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公布，引发“申遗”背后的错综复杂与疑问：是什么让“十大名楼”打包申遗搁浅？为什么基于虚构的建筑可以入选？政府公关又扮演什么角色？
基于“虚构”历史而成的建筑，是否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这种事情是可能的。
2012年11月底，中国国家文物局发布了最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份名单与2006年公布的35个项目的那一版相比，剔除了已经申报成功的项目，增添新项目，总数达到45个 。这份名单可以看作是中国“申遗”的预选名单。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7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将全球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需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加以保护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1988年加入《公约》，总计已有43项遗产入选。
2012年的这份“预备名单”透露出的信息量很大。比如，它去掉了山西几地联合推举的“晋商大院”——因为其中几处院落虚构了一些建筑——这像是回归了评价遗产价值的“真实性”标准；扩展了“丝绸之路”涉及的遗产地，这该归功于历史研究和论证的成果；但是，“江南水乡古镇”从4个增加到10个，其中几个尚且籍籍无名，看上去给人希望借世界遗产申报发展旅游的印象。名单里的最后一项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志莲净苑与南莲园池。
实际上，这两座园林都是基于“虚构”的历史而建，建筑年龄也没有超过20年。它们是参照了山西、敦煌、日本等地的唐风建筑设计建造的“仿唐”寺庙和园林。志莲净苑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1934年，但如今的这座寺庙，1989年至1998年陆续建造了十年，2000年才开放。作为志莲净苑托管项目的南莲园池，2003年开始建造，2006年开放。这两组建筑作为一个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单，一举刷新了我国文化遗产认定的“年龄”界线。
名单发布之前，“申遗热门”的“十大名楼”在民间和文物建筑保护界已经备受质疑。这十座建筑是：黄鹤楼（武汉）、岳阳楼（岳阳）、滕王阁（南昌）、大观楼（昆明）、蓬莱阁（烟台）、鹳雀楼（永济）、天心阁（长沙）、阅江楼（南京）、钟鼓楼（西安）、天一阁（宁波），它们无一例外都进行过大规模改造维修，部分保留了少量古代建筑遗构的几栋在历史方面还算有迹可循，可是，黄鹤楼、滕王阁、天心阁是1980年代中后期重建的，年轻的阅江楼、鹳雀楼是2001年、2002年重建开放的，它们都使用了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有些建筑内部配有电梯。这些做法丧失了建造技术、工艺、材料的历史真实性，由此带来的一些结构性的“改良”甚至带有了虚构历史的成分。最终，“十大名楼”都没有出现在预备名单上。
什么样的建筑算遗产和古迹？ “十大名楼”即使在建筑上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仍然都建造在有史料可以为佐证的地点上，它们确实包含了区域历史和文化信息。可是，香港的志莲净苑与南莲园池是在没有过唐代古建筑也没有真正与其建筑样式相关的历史文化可追溯的地点上生造出来的，“仿唐”样式虽然经过了很多专家考证、设计研究，在没有图纸和实物留存的时代，仍然是带有虚构和推测性质，它们更像是当代人对唐代建筑研究成果汇集成的模型。
澳门在2005年成功申报成功了“澳门历史城区”，一直是世界遗产城区环境管理的一个优秀范例，这次香港项目的入选给人一种“地域平衡”的安慰色彩。
目前来看，中国还没有“世界遗产”相关项目的直辖市和省份，就只剩下上海和海南。根据已经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名录和两批由建设部发布的《中国国家自然遗产、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唯有上海和海南缺席。本来上海江南造船厂曾经在世博会之前，有意让国家文物局论证船厂作为近现代工业建筑遗产申报世界遗产的可能性，以增加和上海市政府谈判的筹码，但最终不了了之。
入选“预备名单”并不意味着会申遗成功，其中耗费的时间甚至可能是几十年。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开的申报计划，2013年中国将向世界遗产大会申报自然遗产“新疆天山”和“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2014年申报在《预备名单》上的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以每年一项文化遗产的申报速度，列于目前这份《预备名单》上的项目全部申报完，很可能需要等几十年。
