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21日，一名來自澳大利亞的猶太極端分子，縱火焚燒了耶路撒冷著名的阿克薩清真寺的主要建築。這座清真寺為伊斯蘭教三大聖寺之一，此舉引起伊斯蘭世界激憤。時年27歲的信號兵中尉卡達菲受此事件激發，召集身邊的青年軍官，在9月1日發動政變，推翻了當時統治利比亞的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從此，卡達菲上校開始了他對利比亞長達42年的統治，直至2011年10月20日，在北約與國內反對派的聯合打擊下，在家鄉蘇爾特被捕後傷重身亡。
無獨有偶，在卡達菲統治瓦解後不到一年，一位美國猶太裔導演拍攝的電影《穆斯林的無知》，因有辱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發了伊斯蘭世界的強烈抗議。在2012年9月11日，9‧11事件11周年紀念日當天，美國駐埃及和利比亞班加西的外交機構遭到抗議者襲擊，包括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在內的4名美國外交人員在襲擊中身亡。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第一時間出面，為美國的價值觀道歉，微妙地譴責了對宗教的冒犯和受人誤導的襲擊者。然而，阿拉伯世界方興未艾的民主革命前景，無疑被蒙上了一絲陰影。
不過，可以放心的是，猶太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文化衝突，大概只因臨近具有象徵意義的9月11日，而成為襲擊者借題發揮的藉口。其實，在此之前，遠有新西蘭導演李•塔瑪霍瑞執導的影片《雙重惡魔》（2011年8月上映），薩達姆長子烏代的荒誕生活；近有美國搞笑片演員科恩自編自演，嘲諷卡達菲政權的電影《獨裁者》（2012年5月上映），在片中極盡譏誚之能事，將一個妄自尊大卻又內心空洞的獨裁者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這位科恩先生還是位正統猶太人。這兩部對前獨裁時代刻畫入骨的影片，並沒有在伊斯蘭世界引發如潮的抗議。
由此看來，《穆斯林的無知》引發的大規模抗議，與其說是對後卡達菲時代的新生活不滿或戀舊，不如說，是用一種充滿尊嚴的方式，宣告自己自由的新生。一如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主張的正義即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利，決不能犧牲平等來實現自由。自由面前人人平等，而利比亞人民在這條爭取平等的自由之路上，已經跋涉了一個多世紀。
得到他的考驗是你的光榮
在小說《燦爛千陽》中，阿富汗裔美國作家胡賽尼描繪了兩位堅忍的穆斯林婦女，她們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共同經歷了英國殖民時代、國王統治、共和國、民主共和國、蘇聯佔領、軍閥控制，以及塔利班武裝建立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時期。每個時期都有如過眼雲煙，卻在她們生命中烙下深刻的印記。作為女性，她們的人格和地位經受了史無前例的考驗。每當主人公感受到生命的無力時，就會想起一位可親的毛拉從《古蘭經》中擷取的箴言：得到他的考驗是你的光榮。
如果每次考驗都是真主給予穆斯林的榮耀，那他一定非常厚愛以阿富汗、伊朗、利比亞為代表的伊斯蘭教國家。翻開這些國家的近代史，幾乎都與阿富汗一樣，分享了相同的命運。橫跨19世紀的殖民時代，日不落帝國在北非、西亞、中亞、南亞的勝利，抹去了伊斯蘭帝國偉大榮耀的最後餘燼，並將這些地方性群體拉上了現代主義一去不返的列車。擊敗其他歐洲殖民者與他們的當地盟友後，那些支持英國殖民者的王公、酋長們，開始充當殖民帝國在當地的代理人。
