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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1 November 2012

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一）

作者：《思想》 | 评论(0) | 标签:中国改革的歧路, 朱嘉明, 陈宜中, 王超华, 钱永祥

文/陈宜中

朱嘉明先生，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年就学于北京男十三中，1968年至1978年，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在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同时，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暨《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1989年6月后，流亡海外，一度担任海外民运负责人。1993年退出民运，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完成MBA；先后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创业经商。2000年之后，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2012年1月，出版六十万字专着《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

此一访谈于2011年6月3日在台北紫藤庐进行，由陈宜中、王超华、钱永祥提问；经陈宜中编辑、校对，并于2012年3月补充提问后，由朱嘉明先生修订、确认。

一、早期经历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是否可以从您的家庭背景谈起？

朱嘉明(以下简称「朱」)：我是汉人，但朱家在清朝却是「在旗」的，据说是正蓝旗或者镶蓝旗。到我曾祖父那代为止，朱家在清朝是没有实权的官员。曾祖父似乎与颐和园1894年前后的建设有极大关系，所以，爷爷是在颐和园里长大的。北京丰台地区有个叫做「朱家坟」的地方，以及北京钓鱼台一带，就曾经是朱家祖坟。遗憾的是家谱在文革期间毁之一炬。

我爸爸1913年出生，我母亲1917年出生。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1935年出生，二哥1940年出生，姊姊1938年出生，接下来还存活的就是我。父亲从我4岁时就长期在外，所以我与母亲相依为命。

陈：北京对您意味着什么？

朱：文化革命之前的北京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我家住在景山前街一带，西边是北海，东边是景山，南面是故宫。我在小学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去北海和景山。在那个年代，北京的城门还残留着，从北京城里很容易看到西山，在西直门外还有水稻田，街坊四邻中不乏前朝遗老遗少。在我的流亡生涯中，想到北京，就想到老舍的话：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陈：您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可否谈谈文革经历？

朱：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刘少奇和邓小平就组织工作组进驻北京的中学。但在工作组进来之前，学生已经自组织，每个班、每个年级都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被推选为初二年级的领导小组组长。

不多久，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工作组很快撤走。几乎是同时，所谓出身好的中学生开始控制所有中学的权力。1966年7月8日，我的初二年级文革组长的权力被罢免，而且遭到长时间批判。在整个北京市的中学，文革变成由「老兵」主宰，谭力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冲击了中学和大学，导致关于「血统论」的激烈辩论。1966年8月，在我们学校的高三二班，与北京四中的代表进行了辩论。四中来的包括不久之后在「西纠」和「联动」中的风云人物，至少有后来成为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还有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发育良好、器宇轩昂，有的穿著父辈的那种衣服。辩论涉及到诸如革命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他们提出是政权问题，我们主张是农民问题。辩论结果是，「血统论」难以成立。

王超华(以下简称「王」)：那是学校对学校，还是派系对派系？

朱：那时还没形成什么派系，是学校对学校。但是很快的，在1966年8月，文化革命进入了「红色恐怖」阶段。从所谓的「破四旧」开始，接着是抄家、抓人、批斗、打人，被打死和自杀的情况到处发生。

陈：在北京的中学文化革命中，哪些事件的影响较大？

朱：应该是遇罗克的〈出身论〉。遇罗克本人并不是中学生，但是在1966年末和1967年初，他的〈出身论〉发表在只出了两期的《中学文革报》上，所造成的影响是后人不可想象的。遇罗克的文章，易懂而雄辩，在批判血统论的表象背后，是对人权和人的尊严的捍卫。所以，即使在文革时期，统治者也绝不容遇罗克这样挑战其思想体系和意识型态的人。《中学文革报》很快遭到查封，遇罗克本人也被投入监狱，拖到1970年初被处决了。

按照当时的分类，我既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天然反感血统论。但是，遇罗克对我们的影响超越了对血统论的批判。遇罗克批判血统论，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存在「世袭」的可能性。今天的所谓「太子党」问题，其实是「血统论」的一种历史延伸。

1967年春天，毛泽东有个「三七批示」，内容是要复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的前提是对所有中学实施军训，其实就是军管。到了1967年3月，整个北京的中学彻底被军事接管。与此同时，所有的「老兵」即老红卫兵，从监狱或者拘留所里统统释放。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在释放他们的时候，发表了「要高干子女接班」的讲话，结果导致北京中学生的历史性分裂，出现了「四三派」和「四四派」。

