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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1 November 2012

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二）

作者：《思想》 | 评论(0) | 标签:中国改革的歧路, 朱嘉明, 陈宜中, 王超华, 钱永祥

文/陈宜中

二、回顾1980年代

陈：您为何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业经济研究所？

朱：回忆起来有两个主要因素：其一，经历了文革十年，对于中国社会有了非常实际的了解。我是个注重实践的人，相信中国需要现代化，而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工业经济与工业化关系紧密。其二，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78年4月，生机勃勃。例如，所长马洪曾经是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此人的能量很大，他是1920年前后出生，当时也不过60岁左右。副所长蒋一苇、党组书记陆斐文都是有资历的传奇人物。朱镕基也是工经所的。他们都参加过19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画的实施，对中国的工业和国民经济有丰富经验和实感。

陈：有您在内的「改革四君子」上书，是否是您直接参与改革的契机？

朱：我参与经济改革首先是因为马洪。1979年，国务院组织了四个小组，着手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设计，其中的一个小组是「经济结构组」，我参加了。由此，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主见。

至1980年，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全面显现。人们在如何面对「改革」和「调整」的关系上颇有分歧。这年秋冬，我试着用当时所学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在「经济结构组」领悟的结构分析方法，而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语言去分析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形成了一篇很长的东西。在写作过程中，与同班的黄江南多次讨论。黄江南在经济问题上有很多创见，他是中国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法，提出了实际上和科尔奈(János Kornai)相同的短缺经济学。而我们那篇东西的本质，就是建立在短缺经济学理论上。但是，黄江南的弱点是动笔不勤快，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变成最终产品。又因为这篇大文章涉及中国的农业问题，黄江南建议找翁永曦。

1970年代末，翁永曦回到北京，先在《农民报》，后遇到中国农业经济改革的重要人物杜润生这个伯乐，被调进「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翁永曦除了熟悉农业、农村和农民之外，还有历史大视野，曾经提出过「中国百年复兴」设想，很为胡耀邦赏识。有了翁永曦的加入，这篇文章进一步充实。之后，因为林春或者李银河的建议，又结识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研究室工作的王岐山。此时，我们四人的领域包括了工业、农业、历史和国际关系。「改革四君子」的组合就是这样。最后定稿的文章题目是〈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

陈：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为经济决策的领导人接受吗？

朱：这篇文章的思想其实很简单：198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实体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双重问题。我们用「结构性经济危机」概括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认为这是长期实行僵化的计画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进而分析了「结构性经济危机」的机制，得出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社会总需求全面超过总供给，能源供给不足和财政收入低下是那时国民经济最突出的薄弱环节。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刺激短线部门发展，实行有限的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避免萧条，容忍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调整人民币汇率以扩大出口。

这篇文章得到了姚依林、陈云和赵紫阳的支持。赵在中南海接见我们时，开门见山地说：作为共和国总理，和不到30岁的年轻人讨论国民经济，这是第一次。陈云在不久后的中央一次会议上，也公开肯定了我们的对策思路。此外，王岐山向他岳父姚依林做了汇报，姚也当面仔细听取了我们的说明。

我们四人是尽可能的低姿态，但是，因为文章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和其它内参的发表，在北京的影响很快扩散。不知是谁开始称我们「改革四君子」，当然，还有人称我们是「工业党」，以区别陈一谘发起的「农村发展组」的「农民党」。

王：当时陈云、邓小平和赵紫阳，对经济政策的看法一致吗？

朱：在1980年代后期，陈云和姚依林在改革问题是跟不上历史的，与邓小平和赵紫阳比较，趋于保守甚至僵化。但1980年代初期，在「调整」和「改革」的关系上，陈云、姚依林、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歧。那时，就对国民经济的熟悉程度来说，几乎没人超过陈云和姚依林；邓力群也是为经济改革摇旗吶喊的，而且全力支持陈一谘的「农村发展组」。

至于赵紫阳，是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特例，他有过广东、内蒙和四川的诸侯或者封疆大吏的经历，不仅懂得农业、工业、对外经济，而且有改革意识。赵到了四川之后，除了农业，就是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我们对赵紫阳的最大印象，包括他超常的记忆、理解和学习能力。

