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5-12-2012劉震雲的報告文學明明叫《温故一九四二》，馮小剛改編成電影後易名為《一九四二》。諷刺的是，香港首映場觀眾的觀後感果然是排除了「温故」，卻突顯 了「知新」功能，本來寫1942年河南一場奪走三百萬人性命的旱災，觀眾聯想到的，竟是當下中國時局的貪官枉法、社會道德淪亡的延綿「人禍」。在災難中窺見中國式荒誕、苦中逗笑，是劉震雲這位當代中國作家的拿手好戲。「人餓的時候，沒有複雜的情感層次，只有簡單、直接、粗暴。中國的災難太頻仍了，當災難頻繁發生的時候，嚴峻到了極致都變成了塊冰，融化在幽默的大海。」經典《雙城記》開門見山的首句：「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套用在描繪中國當下的社會面貌，擲地有聲、可圈可點。一 個好時代，壞人依舊會做壞事，但處身一個壞時代，好人也做不出什麼好事來，說不定還做起壞事。中國進入了富起來的好時代，但毒奶粉、地溝油、小悅悅事件， 一句「寧可坐在寶馬哭，不願坐在單車上笑」，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社會事件背後，中國崇尚人性善，且以德治為根本的文化國度，道德追求的崩解儼如拆掉祖宗神主 牌？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時代，是智慧的年代，還是愚蠢的年代？是一個不做好人還理直氣壯的年代？是窮得只剩下錢的年代？「不能一竹篙打死一個時代的人，在哪個時代都有好人壞人，樹大有枯枝，不能一概而否定當代的中國人。我的作品也不是在批評任何人，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遺忘歷史。」劉震雲瞪大眼在強調，嗓門都提高了八度。1993年馮小剛便說要改編《温故一九四二》，但劉震雲強烈反對。「我的這本調查文學沒有連貫的人物、情節和細節，根本是缺乏電影的必備元素，改不成」。劉震雲還請來許多專家說服馮小剛，但馮導始終死不眼閉，結果磨合、折騰了足足十九年，終於把文字搬上大銀幕。無論是1993年的文學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還是將上映的電影《一九四二》，都令受眾如坐針氈，面對一場對時代、自我和核心價值的自發性嚴刑扣問。1942年抗戰期間，只不過一場旱災，居然奪走了河南三百萬人的性命。究竟誰是真兇？是 以炮火入侵中國的日本人？是當時視權力為重要資產的國民政府？是極權統治者只擔心自己權力目中無他人？是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心感一省百姓的性命，與國家 大事相比不值一談而延誤救災？是當時的貪官腐敗到侵吞救災糧食而害死百姓？是不願洛陽城也變災區而拒接受河南難民的自私士兵？大旱之後，又遇蝗災，是愛作 弄人的命運？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哀莫大於自嘲面對觀眾對電影「借古諷今」的臆測，馮小剛重申自己並非在拍一套反貪電影，他只希望提供一面鏡子讓中國人認真面對自己。「人貴乎知醜，否則是沒有希望的。」馮導堅持十九年拍攝這齣戲的動機相當簡單，他希望觀眾從現象中看到本質，亦即是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從民眾面對災難的態度，看到人民極端自私、目光短淺、被生活扭曲的人性，你便會明白我們身處的這個年代，為何會變成這樣？」不過，故事的「始作俑者」兼《一九四二》的編劇劉震雲當年創作這報告文學，並沒有像馮小剛要追尋民族性的宏願。作為河南旱災生還者的後裔，他對1942年夏到1943年春在家鄉發生的這場觸目驚心大旱災，竟然毫不知情，更不解是連當年生還者都開始遺忘這場浩劫。外 表粗獷，長得有點像農民的劉震雲，生於1958年河南省延津縣，當過兵的他，內心卻細膩如絲，尤其對歷史的敏感度。1987年後連續發表《新兵連》、《頭 人》、《單位》、《官場》、《一地雞毛》、《官人》、《溫故一九四二》等描寫城市社會的「單位系列」和幹部生活的「官場系列」，引起強烈反響。2011年 作品《一句頂一萬句》更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何故只是七十年前的歷史，當代人就完全忘記了，彷彿這悲劇從沒發生一樣？」