王：「四三派」、「四四派」和「老兵」的关系是什么？

朱：当时，「老兵」泛指一切在文革初期毛泽东支持的「老红卫兵」，以及后来的「联动」。「联动」的全称是「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四三派」、「四四派」的出现和「老兵」是有关系的。上面所说的李钟奇的讲话，很快传播到北京各个中学。在几天之内，很多中学生走上街头反对李钟奇，「打倒李钟奇」的标语贴遍了北京城。这是一个巨大的能量，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导致「复课闹革命」和「军训」失败。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很害怕，4月3日就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学生代表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上，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严厉批评了李钟奇，陈伯达用福建话说李钟奇的思想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由此而形成「四三派」。

第二天，4月4日，中央文革为了平衡中学生的不同政治力量，又接见了另一批中学生代表，于是形成了「四四派」。四三派一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不属于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也不是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下中农)。四四派一般都是工农或者干部子弟。我是四三派。中国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也是四三派，他是北京三十五中的。

在四三派、四四派之外，还有老兵。此时「联动」重新复活。北京各个中学在1967年4月之后，或者被四三派主导，或者被四四派主导。到了那年夏天，四三派、四四派以及老兵之间的文斗和武斗开始趋向激烈。因为武斗，北京中学生中还死了一些人。今天想起来，还是很伤感。在1967年，北京中学生的各个派别还都组织了合唱团。我们中学高三有一位叫杨小阳的「老兵」，被称为「联动」的央行行长。据说他为了组织合唱团，截留抄家的现款和存折，加之其它手段，总计20多万元，用一个麻袋扛回了家。在197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一年工资不过是7、8百元，20万相当于280年的总收入，无疑是一笔巨款。在1960年，中国发生过著名的赵守一事件，主犯因为骗取20万人民币而被处决。

陈：四三、四四与联动，除了社会成分的差异外，有没有政见分歧？

朱：「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相当深刻，涉及到中国社会是否要以家庭出身作为等级基础，以

及共产党政权是否只能由自己的子弟接班。那时，核心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究竟谁是接班人？」四四派认为，这是工农的天下，当然是工农子弟接班。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血统论问题。1967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推荐了〈触詟谏赵太后〉一文，提出只有严格要求子女，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不言而喻的，毛认为自己的子弟接班时，只是要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我做的第一次政治性演讲，是在1967年7月，地点是中国音乐学院。我用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去解释文革，题目是〈四三、四四派的起源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那时我16岁。

陈：当时北京的中学有「造反派」吗？

朱：我始终没有用「造反派」一词，因为这是个很模糊的概念，至今难以定义。历史的真实是，「造反派」中有极端的毛主义左派，还有以造反为名，实际上要挑战共产党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右派。右派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遭到严厉整肃。极端的毛主义左派，在文革结束之后，被定义为跟随「四人帮」进行「打砸抢」的坏人，基本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陈：中学生文革是如何收场的？

朱：文革到了1967年秋天以后，已是强弩之末。隔年，全中国的中学生开始上山下乡。伴随中学生的上山下乡和工厂务工，以「老三届」为主体的中学生与大学生的文革告一段落。

「老三届」是指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的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大一至大三的学生。他们的出生年代大约是1945-46年至1952-53年。上山下乡，间接影响了中国今日的政治生态。因为文革中分派别，各自都集结去一个地方，于是就形成了一块一块，为日后留下了不同的种子。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体就是「老三届」，而「上山下乡」是「老三届」最重要的历史符号。

陈：您个人去了哪里？

朱：我先去了西藏，又转到黑龙江，再去了山东。去西藏是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的自愿选择，不是国家安排的。我们带了大批的书前往西藏，有机会大规模地狂读些书。晚上还收听「美国之音」。要知道，文革期间，收听「美国之音」就是触犯了收听敌台罪，是要坐牢的。后来，因为西藏高原缺氧，我的十个指甲已经全部瘪了，而且听说汉人很快就会得心肌炎，我很害怕。于是我就决定离开西藏，去了黑龙江。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经过毛泽东1969年6月18号批示成立的。我在黑龙江兵团的时间是1969年的9月至1975年的12月。在这六个寒暑中，我学会了各种农活；还因为完成了批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长文章，导致我最终选择了经济学家的道路。在山东，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胶南县的一个军港建设工地度过的。在那里，我独立完成了80万字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根本不可能出版的书，但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使我对中国各个经济部门有所研究，这对我在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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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并担任本刊编委。研究兴趣在当代政治哲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史。

本文原發表於《思想》22期「走過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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