，一石激起千重浪，他提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因而引起了熱論。這次演講，觸及的問題甚廣，包括中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定義、起源、歷史條件、制度、運行機制以及影響，意義深遠。筆者認為這種模式甚至與近年經濟「被規劃」的香港息息相關，這裡希望分兩次整理演講的重點，供主場讀者參考。

朱起首便指出，現在的中國，不是社會主義，不是自由市場，也不單純是外界所認為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這是一種國家與私人資本結合而形成的壟斷經濟模式，國家官僚的角色是資本家，他們通過直接控制國家體系壟斷主要經濟產業，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並保持一定的政治社會穩定，從而賺取高額的壟斷利潤。這種模式實際上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升級版，兩者的不同是程度上的分別。

國家資本主義由國家主導市場，但並非壟斷。然而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中，基本上所有經濟力量都可以追溯到國家的壟斷資本，當中最主要的資本和土地供應，也是國家所壟斷的。中央政府的角色，其實就是比李嘉誠更厲害、壟斷更深、更廣的資本家。

這種現象是世界經濟史上獨一無二的，朱教授這樣說。其實只要看內地的汽車、石油、能源、鋼鐵、金融、電訊等行業，背後支配著的，都是巨大的國家資本。即使1990年代中期朱鎔基主導了龐大的國企改革，政府摒棄的只是無關痛癢的中小國企，騰出的空間讓民營企業取而代之，但對於一些關乎戰略、資源、民生的行業，國家壟斷卻有增無減。那麼，中國是如何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過渡為目前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朱教授說，目前的現象，是毛時代公有制異化出來的結果。1978年前的公有制否定了私人資本，奠定了「全民經濟」，但所謂全民，其實只是經濟主導權牢牢控制在國家手裡。譬如土地公有制，說是公有，但發展一塊地是無需征求你同意的。改革開放後，計劃經濟褪色，鄉鎮、民營企業進場，市場經濟由農村走入城市，但經濟改革到六四鎮壓過後的1990年代卻出現逆轉，市場化連同政治改革一同停頓，相反的，是國家逐漸建立起絕對的經濟主導權。怎樣主導？就是通過控制貨幣、資本、土地，以控制資本和生產資料的供應。

土地沒有隨著改革開放而私有化，反之是國家一直壟斷了土地供應，供地予私人企業、地產商，完全是政府官僚的決定。在土地公有制、產權模糊不清的情況下，地權沒有保障，政府強行徵地不是非法，而是無法可依。人民買樓付的不是地價，而是地租。天價買豆潤大的地方，地方只是租用，捆綁的卻是一輩子的經濟自由，甚至窒礙了整個中產階級對社會改革的渴望。就像香港，但內地地產霸權背後的背後，不是地產商，而是中央政府。

那麼，哪來的錢買樓？在內地買樓，同樣要去銀行借房貸。但銀行的銀根哪裡來？朱指出，國家壟斷的除了土地，還有貨幣供應，更重要的是貨幣轉換為資金的過程。經濟學告訴我們，資金轉換需要商業銀行作為中介，在市場經濟體系，私人銀行以存款轉換為投資推動資金流動，中央銀行（形式上獨立於政府）則透過利率、存款預備金調節。在中國，則是透過國家直接控制商業銀行，而完成資本轉換的過程。

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都不是私人企業，而是國家出資的金融機構，其中工行、建行、中行、農行以及光大銀行，背後大股東均為中央匯金投資公司。匯金則由中國投資責任有限公司全資控制，中投是政府2007年成立的主權基金，由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15500億元人民幣成立，形式類近新加坡的淡馬錫和政府政府投資（GIC），隸屬國務院(2)。  換言之，控制這些商業銀行，正是通過巨額發債注資。結果是，這些商業銀行的角色幾近國家部門，它們的投資取向、借貸對象，均在國家官僚的權力範圍之內。

隨之而來的，是金融海嘯以後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尤其是近期匯改導致外匯儲備水浸，迫使央行大量對市場「泵水」，資本供應居高不下，預計2012年貨幣供應量（M2）佔GDP 2.5倍，是同樣實施貨幣寬鬆政策的美國的4倍、日本的2.5倍，數字驚人。

問題是，在國家壟斷經濟和政治的結構下，大部分資金通過國家控制的商業銀行流入大型國有企業的口袋，國有部門因而獲得廉價資金，以致政府投資佔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越來越高。民營企業要獲取資金，除非依附在國家資本上，否則寸步難行，去年起內地股市更出現A股排隊上市的情況，原因是政府拖慢審批。如此種種，在2008年的四萬億刺激經濟方案中，資金大多流入國有企業，只有少部分落入民營企業或私人家庭，可見一斑。

在民主國家，這或許只是資金過剩的經濟問題。但在實行「黨國體制」的中國，這是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國家壟斷一切權力，不受任何政治監督；利益集團通過控制國有經濟上下游產業鏈，將公有財產「合法地」轉化為家族、門閥和私人資產，官僚一夜之間堆積的財富，不知是老百姓多少輩子累積的努力。就連外界公認為最有決心推動政治改革的卸任總理溫家寶，最近也被《紐約時報》揭露其家族成員擁有近170億元人民幣的資產王國。官富民貧，衍生了極為廣泛的仇富現象，也誘發了越來越多的群眾性事件。朱教授意識到，這是最嚴重的社會危機的根源所在。

通過支配金融、土地以及主要經濟領域，國家壟斷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的20多年來基本成形，奠定了今天一切經濟活動均離不開國家資本的局面。朱教授的演講精彩詳盡，本文未能盡錄。下文將會分析其他朱嘉明觸及、或引伸的問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建基於甚麼制度？人民要為此付出甚麼代價？對近年被納入國家規劃的香港有什麼影響？

註：

1)朱嘉明，《中國改革的道路－朱嘉明先生訪談錄》，來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article_2012110370279.html; 內地轉載版本經過刪剪，原本可參考朱嘉明，《中國改革的歧路》，台北聯經，2013年1月初版；

2)截至2012年6月底，匯金公司控參股機構達20家，其中包括6家銀行、3家保險公司、7家證券公司、4家其他機構；參股機構資產總額為65萬億元，淨資產總額4.2萬億元。資料來源：http://finance.china.com.cn/money/insurance/bxyw/20121219/1196093.shtml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03/blog-post_56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