從一開始，殖民主義便如康拉德在小說《黑暗的心》中塑造的，那位脫離文明世界的白人代理商庫爾茲那樣，生活在土著的世界中，被土著們奉若神明，尊為君王。然而，當故事主角馬婁深入到黑暗神秘的非洲大陸後，卻發現了一個劫掠村莊、掠取象牙、騙取崇拜的暴君。庫爾茲這位文明世界的代表，一方面追求土著社會充滿原始主義的古老質樸，另一方面又試圖將文明的統治強加給當地居民。儘管康拉德向我們展現的現代性表現為殖民主義的粗暴一面，但他也承認，正是這股強大的衝擊力，把包括北非、西亞伊斯蘭世界在內的傳統的地方王國烙上了殖民時代的印記，並劃入了現代世界的版圖。掌握烙鐵的，正是那些傳遞文明的外來暴君們。
不僅如此，殖民者對地方社會的影響，還以一種更深遠的方式加諸當地社會的歷史進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義大利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取了利比亞沿海地區，而英國與法國又在二戰中瓜分了這個地中海南岸的古國。與之稍有不同的是，伊朗和阿富汗則都在蘇聯和英國之間徘徊。殖民者門把古老王國或部落社會中的人們拖上文明列車，同時，他們還把市場送到了當地人的家門口。
在市場體系與全球化的面前，傳統社會的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原本相對平等的部落社會，財富分配圍繞殖民者的出現發生了嚴重傾斜。為殖民者貿易和現代化事業提供援助的前貴族或酋長們，往往以仲介（大約相當於我們更熟悉的買辦）的身份，率先從殖民活動中獲得經濟與社會地位上的提高——借由貿易、地方建設，及行政管理等外來趨勢獲得的結構性變遷——並以啟蒙的名義。同樣的情況，不但發生在北非、西亞等英屬殖民地的伊斯蘭社會，而且幾乎成為所有前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社會的共同特徵。有些抓住現代契機的群體，在殖民帝國外力扶持下，超越部落間平等的關係，躍升為在政治、經濟地位上佔有優勢的上層等級，而大多數後知後覺者則淪入社會下層，成為全世界受苦的人。
顯然，殖民活動的文明目標，深深地楔入了殖民地社會原先的結構，並導致了地方社會在現代性方向上的等級排列。正是這種在現代主義面前的不平等關係，奏響了20世紀後半葉以來，前殖民地社會在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當中徘徊的前奏。一次又一次，當地社會開始了對平等的追求——獲得民族自由與解放，也是與殖民者平等相處的前提；而國內群體的平等追求，則往往與革命相關——而每一次對平等的追求，又都是他的考驗。
後殖民——誰來繼承殖民時代的遺產？
隨著二戰之後對殖民時代的反思，肩負啟蒙使命的西方殖民者，不再將統治殖民地視作自身的職責，並試圖將現代體制植入這些殖民地社會。奧黛麗•理查茲在《東非酋長》一書中寫道：戰後時期，英國殖民部開始支持建立地方政府，即英國概念的地方政府⋯⋯並由中央政府賦予監督社會事業的權力。原先由殖民者統治的權力，將要還給自治的地方，但自由對於少數受過教育的人來說可能意味著結束外來統治，但是，對於大多數農民來說則可能意味著回到眾所周知的舊制度上去。富有諷刺意味的是，推行現代化的地方政府實際上有可能導致傳統制度的鞏固⋯⋯尤其是，當民族主義在與殖民主義的角抵中覺醒之後，目送殖民者登上遠去航船的，是殖民者們在當地倚重的貴族、王公或酋長們，儘管殖民者曾希望將現代性的種子在當地播下。
穆沙希班王室的阿富汗、伊朗禮薩沙赫的巴列維王朝、利比亞聯合王國的伊德里斯王朝，以及統治埃及、蘇丹等地的埃及法魯克王朝成為殖民主義的繼承人，這些傳統時代的王室或者扮演過殖民者的當地同盟者，或者因殖民活動而興起，卻無法繼承西方殖民者的啟蒙理念，消化後者留下的遺產。這些傳統的王朝，表面上代表當地民族驅逐了殖民者的統治，使國家重獲自由，卻無法洗去殖民時代留下的烙印。除了比之殖民者不遑多讓的物質欲望外，他們留給普通民眾的，是與現代主義理念相背道的嚴重的貧富分化。
他們繼承了殖民者對奢侈生活的現代主義品位，卻將這種格調建立在前殖民地脆弱的經濟基礎之上。在漫畫作品《我在伊朗長大》中，瑪嘉•莎塔碧塑造了一個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援助下走向現代化的世俗德黑蘭，卻無法回避這些殖民時代繼承者們在平等訴求上的無力。迅速的兩極分化，將原先物質水準相對平等的地方社會，變成一個炫耀經濟能力的權力社會。如果權力等級與經濟等級並不重合，矛盾則會更加複雜。社會內部嚴重的物質與權力分配不均，使得任何帶有平等主義色彩的理念，都能在一夜之間一呼百應。
