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新民粹主义者却不同，他们所批评的远远超越了某个具体公司或银行，他们批评全球化是基于大量商品、金融资本、观点和人力进行国际交换的系统；他们经常坚持民族认同，谴责民族文化传统的丧失；他们谴责麦当劳，不是因为汉堡不健康、容易导致肥胖，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外国口味；他们认为好莱坞浅薄、轻率；他们对现代性恶言相向并怀念过去的美好日子，即使他们不具体描述那些好日子是什么时候、究竟有多好、什么人享受到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新民粹主义者反全球化的言辞变得更强烈。”
新民粹主义的政策
当前的民粹主义，或者新民粹主义，也强烈批判私有部门、外资公司和多边机构，将其视为导致包括严重的不平等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根源。新民粹主义领导人也拥有鲜明的魅力型人格，倾向于在传统政党建立的渠道以外活动，为赢得其对自身倡议的支持而直接面向民众。但是，在新民粹主义和传统或历史民粹主义之间，仍然存在一些重要区别。第一，新一代民粹主义领导人——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和巴拉圭的卢戈——并不强调一下子实行彻底的扩张主义财政与货币政策，他们也未大量而不可持续地增加公共部门的工资，至少作者写作本文的时候还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当前一拨的民粹主义者似乎认识到了保持某种程度的审慎财政政策及适度低水平的通胀（当然，在何为“适度低水平通胀”的问题上，会存在争论。多数拉美左翼政治家愿意容忍8%至15%范围内的通胀，而多数市场导向的政治家则致力于将年通胀水平控制在5%以下）的必要性。
现在谈论这些民粹主义政治家会不会（或能不能）在严重衰退期或当（或者假如）商品价格急剧下降时维持审慎财政政策，还为时过早。在2011年初，有迹象表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已悄悄滑向传统民粹主义。这些国家是否会经历上文提到的最终会处于困境的民粹主义循环尚待观察。
新民粹主义与传统民粹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区别与获取政权的方式有关。许多传统民粹主义者通过非民主的方式获取政权或继续保有政权。巴西的瓦加斯、阿根廷的庇隆、智利的坎普（20世纪20年代末）、秘鲁的阿尔瓦拉多和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都是例证。相反，正如政治科学家马约尔加（RenéMayorga）和沃克（IgnacioWalker）强调的那样，所有新民粹主义领导人都通过民主程序上台执政。
新民粹主义者与传统民粹主义者的第三个区别是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不同。传统民粹主义领导人，从瓦加斯到庇隆，从阿连德到加西亚，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经常批评外国投资者，在很多案例中，还对外资企业进行了国有化。但是，新民粹主义者却不同，他们所批评的远远超越了某个具体公司或银行，他们批评全球化是基于大量商品、金融资本、观点和人力进行国际交换的系统；他们经常坚持民族认同，谴责民族文化传统的丧失；他们谴责麦当劳，不是因为汉堡不健康、容易导致肥胖，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外国口味；他们认为好莱坞浅薄、轻率；他们对现代性恶言相向并怀念过去的美好日子，即使他们不具体描述那些好日子是什么时候、究竟有多好、什么人享受到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新民粹主义者反全球化的言辞变得更强烈。
至少到目前为止，新民粹主义者不是用过分依赖财政赤字去重新分配收入，而是强调政府的干预、控制、限制是引导收入流向特定群体的一种方式。例如，委内瑞拉将严厉的控制作为使通胀在可控范围之内及减少食品成本的机制；阿根廷的外资公司被收归国有，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试图夺取利润并提高工人工资；阿根廷违背了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的合同，将其作为控制电气关税进而获得中下层阶级支持的一种手段；一个外汇交易黑市在委内瑞拉迅速发展；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物价维持在人为水平；作为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提高了进口关税；为了扩大税收以给社会计划提供资金，阿根廷一再提高出口关税；委内瑞拉创立了一种类似古老的易货贸易的货币体系；每个尝试民粹主义的国家的私有部门都以不同的方式遭到骚扰。
不平等与拉美的新民粹主义
与新民粹主义者所主张的恰恰相反，拉美的不平等不是华盛顿共识，也不是全球化或市场力量或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改革的结果。不平等是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从那个时期的产品的角度来理解。
早在18世纪，南北美的生产科技已经出现明显区别。这些差别影响到了财富的分配，也影响了在两个美洲演化的制度类型。例如，在拉丁美洲，糖业和矿业都非常重要，都雇用了大量非技工（合同工及奴隶），耗费了巨额资金。这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控制大矿产和大庄园的家庭手中。相反，北美殖民地，尤其是新英格兰，主要农作物对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要求更高。在北美北部殖民地，土地所有权是广义的、普遍的，有助于创建一个更为注重人人平等的社会，以及形成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描述的更为宽广的制度类型。在北美的南部殖民地，即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作物和生产技术与西班牙殖民地类似，财富的分配以及在18、19世纪发展形成的制度也是如此。直到内战创伤以后，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就人均收入和社会条件而言，南部诸州开始趋近于其他各州。
