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9 November 2012

软弱的印度精英阶层

译者 Houstonchan

印度的政党阶层也许无法带领印度成功走向繁荣。

就在不久前，印度看起来还是一帆风顺的样子。自2003年到2008年，印度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8%的增长速度，并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她还是少数几个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只受到轻微影响的国家之一。2010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印度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这是他任期内对别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印度国民议会的开场演讲中，奥巴马表示“印度已经开始崛起，”另外他还承诺美国会支持印度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申请。在当时，作家和分析家们“批量制造”的书籍和文章无一不声称21世纪将属于亚洲的两个巨人，中国和印度。

两年过后，印度的崛起看起来已不再是板上钉钉的事。其在当前财年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5.5%的水平，只有少数分析师认为其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年剩下的时间内会上升到6%。作为一个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以美元计算，印度国民每年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中国人在2004年的人均收入—这可不是好的预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印度只有保持每年高于7%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仅仅满足其每年新增长的1300万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中国的经济增长速率，尽管和以前的高速相比已经有所下降，但还是达到了8%。）普拉塔·巴哈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政策研究中心所长，在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说印度是正在“玩火自焚”。

萎靡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唯一让人担忧的因素。印度本财年第一季度的外商直接投资锐减了67%，只有44亿美元。卢比的价值在今年大部分时间里屡创新低。（从去年末到今年9月中旬的12个月的时间里，卢比对美元已经贬值了20%。）虽然只是一次单独性事件，但印度今年七月发生的影响了6亿居民的大停电还是让世界见识到了其糟糕的基础建设。大停电前的一个月，印度收到了来自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严厉降级警告—其将可能成为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首先“落马”的一个。

今年九月，印度政府上调了柴油的价格并且宣布了一连串人们期待已久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涉及了零售，航空，和电力行业。首次，巨头零售商如沃尔玛等将被允许在其印度的合资公司中占多数股份。在来自于执政联盟内反对党和盟友的激烈抗议中，这些花了八年时间制定的有限改革政策是否能够落实仍是个未知数。

反对这项政策的示威者们纷纷上街游行，而联合政府内的盟友也扬言要倒阁，这些都使得印度民主的未来变得更加的不明朗，也预示着印度的发展可能会与之前大多数人预测的平稳方向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印度国民议会也因为爆发的一连串引人注目的腐败丑闻而陷入瘫痪。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穆斯林和当地土著居民发生了暴力冲突，同样在北印度的心脏地带北方邦也发生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今年8月，从东北部转移到西部和南部城市如浦那，海得拉巴，班加罗尔，和钦奈以追求更好生活的约5000移民突然间逃回家乡，原因是害怕因发生在阿萨姆邦的反穆斯林运动而遭到报复。印度政府在恐慌中屏蔽了超过300张网页，这些网页中只有少数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中会被认为是煽动性的。除此之外，印度政府还笨拙地尝试控制社交媒体网站如Twitter和Facebook，他们还以殖民地时代制定的反煽动法拘留了一位政治插画家。这些行动让人们不禁怀疑这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践行自由言论原则的决心。

这些一系列的挫折让人对印度政体的现状感到担忧。印度的当权精英们能否带领这个民族极其多样化的国家里的12亿人民，其中一半人的年龄低于25岁，脱离贫困走向富裕呢？在王朝政治，松散的联合政府，权势巨大的地方政府等等背景之下，印度的经济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呢？在资源抢夺方面，印度能否在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和苏哈托的亲贵统治下的印尼的对抗中占据优势呢？印度的政客们能否超越种姓制度，宗教，和语言问题的范畴之上开始在思想方面讨论国家的未来呢？简而言之，政治，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政治，是能让印度充分发挥其潜能，还是正好相反呢？

