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驥：中國人是如何餓死的——專訪《一九四二》導演馮小剛、編劇劉震雲

明報 6-12-2012 

內地王牌導演馮小剛（代表作《集結號》、《唐山大地震》）的新作《一九四二》，講述民國三十一年發生在河南的一場大饑荒。這部電影，讓「饑荒」這個詞，史無前例地獲得關注，全國媒體以及網絡上，都充斥覑關於饑荒的討論。今天，這部電影在香港上映。此前，馮小剛和《一九四二》小說版的原作者、該戲編劇、內地著名小說家劉震雲（代表作《一地雞毛》）一起來到香港，與香港觀眾一同討論這齣戲，關於那年代數不完的饑荒，關於內地審查制度。
馮小剛說，在一個月之內，「為什麼要拍《一九四二》」這個問題，他被問了不下一百次。令馮小剛感到疑惑的是，據他了解，當年大導演Steven Spielberg拍《舒特拉的名單》，沒有人問他為什麼要拍這樣的一部電影。
「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
馮小剛認為，每個猶太孩子都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每年都在說，一直到今天，所以他們不會問這個問題，用這題材來拍電影，是理所應該的。但當年河南餓死三百萬人，中國人不知道，外國人不知道，連親歷者被採訪時都說記不清了。「我們是個善於忘記的民族。」馮小剛說，「這本小說，提醒你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也從另一個角度提醒你思考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西方人在面對這種絕境的時候，一定會問為什麼會這樣，是誰把我弄成這樣。我們民族在這種時候會想：因為我的命不好。甚至產生一種幽默感：早死早託生。這是句非常悖反的話，聽上去特別有希望，實際上是句徹底放棄的話。」
《一九四二》的原著小說叫《溫故一九四二》（以下簡稱《溫故》）。為什麼想到寫這樣的一部小說？劉震雲說，緣起是因為現在香港大學任教的知名媒體人錢鋼教授。大約在一九九○年，錢鋼想編一部「中國近代災難史」，發現一九四二年河南有場旱災，於是找河南作家劉震雲去寫。劉震雲說，此前他一點都不知道河南在一九四二年曾餓死三百萬人。對這個數字，劉震雲說他沒有概念：「你很要好的朋友去世了，你會覺得悲痛，但是人太多了，就是個數字。」錢鋼說：「二戰時奧斯維辛集中營逼害猶太人，是一百萬人多一點。在河南，等於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缺少的是納粹和希特勒。」劉震雲被醍醐灌頂，馬上回到河南開始實地調查。但他馬上發現，很多當事人都已經忘了這段歷史。《溫故》中最經典的一句話是：「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劉震雲認為，遺忘有兩種，要麼這件事不重要，要麼發生太頻繁。在河南，饑荒顯然是太頻繁了。
馮小剛和劉震雲的相識，是一九九三年把劉的小說《一地雞毛》拍成電視劇時。有天，馮小剛的好友、著名作家王朔拿給馮小剛一本書說：「這是震雲新寫的一個中篇，特別有意思。」馮小剛一看，正是《溫故》。馮小剛說，他看完後感覺特別好，是個調查體的小說，馬上動了想拍成電影的念頭。
正式準備開拍是一九九九年左右，馮小剛找了好多導演朋友以及電影專家討論怎麼把它變成電影。專家的意見是一致的，認為這部調查體的小說缺乏人物、情節等必要的電影要素，不可以改編成電影。馮小剛說，當時還面臨一些問題，比如沒有資金、考慮審查等等。於是，直到今年我們才看到這部電影。
但是，馮小剛和劉震雲一致認為，從一九九三年至今近二十年的等待是值得的。馮小剛說，近二十年來，劉震雲每隔一兩年，就會把小說改一遍，文本愈來愈成熟。而在此期間，他個人的導演經驗也豐富了。
劉震雲則說，近二十年他和馮小剛的變化很大，如果一九九三年開拍，他們的號召力都不如現在，根本拿不到兩億資金。更重要的是，一九九三年時他們只有三十來歲，容易憤青，那麼電影就會煽情，可能觀眾都會看哭。但是現在，他們懂得節制。電影中有不少令人發笑的場景，劉震雲說：「笑比哭還要苦。」
劉震雲說，在寫作《溫故》時，受訪人的遺忘固然令人心寒，但比遺忘更令他吃驚的，是河南人對死亡的態度。「如果是美國人餓死了，肯定要追問：為什麼會餓死人？政府到哪裏去了？但是河南人沒有，他們臨死前留下一句幽默。比如老張要餓死了，他想起三天前餓死的老李，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值了。」劉震雲認為，這種「幽默」的態度，是中國人最隱秘的生存秘笈。他說，沒有一個民族的死亡像中國這樣家常便飯。東周以來，河南旱災每隔三五年都有一次，每每都是易子而食、人相食。
