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線電視最近播出了幾位七零年代初的「激進」青年的「想當年」專題故事，名為「社運先鋒」。當中有兩位曾以70社運老兵名義，絕食聲援三個多月前的反國教運動，他們是侯萬雲和岑建勳。另外一位是以講故事形式聲援反國教的雄仔叔叔。事隔四十年，當年的「熱血」青年與今天的「熱血」青年聚在一起，繼續為改革社會奮鬥。
七零年代，一些有別於傳統左派及受其影響的國粹派的青年，由於受到西方反戰反建制反建制的思潮影響，加上對當時香港殖民社會不公平/腐敗現象的不滿，除了辦雜誌，如70年代雙周刊，介紹新思潮及外國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更希望透過行動改變社會。「吊詭」的是，當時美日在流球群島(沖繩)地位問題達成協議，美國把沖繩撥歸日本，但保留在沖繩的美軍基地，順帶也把釣魚台/島歸日本管轄。這是引起在美國的台灣學生的不滿和抗議，今日貴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就是當年在美國發起保釣運動的學生青年之一。據70其中一位成員侯萬雲回憶，當時70年代雙周刊的核心成員吳仲賢(已故)，提出可以利用保釣運動上街，挑戰殖民統治。侯接受電視記者訪問時說，當時根本不知釣魚台在那裏，也不在意對它的爭論，只是希望鼓動香港人的民族情緒，起來反對英國人統治。目的不是保家衛國，而是反對殖民統治。這與當時中共默認殖民統治，充分利用香港的政策完全不同。
最近社民連的吳文遠突然被警方拘捕，拘捕的原因竟是與半年前向到訪的胡錦濤抗議有關。這件事，連同近年警方強硬對付反政府示威者，令人再次感到時光倒流。七零年代，香港公安法非常嚴苛，據侯萬雲回憶，三個人聚在一起穿同一款服裝(除了校服及制服)，都有可能被干涉，甚至控以非法集會。他們提出「保國土、爭人權」其實就是一種爭取集會自由的抗法行動。七一年是保釣行動的高潮，也是抗法行動的高潮，不斷有保釣示威，不斷有人被捕，侯萬雲亦曾被捕。他對記者說，被捕後判守行為，守行為期間再示威被捕就要入獄。但他不理會，守行為期間照樣上街，幸好沒有再被捕。
那份70年雜誌應該是香港抗爭史的重要文獻，除了報道當年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反貪污捉葛柏、保釣示威，也揭露當時的社會問題，如童工、木屋區、貧窮等。對英國人極不客氣，例如有一期以英國米字旗做封面，然後畫了一個小孩在旗上小便，以示抗議。侯萬雲對記者說，當年同情香港基層的英國人葉錫恩女士，對雜誌侮辱英國旗表示反感，覺得自己 受到冒犯。反而殖民政府對此並沒有追究。年前另一位70核心成員莫昭如對記者回憶過，曾經有一期封面向英女皇開玩笑，結果觸怒殖民政府，準備提出起訴，最終不了了之。
正所謂爭取自由從來不易，香港人雖然沒有為此付出血的代價，但現在市民享有相對大的集會自由，也是前人努力的成果。不但保釣運動有人被捕，以後的民間抗爭，如七四年的新蒲崗工廠區反加價示威，雄仔叔叔(阮志雄)等因向工人宣傳亦曾被捕。這次被捕，雄仔叔叔也曾在他的獨腳戲《麵包與黑玫瑰》中「演出」過。令灰記感意外的是，當時雄仔叔叔是合紅油擲向警員，以抗議警員拘捕他的同伴。結果法官只判罸款，還把保釋金當作罸款。相比之下，今日雖云集會權利受保障，但警方動輒控告示威者襲警，不少示威者因此而被判坐牢，時代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話雖如此，當時示威權利並未確立，雄仔叔叔回憶道，特別涉及與工人有關的示威活動，警方會強烈打壓。他之後就有人被判入獄。即使麥理浩實施新政，但殖民惡法並沒有消除。七十年代末就有不少支持艇戶上樓的人被捕，判守行為。現在任教嶺南大學的陳順馨當年就是其中一個被捕者。她年前向記者回憶，他們打算上港督府請願，但接載請願者的旅遊巴在海底隧道的銅鑼灣出口已被截停，洋警官帶同警察上車，然後整車人駛往中央警署直接拘捕。
因此今天的集會自由，當中曾經有幾代人付出被捕甚至判刑的代價。香港迅速在二十年左右實現集會自由，其實也同英國人撤退有關。特別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後，香港人所表現的政治覺醒，英國人也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準備「光榮撤退」。英國人的確精明，知道要留下好印象，就是放鬆管治，迅速民主化，這就是彭定康於92年來香港當港督的背景。
這次英國的「光榮撤退」，與二戰後它被全球反殖浪潮所唾棄的確不可同日而語。先前的英國殖民地，當地人民以主人家的身份，透過流血或不流血的抗爭，向英國人說再見，好歹建立了主權國家。香港的情況則不同，殖民地的人民，對英國人有較曖昧的「感情」，面對一個專制的未來宗主國，面對一個剛血腥鎮壓人民的冷血政權，絕大部分香港人情願與英國人「合謀」，支持彭定康短命的民主改革，而不惜得罪未來的宗主國。雖然明知沒有「直通車」，未來要在新宗主國的「鳥籠」下，捍衛/爭取那脆弱一國兩制所承諾的高度自治與自由。
因此，無論殖民地時代，以至九七以後，香港人基本上並沒有以主人的身份爭取民主/社會改革。七零年代的反殖社運，是否一次較具主體意識的運動，正如岑建勳所言，土生土長第一代自覺爭取自己的權利？無論如何，四十年過去，由於宗主國的專制主義與香港人某程度享有及嚮往的自由格格不入，香港無法與中國「自然」融合，香港人受不了中國家長式的「關懷」及威嚇，因此，香港的反抗運動，在中國政權越來越「無微不至」的「關懷」下，只能變得更「激烈」。
如果說四十年前是土生土長一代，首次以香港為家的反抗運動，今天的反抗運動是繼承那種以香港為家的精神。建設香港的家園，廣大的市民應該有更多的話語和參與權，這種參與和話語權要體現在施政者認受性和對市民的問責。在現在的鳥籠制度下，體現不了這種認受性和問責性，於是只能透過抗爭方式，市民走上街頭捍衛自己的話語和參與權。
四十年前，土生土長的社運分子不單關心身處的家園，也關懷不同地區受壓迫的人民，所謂國際/世界主義精神，他們曾經為南非人對抗種族隔離政策、孟加拉人爭取獨立、越南人反抗美軍暴行……而吶感。今天的社運老兵，也抱著同一心情，他們反對中共專制政權，但絕不敵視大陸人。他們看出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命運相通的地方，比不同之處為多，無他，大家都面對一個專制的政權。而大陸維權的抗爭絕不比香港的反抗運動少，這是中港人民最大的命運共同點。
當年逃港的大陸「同胞」受到港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體諒，當年的大陸「同胞」為香港社會付出不少血汗。今天在「中港矛盾」激化，反「蝗蟲」聲高漲下，年青人一代對社運老兵當年的理想主義，是否有所體會，還是因日常生活的「壓迫感」，而把他們歸類為只講「理想」的「老左膠」？
from 灰記客 http://greyreporter.wordpress.com/2012/12/26/veterans-of-social-mov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