显然，现在还不能太早地对印度的未来盖棺定论。印度曾经也让那些不看好她的人大跌眼镜。1960年，记者塞林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曾经在其的《印度：最危险的年代》（India：The Most Dangerous Decades）一书中做出过一个著名的预测：印度要不是走向分裂，就是走向独裁。除了19世纪70年代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下令中止选举和限制民权的长达21个月的过渡阶段外，印度从未走向分裂，也没成为独裁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尚未开始绿色革命之前，人们还曾怀疑其是否能够养活急剧增长的人口。现今印度需解决的问题是要避免富余的谷物烂在仓库里。一年的经济放缓增长并不能改变一个更加广泛的事实，那就是自从1991年的经济改革以来，印度发展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得多。在经济改革开放时期，印度成功让2亿人民摆脱了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占其人口的比重已经从以前的超过一半下降到少于三分之一。

此外，印度自1991年来取得的相对成功的许多要素现今仍然存在。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大概在6000万到3亿之间，具体人数因统计方不同而不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者市场。与其他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印度拥有一大批雄心勃勃的跨国公司。今年，印度有48位富豪登上了福布斯杂志的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总部设在孟买的塔塔汽车公司成功使其在四年前收购的捷豹路虎扭亏为盈，让之前怀疑的人都闭上了嘴。阿尼尔·安巴尼（Anil Ambani）的信实ADA集团拥有好莱坞梦工厂工作室的50%的股份。2010年，印度的马亨德拉（Mahindra and Mahindra）收购了韩国的双龙汽车公司。印度还有一点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那就是其巨大的国内金融市场，这为印度企业们提供了资本。

印度的储蓄率在过去三年里有所下降，尽管如此，现在的31%的水平也比其在19世纪90年代时的要高，并且略低于推动70和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储蓄率水平。虽然印度公司高管们总是抱怨教育标准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也只有中国能够每年教育出与印度数量相当的工程师和管理人才。印度分散在外的数量巨大而繁荣的移民群体—仅仅在美国就有超过300万的印度移民—充当了印度和西方在思想和创新思维交流方面的桥梁。

至于说到印度极不稳定的民主体制，从积极一面来看，还是有少数相对治理水平较高的如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和南部的塔米那度邦已经尝到了发展服务型政府的甜头。印度28个邦之间若能有更加激烈的竞争则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治理水平也会随之上升。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尽管印度民主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它使得印度的国家结构十分稳定。与其他和印度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国家不同，印度各级政府能够通过选举使得权力和平地过渡。

虽然如此，还是没有国家能够不受到不良政治的影响。再者，客观的说，印度遭遇的此类问题并不比其它国家多。正如布朗大学政治学家托什·瓦尔什尼（Ashutosh Varshney）所说，“印度所正在经历的转型是现代史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功的：这种转型就是在确定的民主秩序下使经济自由化。”

也就是说，与亚洲最成功的经济体—日本，南韩，和台湾相比（小国新加坡仍然被称为“准独裁国家”；其当权的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独立以来就一直是执政党。），印度过早地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就实行了普选制度（于1947年独立时）。尽管印度的民主实验在很多方面都运转良好—特别是成功赋予了那些在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民众权利—印度的民主体制也让那些虽然重要但是不得民心的改革无法推行，譬如削减化肥津贴和要求农民按市场价格交电费。

无可否认的是，按平均能力来讲，印度的政客们是完全具备完成这项挑战的条件的。独立65年后的印度民主似乎与被英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间的情况不太一样，在那段时间印度有一定程度的自治，现今其民主并没有像当时那样对教育依赖很大。独立革命时期，印度的统治阶级可以说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印度国父，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是在伦敦内殿法学院毕业的。印度第一任总理，加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印度宪法的主要起草人，B.R.安倍得卡（B. R. Ambedkar），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简而言之，无论是从博学还是正直方面来说，印度的立国先驱们平均要比现在的印度领导人高出许多。现今，印度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和邦的立法委员正在受到刑事指控，这些指控包括诸如谋杀，绑架，敲诈这类的罪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印度有理想的年轻男性或女性获得国际水准的教育并热心于公众事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大多数最出色的人才选择加入私营企业或者移民西方国家。印度的选民主要看候选人的某种身份而投票—譬如种姓和宗教，而印度的选举结果通常就是由这样的选民决定的。此外，印度大多数政党最终都演变成了家族政治，政党的权柄像传家宝一样代代相传。在很多方面，这些政党更像是个人崇拜的产物，而不是因为相同的理念和政治策略而组织起来的。