當年被迫拍賀歲喜劇
別看馮小剛現在是蜚聲國際的電影導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拍的作品可接連被「斃」（審查不通過），比如劉震雲的《一地雞毛》，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過覑狼狽不堪的生活》等等。為了生存，馮小剛只好轉而拍賀歲喜劇，如今知名的如《甲方乙方》、《不見不散》、《非誠勿擾》等，都是這類電影。馮小剛說，拍賀歲喜劇不無裨益：這為他積累了很多人氣，也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的「馮式風格」，在重拾嚴肅題材電影時，也能吸引大量觀眾。
對很多導演來說，一旦形成自己的風格，就不敢輕易放棄，可馮小剛不這麼想。他說：「按照經驗，觀眾需要的是娛樂片，而且是製作愈來愈大的娛樂片。但是所有的經驗都是可以破除的。」馮小剛覺得鄧小平偉大，因為別人覺得不可能的事，鄧小平就要試。他拍《一九四二》，想看看一石是不是能激起千層浪。果不其然，電影在內地上映之後，整個社會都在討論一九四二年的饑荒，讓不知道這件事的人開始知道並討論這件事。
審查部門不愛看書
馮小剛說，《一九四二》這部電影，他用了最「笨」的方法去拍。首先，劇本不是在房間裏寫出來的，而是一邊實地探尋災民之路一邊創作，劇本是在路上完成的。其次，通常電影是按照地點去拍，在一地把所有此地要拍的戲都拍完，然後再到其他地方，但是這樣演員可能剛開始就要演結尾，馮小剛決定《一九四二》不要演員靠演技，而是靠體會去演，所以電影是按照時間發展順序拍攝的，像拉鋸戰一樣，造成財力、物力、人力的浪費。最後，馮小剛認為演員用了最「笨」的辦法去演，他們真的餓肚子，真的在災民逃荒的路上，從秋天走到第二年春天。拍攝過程中，演員又餓又冷，演技漸漸淡出，切身感受浮現出來。
重走災民路，也讓編劇劉震雲受益不淺。他說，沒有走過路的人不知道災民的感受，走一個上午就知道逃荒有多累，行路有多慢。觀眾或許會發現《一九四二》裏的台詞很短，那是因為劉震雲體會到災民要省氣力。他說：「省氣才能省力，災民不可能像哈姆雷特一樣抒發情懷。」
對於《一九四二》能夠通過審查上映，馮小剛說這是「社會在進步」的表現。但《溫故》在一九九三年就得以出版，則讓人意外。劉震雲說，《溫故》的出版完全沒有審查。他認為，這是因為審查部門不愛看書，書一看要看幾天，太累，電影只有兩小時，所以對書的審查比較寬鬆，對電影的審查比較苛刻。審查部門是事後知道這本書，可是來不及了。
劉震雲說，《一九四二》在北京和上海的觀影會場場爆滿，電影完後，觀眾遲遲不肯離開，直到字幕跑完。上海有位觀眾在看完電影後說：「看電影的時候，我忘記了導演是誰，看完燈一亮，才恍然大悟：導演怎麼能是馮小剛呢？！」馮小剛聽聞後說：「這是對一個導演最高的評價！」
「一九六二」還會遠嗎
早前在一檔電視節目中，馮小剛說如果中國再來一次文革，會比之前更加嚴重。那麼如果再來一次饑荒，情又將如何呢？馮小剛說，如果不拍《一九四二》，不讓人知道歷史，再來一次就會重蹈覆轍。他說：「了解歷史真相，是避免悲劇重演的最好辦法。災難可能還會發生，但災難是否會演變成人性的悲劇，這和每個人的認識有關。這也是拍這部電影的目的之一。」
劉震雲認為，在現有體制內，知識分子有保存歷史的責任。有的人抱怨體制對知識分子的箝制，但他認為堅持很重要，《一九四二》堅持了近二十年，才得以搬上銀幕，就是很好的例子。劉震雲說：「中國這樣堅持的人多了，環境就好了。好的環境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別人賜予的。」
不過在《一九四二》拍攝的過程中，最大的遺憾是河南的變化太大，已經找不到原來的舊村落，關於河南的戲全是在山西拍的。馮小剛說：「內地農村基本上都拆得差不多了，到處都是白瓷磚、鋁合金、電視天線、太陽能。」劉震雲則說：「舊村落全都不見了，中國對歷史的眦壞很快，這也是（中國人善於）遺忘的一個原因。」
無論如何，二十年，兩個男人，一部電影，《一九四二》或許是當代中國難得的好電影，在中國開了先河。有了《一九四二》，就離「一九六二」又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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