共產主義的平等觀念，顯然富有強大吸引力，印尼和阿富汗先後成為共產主義的試驗場。《燦爛千陽》的另一位女主人公，在塔利班統治嚴厲禁止婦女的自由外出和工作後，回憶起印象中女性地位最高、男女最平等的時期，就是蘇聯入侵阿富汗前後的共產黨執政時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一時期，開啟了得到全世界支持的聖戰運動。這場運動以對抗蘇聯入侵，追求國家自由為訴求，最後卻讓美國深受其擾。胡賽尼寫道：埃及人、巴勒斯坦人，甚至還有拋下百萬家財的沙烏地阿拉伯人，紛紛到阿富汗來參加聖戰。這位擁有百萬家財的沙特人，後來變得家喻戶曉。
根植於猶太教平等主義觀念中的共產主義嘗試，的確為這些前殖民地國家捎去了平等的可能。然而，由於對宗教的強烈反對，和對基於彌賽亞主義的階級鬥爭觀念的迷信，讓這種古老平等觀念的新化身，無法成功融入那些站在現代主義轉型十字路口的傳統社會。相反，由於蘇聯對輸出意識形態所懷有的救世主情結，使民族主義終於借著自由高於一切的觀念一躍而起，終因缺乏現代主義的依託，淪為恐怖主義的淵藪。
和接受共產主義輸出的中亞國家相比，伊朗、埃及和利比亞等早先曾作為伊斯蘭帝國哈裡發駐地的國家，則以另外一種方式繼承了殖民時代的遺產，並在另一條民族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民族主義者們，祭出了復興偉大帝國的旗號。王室政府在現代進程中毫無作為，既與趕走的殖民者曖昧不清（英國在埃及和阿富汗，美國在伊朗，法國和義大利在北非都有深厚的根基），同時又無法兌現其當初許下的現代化諾言——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包括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平等觀念。曾經接受西方教育的前殖民地年輕軍官們，對此感到頗為不滿。正是這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謂比較的幽靈的感受，使曾在埃及皇家軍事學院上學、後在蘇丹服務於英國殖民者的納賽爾組織少壯軍官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國；也讓曾在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受訓的通信兵中尉卡達菲效而仿之，組成自由軍官組織，推翻國王，建立了新的國家。
然而，事實可見，30年後，卡達菲的國家亦如他行動導師建立的埃及共和國一樣，在人民對自由的渴望聲中，宛如落葉飄零。同樣一去不返的，還有卡達菲的阿拉伯聯邦共和國理想。
自由不應是平等的代價
全球化、市場化以及現代化，把繁榮的現代生活帶到世界各地，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各地原有的貧富差距。既然在財富上的不平等已經出現，這種差距會在情感上削弱人們對社會的認同。那麼，為了避免最後的分崩離析，社會便應以種種手段彌合這些業已存在的不平等狀況。當現代社會鼓勵民眾接受現代成果，並用各種政策手段、經濟杠杆縮小財富差距造成的不平等，鼓勵多元價值觀念之時，另一些社會則沿著古老的路徑，力圖以另一種方式來維繫脆弱的平等。這些做法雖然在不同國家各有不同，但總體來說都是用宗教敕令、政治命令的方式，棄絕現代化的任何表徵，將現代的一切都視作西方散播的墮落文化，同時在國家內部以抹掉任何個體差異的方式——統一的服飾，掩蓋第二性徵的裝束，以及最基本的雷同的物質生活標準——來實現徹底的平等。同樣打著平等旗號的，還有那些宗教極端主義者們。