南美殖民地财富的分配受到西班牙国王将土地分给新殖民者的方式的极大影响。作为对他们服务的奖赏，在土地不得闲置的条件下，私有财产被授予特定个人。为了更好地占有其属地，新主人不得不住在其间并开发他们的土地。此制度被人们称为“家庭和工作（moradaylabor）”或“家庭和耕作（casaylabranza）”，可翻译为“宅基地和工作”。但是，西班牙国王是如何监控土地是否确实被耕作或土地所有人是否居住在他的属地的，却不是很清楚。后来，开发土地的概念变得非常灵活。多数情况下，有一小块蔬菜花园，或随处散养一些小动物就足够了。在18世纪的拉美，广袤土地即大庄园的主人不在其属地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
据政治学家塔图·哈宁（TatuVanhanen）的观点，在19世纪拉美的多数国家，由家庭拥有并耕作的农场不到可耕种土地的5%——阿根廷的家庭农场仅占总土地的5%，巴西、哥伦比亚均为3%，墨西哥仅有2%。相反，美国家庭农场的比例为60%，而加拿大为64%（哈宁将“家庭农场”定义为，雇工不超过4人的农场）。
以广阔的大庄园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度得到领主制的补充，该制度是用来帮助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的。大量印第安人被分给某个殖民者。只要他给他们提供食物、住所，并向他们宣讲福音，该殖民者就可以让这些印第安人在他的土地或矿场里工作。尽管西班牙国王规定，每个领主拥有的印第安人不能超过3000个，但此规定很少得到执行。很多地方，一个领主控制的印第安人超过了3万。例如，16世纪中叶，今天尼加拉瓜地区的罗德里格·康特雷拉斯。土地的不平等分配也因禁止土地所有人分割自己的领地并阻止年轻的兄弟姐妹继承土地的立法而得以永久化。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由印加人创立的“米塔”（mita）制度被西班牙殖民者作为开采银矿的廉价方法加以采用。虽然国王要求应该给“米塔”制下工作的印第安人支付报酬，但其数量却微乎其微，工人的生存条件也非常悲惨。该制度直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玻利维亚和秘鲁独立时才被废除。
一直以来，制度和经济政策对保持权力的历史结构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贡献颇多。斯坦利（StanleyL.Engerman）和肯尼思（KenethL.Sokoloff）认为，南北美教育演变的不同方式明确阐释了此问题。在北美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南美的教育却极度落后。例如，20世纪早期，美国的识字率约为90%；而阿根廷只有52%，玻利维亚仅为17%，智利是43%，哥伦比亚是32%，古巴是41%，墨西哥是22%，乌拉圭是54%。
20世纪60年代的争取进步联盟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是通过一系列旨在推广教育、改善公共卫生及以市场为基础推进土地改革进而将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方案来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困。但是，在随后的30年中，尽管一些国家推行了土地改革，不平等却未见任何明显削弱。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初之间，在墨西哥以外的拉美各国，以基尼系数测量的收入分配甚至变得更为不平等。即使20世纪50年代在基尼系数上与西方民主国家类似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其收入分配也变得明显不同。尽管存在一些成就，墨西哥1992年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53。正如上文指出的，绝大多数国家在80年代或90年代早期即改革以前，收入不平等程度达到有记录的最高水平。显然，不平等不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
全球化对收入分配并没有重大的直接影响。但是，外部危机确实历史性地成为拉美社会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例如，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大量混乱。由于多数拉美国家的安全网络都不是很稳定，每次危机过后，都有大量民众陷入贫困潦倒的绝望境地。墨西哥危机和阿根廷危机都是典型案例。2001年至2002年，阿根廷比索贬值后，贫困线下的人口数量增加了15个百分点。200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拾荒者寻找食物的景象仍历历在目。1994年至1995年的危机后，墨西哥的贫困人口增加了近11个百分点。正是此类令人印象深刻的、明显的片段，致使“改革使贫困增加”的观念蔓延开来。但是，来自那些避开了重大危机、将其经济向国际竞争开放、使政策和制度不断现代化的国家的证据在多个方面与本讨论更为相关。在改革和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最大成就的国家——智利，尤为典型。在1989年至2003年间，其生活在世界银行贫困线下人口的比例从总人口中的24个百分点下降到5个百分点。