他想出兩個原因，第一，這段歷史根本不重要；第二，苦難太多，記不得那麼多。他開始做調查，要寫人們遺忘的這段歷史和背後的原因，反而發掘了中國人面對災難和歷史，有種別於西方的「中國式荒謬」態度，哀莫大於這種「黑色幽默」。就 像《温故一九四二》裏面有這麼一段：當作者問到姥娘五十年前餓死人的大旱災時，老人似乎已經把事情忘得一乾二淨，反問：「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你是指 的哪一年？」淡淡的一句卻是轟頭重擊，都說中國是一個災難的民族，災難卻竟然令人變得麻目，這是歷史在示範世上最最荒唐與涼薄的演出。宋美 齡訪美、甘地絕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戰、邱吉爾感冒，在同期發生的國際大事中，三百萬人的性命竟然輕如鴻毛，這又是事件最諷刺之處。「西方人面對災難，會叩 問為何我要死；但中國人臨死時，卻想着『早死早托生』，一種逃避的阿Q精神」。劉震雲的經歷，令他關心起中國人面對逆境的心態。遺忘災難原因面 對飢餓災難面前，人如何活下去？在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是信仰支撐他活下來。但在《一九四二》中，連面對災難想趁機傳教的神父，都是為了擴大 教會勢力，在劉震雲眼中「宗教都變成了交易」。他以筆以文字描繪出另一中國式荒謬，是在國人的字典裏根本沒有信仰，只有為「活着而求活」的生存哲學，為求 達到目的，人性道德禮義廉恥可以通通不顧，故在一場饑荒中，人可以趁火打劫、賣兒求存、同類相食，日軍甚至可以食物利誘災民出賣祖國倒戈相向。餓殍遍野的饑荒悲劇中，仍然流露作者對揭露荒謬的毫無餘地。劉震雲筆下，「牛早就快殺光了，豬盡是骨頭，雞的眼睛都餓得睜不開」的非常饑荒時代，官員的飲食卻是豐富得不能再豐富，戰爭的藉口令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加重的實物稅和徵收軍糧，人的性命不及兩片餅乾……書 中其中一個角色郭有運，逃荒中的經歷是這樣的：一上路母親病了，他為了給娘治病賣掉女兒，為此卻與老婆打架。諷刺的是打架原因不單純是因心痛賣女，而是老 婆與奶奶一直積怨甚深，不願為治婆婆的病賣掉自己的骨肉。最後賣了女，娘的病也沒治好，死在黃河邊。走到洛陽，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裏，兒子掉到火車 輪下給軋死了。剩下老婆與他，來到陝西，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個人拐子逃跑了，最終命是留住了，剩下他自己在麥秸垛前，一把鼻涕一把淚。看到這段，記者說劉震雲寫命運弄人也太沒彎轉了，他卻認為是人把自己推向死胡同。「如 果換成是西方人，他們可能會問：誰把我餓死的？」但劉震雲的鄉親，既不追問侵略者，也不追問政府，還給世界留下最後幽默。「老張要死了。臨死前，他竟想起 自己的朋友老李三天前餓死了，他自覺比老李多活三天，太值得了！」這種荒唐的中國式幽默，比任何傷痛更悲痛。「遺忘是因為，災難發生得太頻繁。」劉震雲如 此下了個鐵一般的定論。《溫故一九四二》最詭譎的地方，是不能簡單地用喜劇和悲劇來定義，劉震雲索性把之定性為一部震撼人心的民族心靈史。 在災難中發掘引人發笑的荒謬民族性，應該是世界上最悲涼的荒謬，還有比這更灰更可笑的事嗎？它讓我想起中國當代畫家岳敏君的大笑人作品，笑臉掩蓋的，是對 社會、人性種種扭曲現象的終極控訴。劉震雲開始寫作是一個偶然，其第一部作品是《塔鋪》，一直平民野視看世界，像《一地雞毛》從一塊餿豆腐 談到生活資源的大議題。「只要對社會有穿透力，貴族平民都能是好作家。我想續寫《雞毛飛過三十年》，描繪的是中國近三十年由權力社會走到多元社會的光怪陸 離。為什麼貪官總與富豪和女人扯上關係？陳良宇和薄希來也是，我想寫寫這種面貌。」《溫故一九四二》，本來就寄望讀者要溫故才能知新。就像片尾，那個在災難中悻存的小女孩已長大成人，成了主角的媽，一個從不流淚也不吃肉的人。主角問起這段悲壯的求生記，這位媽媽反而質疑他為何老是問起糟心事兒，為什麼？「我覺得這才是值得人們好好琢磨的問題。」劉震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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