對前殖民地來說，去殖民地化是與殖民過往的對話，而不僅僅是拋棄殖民習慣和生活方式而已，著名印度裔美國學者阿爾君•阿帕杜萊在《消散的現代性》中如是寫道。前殖民地國家中，印度或許是最快走出殖民陰影的一個（儘管也存在印、巴之間的糾紛），這與印度學者積極與殖民過往對話，並將殖民遺產與當下生活緊密銜接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當上世紀70年代末，以霍梅尼為代表的宗教領袖取代世俗國王，掌握了伊斯蘭共和國的權力；當1995年最初才800人的學生軍塔利班向著首都喀布爾開始進軍；當卡達菲提出恢復伊斯蘭教的純潔性的口號，禁止釀酒和出售一切烈性飲料；當原教旨主義連同現代文明一起摧毀了所有墮落之源，要求人們回到那個物質匱乏、極度平等的，只屬於先知的時代時，他們借助的都是人們對平等的嚮往。然而，和殖民遺跡（殖民者帶來現代主義的同時，也開啟了貧富不均的閥門）一同消失的，還有人們數代以來一直孜孜以求的自由。
或許，我們不必急忙譴責這些反現代的做法，而應該先解答那個本該受到重視的問題：人民當初之所以支持這些帶有濃厚原教旨主義平等色彩的主張，正是因為那些殖民主義的當地繼承者們既無實力兌現他們趕走殖民者之後許下的現代化諾言，又無法彌合市場化初期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後者與西方金融資本家控制的消費主義浪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對於那些取而代之的宗教領袖學生軍少壯派軍事強人來說，在原教旨主義的庇護下，他們至少能實現平等。不過，這些用平等主義招來擁護者的理想主義者們，最後也將因為同樣原因失去擁戴。顯而易見的是，他們本身打破平等原則的速度比我們想像的還快。而且，這種原教旨主義式的平等，是以棄絕教育、醫療、技術等現代性成果為代價的。儘管在石油經濟的支撐下，卡達菲的利比亞似乎沒有塔利班的阿富汗那麼極端，至少取消了伊斯蘭教國家較為普遍的一夫多妻制婚姻，但這個後殖民時代的新繼承者，卻沒有讓每個公民平等地享用到國家的巨大石油財富。根據記者閭丘露薇的報導：利比亞雖然國家富裕，但是對於利比亞民眾來說，他們感覺到自己很窮。⋯⋯班加西這個城市，道路是破爛的，建築大部分是破舊的⋯⋯看不出政府在城市的基建、公共服務上面有怎樣的投入。⋯⋯最富有的人幾乎都集中在首都這個地方。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統計數字，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利比亞人依然生活在聯合國設定的貧困線下面。雖然在非洲，利比亞的人均收入遙遙領先。
與其說是北約和美國的槍炮砸開了利比亞的大門，不如說是利比亞人民對自由與平等本身的訴求，動搖了卡達菲虛構的平等幻象。
自由的繼承人
解讀完伊斯蘭世界100多年來對自由與平等的訴求，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既得了真主最多的考驗，也獲得了應有的光榮。然而，當美國駐利比亞大使等四人在班加西的火箭彈襲擊下身亡後，我們知道真正的自由與平等還需要人們經受更多考驗。重要的是，經歷過殖民時代、國王時代與卡達菲時代的利比亞人民，已經不會在自由與平等之間劃上一條截然對立的界限。
雖然波蘭尼（Karl Polanyi）曾在《大轉型》中批判了自由主義經濟的深遠後果，但是，我們無法想像在這個時代中將全球化擋在門外，僻居獨善其身的平等一隅。雖然，有人還會譏誚美國的新殖民主義行徑遭到當頭一棒，但是，利比亞人民本身對自由的理性選擇其實才是卡達菲下臺的關鍵一擊。這一擊與北約是否施以援手無關，只與人民對尊嚴的平等的渴望有關；所以，面對一部明顯帶有侮辱色彩的電影，他們無需給北約留多少顏面。
由於以巴問題導致的宗教糾紛還會延續，殖民時代的遺產還在尋找著合格的繼承人，但是，伊斯蘭教的傳統同樣也可以成為全球化時代的一部分。事實證明，既有土耳其這樣成功的政教分離的案例，古老的蘇菲主義中其實也包含了容納平等和自由的空間——蘇菲主義的出現，本身就是對早期社會變革的回應。
如何令古老的宗教闡發出符合時代精神的新理念，把伊斯蘭傳統包容進現代性的範疇（而非陷身殖民時代的泥淖，在與後者的對立中無法自拔），把飽受磨礪的伊斯蘭國家引入現代主義的軌跡，將考驗著真正的自由的繼承人。
作者為人類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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