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我们的时候，才入主国务院不久。我记得，就在我们和赵紫阳见面不久，赵就带着翁永曦视察山东。后来，赵还带过其它年轻人陪他视察，似乎王小强次数多一些，还有华生、周其仁。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赵紫阳的两个秘书，一个是人们熟知的鲍彤，还有一个是李湘鲁。李湘鲁是我们同代人。鲍彤和李湘鲁都是才思敏捷，他们不断地帮助赵紫阳发现新思想和新人才。

钱永祥(以下简称「钱」)：是否可以说，在1980年代，你们这批年轻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根本原因是得益于赵紫阳，以及像鲍彤这样在赵紫阳身边的「近臣」？

朱：我同意这个判断。赵紫阳和青年人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很可能是绝响。其次，还需要注意到历史大背景：1980年代改革全面开始，人才短缺，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有着强烈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识。他们身体力行地破除血统论的影响，不再以家庭出身作为提拔标准。而我们这些学经济的青年人，确实得到了更多机会和更大舞台。

1984年9月，青年一代的经济学者在浙江省召开了对中国改革历史有深远影响的莫干山会议，对经济改革和开放中的基本问题不仅做了战略思考，而且系统提出政策性建议，标志着我们这代青年人整体正式走上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舞台。后来，以青年人为主体，建立了「三所一会」，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三所一会」的主要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地方，不乏平民和农家子弟。

陈：您为何会去河南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

朱：那是阴差阳错。1984年前后，我因为关心中国能源问题，多次到河南了解中原油田问题。由此结识了在河南省委书记处工作的王忠林。在王的引见下，我得以向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刘杰报告我对中原油田和河南经济发展的看法。刘杰又安排我见了省长何竹康。

陈：这段时期，您在学术上有哪些进展？

朱：1980年代，是我学术上有很大收获的时期。我的写作处于巅峰状态，几乎每周都能完成有一定质量的文章。自1984年至1988年，还出版了《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现实与选择》和《论非均衡增长》等著作。其中，《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是我的第一本着作。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国民经济不仅仅是一个过去在计画经济时代所说的「比例」和「速度」的问题，而是存在着其物质构造(或结构)问题；因此，只有研究国民经济构造本身，才可能较为深化地研究经济制度和机制，及其运动和发展。钱学森很肯定这本书的学术方法，为此专门写信给我。

王：那么，您又为什么离开河南？

朱：我在河南的时候想到：我们这代人是在计画经济制度下长大的，主张市场经济，但是却从没见过市场经济；讲对外开放，却没有出过中国的国门。我决心改变这种情况。因为我曾对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北京设立办公室有所帮助，福特基金会为了表示感谢，愿意资助我去美国读书或者做访问学者。1985年夏天，我向河南省委请假，希望出国一段时间，同时完成我的博士论文。1985年9月底，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到了美国。先去密西根大学，所在地是安娜堡。那年圣诞节之前又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前后十个月。

陈：此次美国之行有哪些收获？

朱：收获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所谓无形的是对美国的观察，包括大学管理已经计算机化，超市的丰富商品，经济学的课程设计，宗教的力量，不同移民后裔的和谐关系。那时的美国是里根时代，供应学派的思想对我有很大影响。所谓有形的主要是四件事：第一，我认真考察了美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形成了在中国推动建立股票市场的一整套想法：第二，与何维凌等人一起商议和努力，促使索罗斯在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基金会；第三，结识了爱比‧洛克菲勒，在中国示范和推广她的「不用水的马桶」，实现中国的厕所革命；第四，与何维凌一起，在美国中西部寻找合作伙伴，实现美国和中国的中小企业交流。

陈：回来之后的选择是什么？

朱：1986年8月回到北京。我回来的第一个公开报告是关于美国股票市场的启发。在美国的十个月让我明白，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肤浅的。因此，我决定在今后的几年集中研究国际经济。这样，我辞去了河南省政府的工作。我选择了两个工作，一个是《中青年经济论坛》的主编；另一个是从1986年10月和李湘鲁一起筹备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中信国际所」，并打算全职到这个研究所工作。