重大危机导致混乱、失业增加、工资降低、贫困普遍化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开放是拉美长期贫困与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通货危机并不是后华盛顿共识时代的独有特征。阿根廷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出现过通货危机，在其他拉美国家也可以观察到类似历史模式。第二，多数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前而非以后。第三，在智利以外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改革是不彻底的，仅部分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效率低下及制度弱点问题。因此，不可能去责备实际上并未发生的事情（执行一种现代的和富于竞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问题早已影响拉美各国达几个世纪之久。
如果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全球化都不是导致拉美顽固的贫困与长期的收入不平等的“罪魁祸首”，那真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更具体一些，包括那些拥有民粹主义信仰的政治家在内的对减少不平等与贫困感兴趣的政治家们该应付什么问题？
传统经济研究明确了导致拉美地区糟糕的社会条件的三个基本因素：最古老的一个是资产特别是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从殖民时代以来这个因素一直影响着拉美。另一个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因素是公共部门支出的模式。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国家的公共部门转让和补贴不是为低收入群体准备的。以英国与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作比较，在英国，公共部门转让和补贴使基尼系数降低了0.18个点，即由0.53降到0.35；而在拉美国家，因转让导致的基尼系数降低的数值仅为0.02。
但是，毫无疑问，导致包括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在内的拉美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该地区糟糕透顶的教育，尤其是极糟的教育质量。更糟的是，由于对教育的忽视，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未能提升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在形成人力资本、提高生产力等关键领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毫不夸张地说，多数拉美国家的工人并未准备好面对21世纪对技术的高要求。
在国际测试中，拉美国家儿童的得分非常低，远低于亚洲四小虎、高级制成品出口国、南欧国家的儿童。在一些国家，中等教育的覆盖率非常高。问题是，无论是覆盖率还是投入本身在决定作为提高生产力、引发社会流动、改善社会条件的一种工具的教育的效果方面都不是特别重要。正如世行最近指出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还远远不够，关键是知识。”
准备不充分的教师、低劣的课程、过度的集中以及责任的匮乏是导致拉美地区教育表现差的几个因素。当前反对全球化、市场导向和经济改革的政治力量传统上也反对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大改革。包括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尼加拉瓜奥尔特加政府和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在内的一些民粹主义政权为提高教育覆盖率做出了努力，并推行了识字运动。这些计划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却未能实现知识方面的持久提高。
民粹主义与政治制度
并非只有拉美的政治家利用民粹主义去获取民众支持。以阶级和收入差距为基础的演说在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比较常见。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果，美国共和党更加倾向支持民粹主义政策。
使拉美与众不同的是，民粹主义政治家能够反复地执行民粹主义政策，尽管如此会给民众带来重大损失。对民粹主义而言，拉美是难得的乐土，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反复破坏拉美国家经济的严重不平等及系列通货危机促成了这一结果。但它们绝不是拉美地区反复出现民粹主义的所有原因。政治制度的本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允许意志坚强的魅力型领导人通过对经济效率有消极影响的立法法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顿·史比乐（PabloSpiller）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安德烈大学的玛雅诺·托马斯（MarianoTommasi）指出，经济政策的质量与政治制度的质量直接相关。他们运用一组指标构建了用来衡量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77个国家（其中包括18个拉美国家）公共政策总体质量的指标体系。对拉美地区而言，他们的结论是让人心烦的，三个政策质量最低的国家都来自拉美，分别是巴拉圭、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在分布区底端的10%区域内，只有一个国家不是拉美地区的–除上面三个国家外，还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只有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和智利3个国家位于公共政策质量指标体系分布的前50%，且只有智利跻身前25%。
