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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 December 2012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中国官场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谈及的这八个字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兴趣。的确，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中国当前的腐败状况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哪些问题较为突出？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领域，部分学者运用实证测量方法对腐败问题的发展作出了分析。

衡量中国转型期政治腐败的程度可以采取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前者是指通过发放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人们对政治腐败实际程度的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估的指标体系，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对历年来各种反腐败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来测量政治腐败程度。

香港城市大学的公婷教授是国内较早将腐败问题引入政治学与行政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今年6月，公婷及其博士生吴木銮在《社会学研究》上刊发了《我国2000-2009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2800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的调查报告，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十年当中2802个关于腐败的公开报道进行量化分析。公婷的研究发现：在腐败规模上，十年中腐败案件的金额有上升趋势；除去少数过亿的腐败大案，所有案件金额中位数在50-130万元之间。在腐败类型上，政府采购、工程承包的发案量居首位；组织人事类型的腐败紧随其后，“买官卖官”现象恶性循环，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土地腐败案例近年急剧上升，反映政府官员利用市场化的土地交易漏洞为个人牟利。在腐败主体方面，县处级、厅局级干部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直接监督力度不足。

但是，对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这种客观测量法尚有许多局限。《检察日报》的案件报道受到国家媒体政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事件和案件可能被有选择地报道，准确性有待提升。所以，它反映的腐败趋势不能与全国范围内实际腐败态势完全等同。但由于其机构的权威性，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了大众媒体对于腐败消息报道，香港学者朱江南指出，小道消息的传播也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腐败严重程度的感觉以及对于政府的信任。

还有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利用主观测量法来评估腐败程度。例如，透明国际就是利用问卷方式来评估各国，得出“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早在2000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吴丕教授曾对透明国际“腐败排行榜”上中国的名次变化作出分析，指出中国的“绝对名次”在1990年代末有上升，反映出反腐败工作的“进步”，但同时腐败问题仍然严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裴敏欣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腐败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从透明国际的指数观察到，从2001年到2006年，在1-10分的范围内，中国的平均“腐败印象得分”为3.4分(得分越低，国家在公众、国内私营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的印象中就越腐败)，在排行榜上一向位于底部1/3的国家之列。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主观感知和实际腐败之间存有差距，所以主观测量法也有一定的缺陷。

此外，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发现和查处所有的腐败案件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学者会引入腐败案破案率或其他指数来估算经济损失。裴敏欣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还对腐败经济总额做出了估计。他计算腐败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时，采用了10%的“保守假设”。研究指出，2003年，中国由腐败引致的经济损失就高达860亿美元，占当年经济产出的3%，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致命威胁”。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目前学界对腐败状况的“测量”还只停留在描述性分析阶段，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腐败发展的趋势和问题，为了解当前腐败状况、反腐廉政建设提供信息和借鉴。

一说起腐败，人人痛恨，然后的事就是必然的了，上面肯定说要加强反腐。然而30多年过去了，腐败似乎是越来越猖獗。1979年的时候，一个王守信，贪污了50万，就是天字第一号贪污犯了，今天呢，如果要争天字第一，恐怕得50个亿才行。这些年来，别说上面没在制度上下功夫，仅仅打措施方法的主意。当今之世，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样多的监察监督机构？，纪委、监察、审计还加上反贪局。这么多机构，这么多人手，成年累月地忙活，但是，腐败却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PK制度，至少在目前，腐败是赢了。

在一次新华社召开的内部座谈会上，我曾说过，现在的腐败，是一个制度结构的问题，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不管设多少机构，怎样加强措施，都反不了腐败。古代明清两代，实行的是低俸制，一个七品知县，一县的长官，每年薪俸45两白银。如果不肯吃糠咽菜，基本上无论如何都养活不了一家大小。然而这样的低俸的官员，却是掌管一县，唯我独尊的县太爷，权力相当大。每年全县的赋税和全县人的诉讼官司，都归他一个人全权负责。而制度上存在的监察机构，又管不到这个层面。所以，官员们几乎挡不住地会拥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每年征税和诉讼的陋规，就足以把县太爷养得很肥。有贪心不足的，还会染指黑色收入，自然发得更狠。这样的事情，皇帝心知肚明，基本上是放任不管，要抓，也只抓那些贪得比较狠，而且民愤比较大的。但是可有一样，在这样的制度下，几乎所有的官员，在理论上都有贪腐问题，只要上面想动你，一动一个准，所有的借口，都是贪污。