这些家族政党中最著名的当属尼赫鲁-甘地王朝，这个政治王朝统治的时间也只有朝鲜的金家和沙特阿拉伯的沙特王室和之能够相比。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英迪拉·甘地的媳妇，是当政的国大党党主席和印度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由索尼娅任命的温和和崇尚技术治国的印度总理，被公众认为只是为索尼娅42岁的儿子拉胡尔暖席而已。如果成功当上总理，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将会是继其父亲，祖母和曾祖父之后甘地家的第四位总理。万一他无法成功登顶，数十年来靠对甘地家族的忠诚而维系的国大党将毫无疑问会转向支持他40岁的妹妹朴雅卡（Priyanka）。

这些情况并不是国大党独有的。艾吉列斯·辛格·雅达夫（Akhilesh Singh Yadav），北方邦邦主，是前任邦主穆拉耶·辛格·雅达夫（Mulayam Singh Yadav）的儿子。而乌塔拉坎得邦的邦主也是由前任邦主的儿子出任。旁遮普，印度的粮仓，当地的政治主要是受两个强大的家族控制，一个代表着前朝王室，另一个则是得到锡克教的支持。奥利萨邦，察莫邦和克什米尔邦的邦主无一例外都是由前任的儿子担任。直到2010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邦主一席也落入了前任邦主儿子的囊中。

就连印度议会也难逃裙带政治的荼毒。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佛兰奇（Patrick French）指出，印度议会10名女议员中有7名是靠家族关系才被选上的。印度议会年纪在40岁以下的议员有三分之二都是来自政治家族的“世袭议员”。在其他国家好的出身最多只能帮政客一把，而在印度却可以让政客平步青云。五十多个家族强力地统治几乎整个印度。一般来说，共产党和由印度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印度人民党（BJP），这两个在拥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的政党，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得比其他党要好。然而现在人民党那些最出色的年轻议员和那些恬不知耻的国大党 “世袭议员”比较起来几乎一模一样。那些比较小的基于某个种姓或地区的政党，如雅达夫的社会党，是典型的个人崇拜政党。这些政党的最高领导人通常是空打着某种社会主义变体的大旗，以便在几乎完全基于出身政治的选举中赢得胜利。

可以说，这样的体制滋生了腐败。由于缺乏政治透明化的文化，基本上所有的政党都用贿赂的方式来进行竞选，在大多数区这些贿赂包括承诺给投票者免费的厨房电器或者笔记本电脑，又或者是在前一晚用信封装上现金送到他们手中。由于缺乏党内竞争，一党的领袖可以有力地控制竞选资金，并且在其执政时，私吞国家补助。因此，毫不意外的是，政客和其亲近的资本家在采矿和房地产等行业建立起了一种共生的关系，这些行业的成功秘诀就是和决策者打上交道。在某些例子中，政客和背后的资本家其实是同一人，譬如最近爆发的“卖矿门”（Coalgate），印度珍贵的矿产资源被低价贱卖给了私人公司，政府审计人员宣称国库因此损失了340亿美元。