研究还表明，那些拥有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国家通常拥有能够制约行政权、使侵犯民众财产、对经济进行较多控制及单方面降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议案在某种程度上较难通过的政治制度。史比乐和托马斯还指出，拥有成功公共政策的国家通常都拥有关注长远的立法机构、执行法律法规的司法机构、稳定而高度专业的内阁以及由大量受过充分训练的技术官僚组成的行政机构。拥有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国家很少将特别权力授予总统，而这恰恰是允许行政部门通过既未经议会讨论也未经议会批准的行政命令实施统治的重要措施。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均依靠广泛的特别权力去推进其民粹主义计划。
史比乐和托马斯分析的一种简单但却有力的启示是，在政治制衡制度比较弱的国度，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总统能够不通过讨论及议会立法程序而推行各种政策。他或她可以单方面更改契约、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变更游戏规则、没收私有公司，等等。在委内瑞拉，查韦斯利用总统法令使美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康菲公司、法国道达尔菲纳埃尔夫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所部分拥有的石油公司国有化；查韦斯还将钢铁生产商奥里诺科、电信巨人委内瑞拉电信公司及美国爱伊斯公司和普氏能源公司部分拥有的能源公司收归国有。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也广泛依靠总统法令将许多公司收归国有。在行政权受到制约、议会与政府平等的国家，即使强势也广受欢迎的领导人，也很难推行在短期内有积极影响但长远来看会导致通胀、失业、停滞等问题的影响深远的变革。
托马斯关于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研究表明，智利拥有拉美地区最牢固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智利拥有能够给行政机构以严格制衡并鼓励包括议员在内的政治家关注长远利益的制度。他还发现，尼加拉瓜、阿根廷、巴拉圭和委内瑞拉的政治制度尤为虚弱。在此意义上，这些国家过去几年执行民粹主义政策就不是那么让人吃惊了。
新民粹主义与新宪政主义
新民粹主义者不仅仅通过选举获取政权，他们也利用包括制定新宪法在内的合法途径去推进其事业。在过去10年中，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都通过了新宪法；尼加拉瓜通过了一个允许议会为修改宪法而先采取行动的法案。三个新宪法都旨在重建国家、承认土着居民一些不可分割的权利及授予民众尤其是穷人和地方以大量非常具体的经济权利；三个新宪法都是在CEPS——一个由瓦伦西亚大学法律教授罗布托领导的合法智库——的帮助下起草的。
从学理和宪法理论的角度看，这些新宪法与世界上的多数宪法非常不同。特别是它们明显不同于多年来为多数拉美国家奉为模板的美国宪法所反映的理念。第一，根据“拉美新宪政主义”，宪法应该是不断变化进而能快速灵活地适应新政治环境的文件。它们应该易于修正和改革。如果没有重大变化，它们的预期寿命不应超过10年。法律学者罗布托和鲁本指出，现代拉美宪法是未完成的文件，具有时刻准备着由国家主权和权力的真正保管人——人民加以修改的倾向。结果是，对于所有角色尤其是商人和投资者而言，不确定性增加。由于游戏规则随时会变——可能因领导人的一时兴起而改变，投资者获得稳定预期的能力自然下降，导致从事长期规划和投资的意愿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第二，这些新宪法被寄予有助于取得特定政治目标的厚望。所有关于政治平等和公平的托辞都被遗忘。例如，在委内瑞拉，1999年宪法及2009年允许总统和其他官员可以不受限制地重新当选的修正的目标在于，构建一种基于“21世纪社会主义”原则的政治体系。第三，根据“拉美新宪政主义”，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以外，增加了两种额外权力，即公民权和选举权。正是由于这两种额外权力，为推进政治和社会议程，新宪政主义认可并支持广泛的全民公投。也就是说，这一新教条将民粹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民粹主义领导人为实现其目标而直接诉诸民众–上升到宪法的高度。
与美国宪法和拉美传统宪法完全不同，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新宪法不是简洁的文件。相反，它们是关于生活各个方面的长而大块头的法律章节，调节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为个体、团体和地方确立了大量经济权利。委内瑞拉宪法有350条永久条款、18条临时性条款。厄瓜多尔的2008年宪法有442条永久性条款。玻利维亚的2008年宪法有411条永久性条款。而阿根廷宪法仅有129条永久性条款和17条临时性条款，智利宪法仅有119条永久性条款和49条临时条款，美国宪法仅有7项条款。
将具体的经济权利置于宪法而非法律或规章之中，哥伦比亚1991年宪法是个先例。就此而言，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新宪法比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拉美其他国家或者世界其他地区的宪法都更为具体。
这些新宪法在很多方面可以归入法律学者罗宾·韦斯特（RobinWest）所说的“关于梦寐以求的生活及当前社会目标和抱负”的宪法，而不是“记录历史成就”的宪法。“这些宪法的核心是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应该致力的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理想。”