当今之世，由于经济的发展，官员的权力，无论人、财、物，都比当年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计。虽然经过几次调整，官员的工资已经不能算是低薪了，但比起国企管理人员，还是要低得很多。很多中西部地区，地方干部的工资，说起来相当可怜，而且据说还经常拖欠。官员权力很大，每日有很多的钱过手，很多的机会可以抓。对于一把手来说，更是如此。这些机会可以拿到的好处，跟他们的工资收入比起来，简直就不能比。与此同时，所有的监督又不怎么有效。很多官员都说，现在只要把媒体和网络防住了，就基本上没事，各种监督机构，很好应付。在这种情况下，让官员们不涉贪，近乎于把一个生理状况正常的壮汉和一个裸体美女关在一个房间里，关进去的时候，非常严肃认真地吩咐，要壮汉不许乱动。

这些年的GDP有了发展,这些年交通事业得到发展,这些年城市变得更气派了,这些年大学校园也是高楼林立。但这一切，至少从某种角度上讲与地方腐败有一定的关系。有的人之所以要大兴土木,进行老城改扩建,一个直接原因,是可以通过老城改扩建的一个个基建工程,获得丰厚的回扣。有的人之所以要兴建一条条高速公路或高速铁路,因为这一切需要投入巨资,这又给他们窃取国家财产提供了机会。有的人之所以要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是因为招商引资过程中,他们自己可以得到经济上的报酬;是因为地方经济发展了,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油水。有的人之所以要争取这个那个国际活动在这里举行,最深刻的原因就是办国际活动需要国家大把花钱,而在国家大把花钱的过程中,大量的钱落入他们的口袋中。

毫无疑问,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但是有的地方的局部发展不得不说是激活了官员的贪污腐败的欲念.他们为了贪污腐败多些,更多些,他们才兴建这个那个工程。为了腐败，有些人的所作所为确实也会带来经济的发展,但造成的社会问题却更多更多。比如,腐败本身便是非道德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腐败的带动下,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必然遭到严重破坏.而道德水平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社会决不可能有温暖可言,决不可能有和谐可言,决不可能有内心的幸福可言。比如,一些能够给贪官恶吏带来利益的事业,能够得到发展,一些基础性的事业,如基础学科研究,如人文学科研究,如宗教信仰事业,如公共福利事业,是不可能得到发展,导致整个社会发展失衡。比如,腐败导致社会财富越来越向极少数人手中集中,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两极分化加剧,使社会各种矛盾得到激化。比如,腐败必然是建立在侵犯民众的权利和自由,侵犯民众的发展机会,侵犯民众的切身权益的基础上的.使官民之间矛盾加剧,使整个社会的管治面临危机。……

前人有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如此。必须讲道德良心,必须讲公平正义.只有在道德良心的基础上谋求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才有意义,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才是可持续的；这样的社会,才能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促进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

有些人以腐败为工作的动力,意味着内在道德良心的破产。而建立在道德良心的破产基础的文明,不是人类文明,而兽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以腐败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由于它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由于它急功近利损害了其他事业的发展,必然使社会发展面临深刻危机,以至无以为继。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王朝,是依靠腐败赢得繁荣的。相反,由于腐败,使一个个王朝最终走向覆灭。人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把握这个时代的本质,才能为自己何去何从做出正确的判断。

中国大陆，必须彻底回到崇尚道德良心,崇尚公平正义,崇尚人的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发展轨道上来。这样的国家才有希望,社会才有希望。

古今中外，官员的贪腐问题所在皆有。但这个问题本身，却相当简单。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人的贪欲，在没有被遏制的情况下伸出了自己罪恶的手而已。说要根本解决，倒也没有这个可能，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实也不难。古今中外，无非就是两种方式，一是釜底抽薪，大幅度削减官员的权力。二是加强监督，多点眼睛看着。

釜底抽薪是个好办法，官员权力小了，什么事办不了，自然就没有机会贪污了。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这一轮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现代化，政府是现代化城市化的火车头。要想一夜之间把中国变成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的世界，基本上不现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在改革前，基本上是有国家无社会的一种特别状态，这些年之所以人们可以谈谈社会了，其实这个社会不过是这些年刚有点苗头。所以，奢谈大社会，其实有点不着边际。如果把目标改成在今后建成中社会中政府，也许还靠谱一点。相对于政府，社会还是一个小孩子，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刚刚问世的。不管社会学的专家乐意不乐意，在现在的中国，拉动现代化的政府，实际上就是这个孩子的保姆。