陈：成立「中信国际所」的目的是什么？

朱：首先，当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和副董事长唐克有成立这样一个关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研究所的需求；其次，当时国务院的领导也希望有一个具民间色彩的国际问题机构，做一些外交部、外贸部和其它对外部门不宜做的工作。

自1986年10月至1989年6月，中信国际所做了一些至今看来很有意义的工作。诸如，建议和推动与南韩、沙特阿拉伯建交；参与两伊战争之后的伊朗重建；建议中国走向印度洋，实现和巴基斯坦的战略合作，全面对西开放；帮助中信设计与中东和南美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突破对台关系，建立两岸民间交流的管道；研究世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新模式。荣毅仁和唐克都有全球眼光，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全面支持。

王：中信国际所特别选择这几个国家，是否着眼于中美苏关系？石油资源也是一个原因？

朱：那时，冷战还没有结束。中信国际所是研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我们倾向与美国改善关系，以获得对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支持。能源，特别是石油问题，也是我们极端重视的。要知道，唐克是当过石油部长的。那时，国际所主张参与伊朗战后重建和实现与沙乌地建交，都是出于中国未来对国际石油资源的需求。总之，国际所希望为中国决策层建立一套全球战略的观念。

陈：在六四之前，您还参与了哪些工作？

朱：1989年1月至3月初，我先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经济系作访问学者。回来之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组织了中国经济改革十年研讨会。因为这次会议是在北京丰台的京丰宾馆召开的，后来称之为「京丰宾馆会议」。会议开始由陈一谘主持，但是他的腿坏了，然后由我主持。我最近找到了会议结束时的合影照片，除了胡启立等当时的领导人之外，还有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等当下中国领导人。这次会议的重要特征是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同代人提供了讲台，各派意见争论激烈。我记得周其仁和万润南的发言很精彩。在会议中，不少人已经感到中国可能出事，甚至认为天下就要大乱。这次会以后，就发生了六四，以后大家就各奔东西。

京丰宾馆会议结束后不久，国务院有关部门希望我主持研究在中国和缅甸之间建立特区的可行性，主要是为了阻止毒品进入中国。我是中国西部研究中心的主任，带着一个工作组去了云南的畹町。历史证明，如果在二十年前，就能够在中缅边境建立这样的特区，后来的很多麻烦都可以避免。

陈：1988年那次「价格闯关」的决策过程，您有没有参与？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价格闯关」的失败是八九民运的重要背景之一。

朱：1988年「价格闯关」的决策过程并不复杂，是邓小平决策，赵紫阳执行的。此外，世界银行也支持价格闯关。属于赵紫阳智囊团的体改所反对价格闯关，但是，我个人是支持价格闯关的。我当时的主要看法是，中国已经是价格「双轨制」，不是要不要价格改革的问题，而是势在必行。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习惯了计画价格制度下的所谓稳定价格，对市场价格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对中央政府提出价格闯关的反应是非理性的抢购，导致决策部门收回原定的价格改革方案。人们不仅认为价格闯关失败了，而且认为价格闯关所造成和积累的社会不满，引发了1989年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但这是似是而非的看法。事实上，正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彻底冲击了计画价格的最后基础，加速民众适应市场决定价格趋势，并为1990年代之后中国价格「双轨制」的并轨和形成全面市场价格体系，奠定了历史性的基础。

陈：您当时怎么看通货膨胀？

朱：至于通货膨胀，也是大势所趋。当时的通常意义的通货膨胀，其实是价格革命，是中国从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和货币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制度转型的必然结果。在1988年，「国际所」和「体改所」合组了一个代表团去访问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核心任务就是考察这些国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高通货膨涨形成的背景、过程和社会承受能力，以及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陈一谘和我是南美考察团的负责人，团员有宋国青等人。我们在考察中发现，社会转型和通货膨胀有极大的相关性，不可以孤立地看通货膨胀率高不高，还要看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通货膨胀处理得当，不一定引发各种危机，也不意味政权垮台。我们并没有说过「通货膨胀无害」，而是强调对于新型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中国和其它转型国家，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面对通货膨胀。在访问途中，我们多次在中国使馆向北京发电报，汇报访问进展和观感。