中国目前拥有43项世界遗产，排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算是所谓的“遗产大国”。在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最初几年，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最多时一次通过了6个项目，大部分年份会有3、4项通过审议，保持着较好的通过率。
2000年，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了《凯恩斯决议》。它限制全世界每年申报世界遗产的总数为30项，已有遗产的缔约国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没有遗产的缔约国可以申报2至3项。这个决议想为负责遗产审查的国际机构节省工作量，又想解决“缔约国之间遗产数量不平衡”的问题。这份决议带着一种政治平衡意味，也潜在表达了尚没有遗产地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对于遗产大国的不满。意大利代表提出抗议，认为《决议》有违《世界遗产公约》的出发点和核心精神，难道不是保护具有“普适价值”(universal value)的遗产才是最重要的吗？但这些意见挡不住更多“遗产小国”的拥护。之后经过4年的动员、游说、斡旋，2004年在中国苏州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主导提出的《凯恩斯决议》修改方案通过了：每年申报总数的限额变为45项；已有遗产的缔约国每年可以申报一个文化遗产项目和一个自然遗产项目。这算是多少缓和了一点儿中国的遗产申报危机。
此后，每年的中国对于世界遗产的申报都变得非常谨慎，产生了许多策略性的变化。比如，鼓励跨省、跨国遗产，鼓励像“文化景观”这种跨界的项目。重点只有一个，就是申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个项目没通过，就会造成名额的损失，浪费一个省甚至几个省数年的准备和等待。
就中国而言，申遗成功的关键是两个方面：根据世界遗产评定标准阐述遗产本身的价值，这通常取决于遗产地自身的状态、知名度和申报文件上的说理功夫；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遗产所在省份的能力，这不仅是保护和管理，甚至包含了外交能力。
2007年，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第二年，才轮到福建土楼。其实，无论在国内外，福建土楼的名声要比开平碉楼大得多，申报世界遗产的呼声更大，1999年就开始准备申遗，每一个步骤都比开平领先一年时间，但多数土楼保存和管理状况并不理想，环境清理整治的工作进展缓慢，很快就被广东追上了。根据一份名为《开平碉楼及村落申遗大事记》的公开信息，开平碉楼的申报得到了地方和广东省政府非常强力的支持，同时民间——尤其是华侨——在产权托管、调查研究、保护经费上也给了力所能及的便利和帮助。在世界遗产大会上，广东代表感情充沛地讲述了离家万里去打工的海外华人如何回到开平建造中西形式结合的碉楼，这1800多幢样式奇特的建筑对于海外华侨来说是寄托“故乡情”最重要的实物，从这个角度突出了碉楼的具有代表性的“普适价值”。只用了11分钟，碉楼就通过了审议，成为了“世界遗产”。
另一个政府公关斡旋的实例发生在“重庆武隆申遗”过程中。
同样是2007年的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项目中，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三个遗产地联合申报，其中拍摄过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外景的武隆，虽然风景幽美，但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却没有另外两地那么具有代表性。颇有一些国家的专家代表对武隆是否应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看法。根据当时《新华网》的报道，在武隆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的初期，去当地勘察的国内外专家指出过在保护区内留有许多农户和宾馆，对保护工作不利，于是，武隆县在80多天里“搬迁农户6家、拆除宾馆等设施16家，碎石场12个、关闭景区企业3家，改造核心区步游道7公里多”，但即使这样，按照《重庆晚报》上武隆县风景管理局副局长周涛的说法，2007年5月底，“从小道消息得知IUCN（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写的评估报告建议将云南石林、广西荔波作为第一批次申报，而将武隆纳入第二批次，大家急得团团转” 。7月，在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中国代表团继续四处做工作却收效甚微，一位当年在大会现场的专家透露，代表团甚至讨论拿掉武隆让其他两个遗产地联合申报以确保成功通过的可能性。随团主管申报的重庆市副市长余远牧如坐针毡，承受着“掉脑袋”的压力，不得不打电话到国内，动用国内的关系寻找外交方面的渠道来帮忙。具体国内在短时间内做了哪些工作不得而知，最终，重庆武隆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12/21/cc21archite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