按道理，保姆是应该辅助孩子长大的，就像古代美好的传说那样，周公辅成王，成王长大了，周公就得还政。可惜，美好的故事永远只是故事。现在的现实就是，周公不想让孩子长大成人，周公不打算归政，依旧想自己包办下去，控制下去。在经济建设中，市场已经成型了，政府却还在起主导作用，既当裁判，又做运动员，两手抓，两手都硬。不仅不逐渐弱化行政干预，反而越来越加强。说行政垄断也许有点伤人，但作为裁判的政府，就是一屁股坐在国企一边，不仅设置人为的门槛不让民企进入，而且帮助国企大肆进入竞争领域，大力度挤压民企的空间。在社会领域，还是用政府包办一切，不仅农村的村民自治正在消亡，连城市居民的自治，也很难成长。各种NGO组织，无论怎样挣扎，都逃不脱另眼相看的命运。各种自治性的宗教团体，也很难发展，发展起来也不让干事。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大政府是暂时免不了的了，各种审批权，即使要想撤销，也很困难，但是，一个大政府，能不能仅仅限制在做裁判的功能上，把做运动员的功能削掉，不要老是想包办一切。

包办一切的政府，权力是大，但贪腐的机会也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也强烈。事实上，事也办不好，甚至一团糟。事办不好，贪腐又多，官民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冲突愈发激烈。这样下去，官就不好做了。都说，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把，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政府要想过上好日子，第一步就是要削自己的权，限制自己的功能。这是政府这把刀的生存需要，本质上，还是被社会被百姓压力的结果。

遏制贪腐，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古今中外，但凡有权力的地方，就必须有制衡。没有制衡的权力，本质上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的政府，存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平行的权力制衡，制衡者只有一个，就是上级，归到最后，只有最高权力当局才操心一切。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中央出面才能解决。一个县的问题，也得中纪委出面。显然，这样的制衡，是不平衡的。即使在古代，中央各部到地方政府，也都存在平行的监督机构——御史台和谏议机构。位置再高的地方官，也害怕都老爷（明清御史的代称）给盯上。当然，体制的监督，最好最合适的，还是民意代表的存在。就现在的中国而言，无论人大代表是否常任制，只要能激活这个机制，让代表真正来自民众，代表民众，所起的监督作用，都要比现行的监督机构要好得多。

监督的另外一翼，是舆论。古代社会，御史的运作，离不开乡绅的舆论，御史往往通过乡绅的网络，获取贪腐的信息。所以，只要御史和舆论结合得好，政治就清明。但是，时间一长，御史被收买，监察就会停摆，乡绅的舆论，就起不了作用。但是，近代出现了媒体，媒体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所以，舆论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媒体的监督。

晚清新政，经过苏报案之后，朝廷意识到了对于媒体不能用老办法管制。最后开放报禁，各种报纸兴起，纷纷把矛头对准官府，有点事就大惊小怪地大肆报道。但说也奇怪，晚清到了新政时期，原本吏治已经相当腐败，到经过媒体的阵阵炮轰，不仅没有把政府轰垮，反而使得吏治逐渐变得好了起来。要知道，这里不仅有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民办媒体，还有革命党人办的，专门“恶意”给政府找麻烦的报纸，比如像民呼报，国风日报。即使是恶意攻击，可能对被攻击的某些官员造成麻烦，让人很不舒服，但对于政府总体上，却起到的是一种加分的作用。道理很简单，因为有这样挑剔的媒体在，无孔不入地找麻烦，官员就是有心贪腐，也会畏惧三分。这样一来，吏治不可能不变好。后来尽管1908年西太后死后，清朝的新政步入了歧途，引发了革命，但尽管如此，这场革命也只是上层革命，底层百姓并没有参与，在革命中，也很少出现老百姓趁乱打官戕官的现象。说明在那个时候，官民矛盾，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缓解。相反，在此前的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官吏被民众打杀，甚至剥皮萱草点天灯的事情，非常常见。

中医治病，讲究的不是如何医治，而是调理。即把有病的身体机理，调整成无病的形态。这个过程，单纯的用药是不行的，需要改变的是病人自身的身体和精神。这种改变，最需要的是病人自己的配合，调动自己的积极性，自身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