哥伦比亚宪政学者毛里求斯·加西亚·比列加斯（MauricioGarcía\|Villegas）指出，“纲领性宪法”（aspirationalconstitutions）不同于“确认性宪法”(protectiveconstitutions)。前者是纲领性文件，旨在为实现民众的政治目标而使司法系统政治化；而以美国宪法为典型代表的后者寻求保护现状，包括保护民众的权利免受可能的伤害。加西亚从学理与哲学的视角将纲领性宪法与卢梭的思想、确认性宪法与孟德斯鸠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此类观点明显不同于那些宪政经济学者的观点。他们提倡，宪法应该是用来保护个体权利、通过确保政府不陷入侵犯个体财产和违背其他许诺的方式来帮助社会解决与信度缺乏有关的问题的简短的文件。凯斯·斯坦（CassSunstein）认为，宪法应该保护社会免受来自传统与政治习惯的弱点与诱惑的侵害。
例如，厄瓜多尔2008年宪法规定，政府有义务寻求整合拉美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第423条），政府有义务寻求粮食主权（第410条），政府有义务为科学研究提供基金（第388条）。该宪法禁止社会安全领域的私有化（第367条），规定政府应该确保所有老年人免费享受健康服务和医疗，而不考虑他们的收入或财富（第37条）。该宪法还规定，为了实现梦寐以求的生活，厄瓜多尔公民有不撒谎、不懒惰的责任（第83条）。
但是，对于如何为这一长串指令和义务提供财政支持，新宪法却只字未提。考虑到厄瓜多尔虚弱的征税能力，及其税收管理制度方面的传统缺陷，很多义务要求得不到经费支持的可能性非常大，政府也很可能为民众提供不了宪法指令的很多服务。这很可能会导致一长串愿望得不到满足，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宪法危机。有意思的是，由于其将美元作为自己的通货，政府在面对宪法义务时，不能求助于有通货膨胀倾向的资金供应。这意味着，该国当前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在将来可能被取消——由于将美元作为法定货币的做法未在宪法中得到规定，这可以通过制定一项普通法来实现。
在讨论委内瑞拉1999年宪法时，广泛引用法律学者罗布托和鲁本有关拉美新宪政主义学理基础的观点非常有用：“这是一种为了推进高级民主，强调整体主权，政府在社会中扮演新角色、民主和参与式立宪过程的新宪法途径。为了增强内部力量的机制、人民主权的正当性以及促成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新关系，它改变了经典宪法模式。它是一种建立控制所有公共权力的民主形式、参与式民主的机制、国有资源的公共所有权、分配财富的新形式、为全世界认可的最广泛的权利目录的宪法。从此角度讲，玻利瓦尔式宪法不仅仅是拉美新宪政主义的产物，也是从传统宪政主义向符合拉美人民的真实需求的更真实、更具原创性原则转变的链条中的一环。”
关于委内瑞拉1999年宪法和查韦斯根据“21世纪社会主义”原则创造一种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问题，罗布托和鲁本认为：“玻利瓦尔式宪法必然是一种未完成的宪法。由于解构旧制度与建构新制度是相互平行而又不是同时进行的两项工程，它不可能是其他的方式。因此，1999年宪法的目标不是确立一种最终的模型，而是提供充分的时间去考虑新模型，避免面对回到旧制度的威胁。”
2009年2月，通过全民公投，修改了委内瑞拉宪法，为查韦斯及其他官员打开了不受次数限制重新当选的大门。许多分析家预测，这一不受限制重新当选的条款也会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宪法中出现，或许还会在拉美地区其他国家的宪法中出现。此类条款的支持者强调，他们所做的只是让国家的基本法律吸收主权的最终享有者–人民的愿望。他们还认为，诸如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的议会制度允许特定政党或联盟不受限制地重新当选，由于政党支持其领袖，他或她能够在不受限制的时段内领导行政机构。但是，此类认识却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在议会制度中，是能够非难首相的，这是一种在委内瑞拉宪法中不可能的选择，在委内瑞拉，部长们可以被非难，但国家的主要行政长官是不能被非难的。第二，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政府干预政治程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允许不受限制的重新当选很可能增加政府的干预与介入。在还政于民的表象下，具有专制倾向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为使自身的统治永久化、给自己的亲友谋取利益、为自身提供“人民意愿的真正代表及宪法的忠诚拥护者”的合法外衣创造了条件。如此，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有迹象表明，在形成2009年2月的宪法修正案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动用公共基金去支持“不受限制重新当选”。据记者何塞·科尔多巴（JosédeCórdoba）报道：“投票过程以将大量政府资源用于支持查韦斯的活动为特征。例如，政府控制的媒体不停地报道查韦斯的信息……作为委内瑞拉诸多运动中的常态，存在潜在的威胁。譬如，如果他们投票反对，成千上万的政府工人将会失业……警察驱逐了通过游行号召委内瑞拉民众反对这一举措的大学生。”
（原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作者为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翻译：刘玉。原文摘自《落伍：拉美与民粹主义虚假的承诺》（Left Behind：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s of Popu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第8、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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