这段历史后来被不知详情的吴敬琏演绎成一个夸张的故事。他就开始系统批判赵紫阳，连带指向「三所一会」，提出是「他(指赵紫阳)的『智囊』班子，则散布流言蜚语，阻挠治理整顿，其后更借机制造事端，煽动动乱，把经济危机推向社会政治危机」。

陈：在1989年，从胡耀邦逝世，学生走出校园，游行和天安门绝食直到戒严的大约一个多月中间，赵紫阳智囊们的基本想法和立场是什么？最后又是如何卷入这场历史大事件中的？

朱：直到1989年5月19日，「三所一会」从来没有整体性的意见和行动。其间，绝大多数的「三所一会」成员是同情学生运动和诉求的，很多年轻研究人员也去了天安门广场。但是，在道义支持的同时，「三所一会」的一些成员意识到：这场学生和市民运动，有可能导致党内矛盾激化；如果保守派控制局面，赵紫阳就是第二个胡耀邦，那么，历史会大倒退。以何维凌为核心，我是参与者，希望说服学生回到校园，再给邓小平另一种选择的机会，使得保守派没有借口实行军事戒严。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到了5月19日，得知宣布戒严在即，赵紫阳已经失去权力，我们在体改所召开了一个讨论时局的会议，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三所一会」名义发出的「六点声明」，主张在宪法基础上解决危机，而不是军事戒严。「六点声明」的立意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当然，起草「六点声明」还包含着中国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一种悲壮心理。我在离开体改所大门时和皮声浩说，咱们再到这里来的机会不会有了。

六四之后，我常常怀念不久前过世的何维凌，因为在那个危机时刻，只有他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任其发展下去，一定会发生镇压，会有流血死人。我们在他家一次又一次地开会，他奔走和维持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联系，包括他的老朋友邓朴方。除了他，「三所一会」的大部分成员是读书人，处于激情和亢奋之中。我那时深深感到的是矛盾和无力。我们的悲剧是被认为有组织，但其实没有组织，也没有共识。

陈：六四大大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

朱：岂止是我个人，是一批人，是一代人。就我个人来说，我选择了自我放逐，流亡海外，如今已经二十三年了。我没有后悔，但有遗憾。如果历史多给我在中国的时间，不论其它，至少有四件当时激活了没能做的事是要进一步推进的：第一，将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实体化，建立中国西部开发总公司；第二，建立中缅边界特区；第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打破按产业部门分工的经济各所，成立中国社科院经济科学院；第四，完成中国在海外的能源布局。

陈：六四对大陆知识分子的影响有多大？

朱：因为六四，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大分裂和重新组合。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是趋同的，支持和倾向思想自由化、人道主义和市场经济。在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之间，维系着交流和沟通的多种渠道。

六四以后，知识分子的主体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有的反叛，有的经商，有的选择和政权合作。随着1990年代之后经济起飞，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和收入得到根本改善，大都成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开始分裂，而不是趋同。

即使在我们原来的「三所一会」的朋友中，也是如此。1989年6月至7月，海外的「三所一会」的朋友在美国丹佛和长岛开过两次正规会议。之后，大家最终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本人还参与了海外民运，当过「民主中国阵线」的理事长，推动「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联盟」合并，合并之后又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理事长。在西单民主墙时代，我虽然同情和支持体制外朋友的努力，有无限的冲动要跟他们在一起，但还是选择走体制内的道路。没想到，六四之后，我和他们殊途同归。正因为如此，我理所当然被视为是现政权的对立面，被「三开」，就上了黑名单，从一个自我选择的流亡者成为了官方确认的流亡者。只是关于民运问题，过于复杂，今天就不多谈。我在2009年曾写过一篇长文，题目是〈二十年海外民运的分裂与衰落〉。那篇文章的重点是从过来人的角度作自我反省。我希望人们和历史能够比较客观和公正地评价海外民运对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特殊的和不可替代的贡献。

（本文原發表於《思想》22期「走過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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