无论是王朝政治还是腐败都不是印度所独有的现象。前者没有明显地阻挡新加坡的进步，后者也没有拖韩国的后腿。但是印度承受了以往犯下的错误的后果，那些错误并没有完全地被承认，也因此没有完全被改正。印度第一任总理，加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一位费边社会主义者。他瞧不起市场经济并热衷于计划经济。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把蛊惑人心的那一套玩得出神入化。她把从父亲那继承下来的粗糙的许可准入体制变成一种精细的经济折磨手段。她在位时，印度的边际税率一度涨到97%。并且正是由于这种许可准入体制，导致连哪个地方可以建工厂或者工厂产出多少这类最平常的经济决策都是由官僚决定的。

英迪拉的统治一共持续了几乎20年直到她在1984年被刺杀为止，在她的任期内，印度慢慢地在人均收入增长和人类发展方面落后于东亚诸国。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和英迪拉两父女先后一共统治了这个国度37年。他们建立了一种延续到现在的基于政府干预和赐予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渗透极深以至于在野的印度人民党，表面上的右派政党，也常常支持那些与印度马克思主义者理念相似的经济观点。人民党在执政期间（1998-2004）也推行过改革，而如今处于在野党位置的他们则对政府的燃料价格合理化政策发起抨击，他们也反对外国资金插手印度零售业，并且阻止政府用现代的货物服务税收体系替换以往的效率低下的税收征收体系。

由于传统上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没有任何一届国大党政府，包括1991迫于赤字危机而进行改革的那一届，对自由化采取欢迎的态度和向公众解释自由化的作用。绝大多届的政府似乎把自由化看做是在深陷危机时所服用的苦口良药—譬如最近九月印度政府发布的一系列市场自由化改革。对于其他党派来说，自由化是一种不是一种对头的方法，政府通过这种方法为福利计划提供资金来源，这些福利计划包括给农民谷物补贴或者为其提供在政府工作的机会。这也就怪不得政府中的少数改革派通常要偷偷地实施改革，他们宁愿慢慢一点点从边缘开始调整政策，也不想一下子高调地把那些亏钱的国营企业私有化或者削减津贴。

从经济角度角度来说，这样做会使印度在财政上无法持续发展，但是从政治角度看，却是十分合理的。事实上，现在以国大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在2004年得以重新掌权靠的就是一个事实上错误但在选举时极具说服力的论点：自由化无法帮助印度的穷人。毫无意外，国大党把自己的当选看成是加大福利开支（通常是浪费的）和阻止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一个理由。2009年重新选举时国大党在议会中获得了更大的支持，这使得印度政治界越发坚信只有发展福利才能保证当选。也只有经济发展放缓，或者是辛格在90年代任财政部长是所获得的经济改革者的这一国际形象受到损害时，国大党政府才会被迫部分改变自己的政策方向。

这些为了民主而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印度独有的。可是所有代价加起来就产生了一个让人担忧的隐患，那就是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的抱负和其政治的文化在根本上就无法协调。表面上，印度和其他民族国家没啥两样—她有民选的政府，专业的公务员队伍和继承自英国的法律体系。但是与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不同，印度大部分政党阶级所代表的价值观和社会中最有生产力的群体—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中产阶级寻求秩序；而政治阶级依赖混乱。中产阶级崇尚勤劳和节俭；政治阶级则沦为虚伪和盗窃的代名词。中产阶级的成功依靠良好的教育；政治阶级的成功则是依靠自身背后的家族力量。

这种反常的政治准确地反映了当前印度选民的素质。政府对中产阶级的数量估计（多达3000万人）是基于一个人是否有能力买得起基本的消费品如手机，电视机，或者摩托车等的标准。尽管3000万消费者对三星公司或者丰田公司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印度来说这些人也仅仅占了其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此外，我们不清楚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反对现状的。坦白说，就算人们买得起手机穿得起运动鞋，他们也仍可能会认为烧公共汽车是政治抗议的合法手段，认为尼赫鲁派的社会主义是理想的经济体系。

虽然如此，希望的曙光还是有的。摒弃印度自己的标准，按全球标准来看，印度有大概600万的中产阶级。随着收入不断上升和通过电视新闻，社交媒体，国外旅行等手段逐渐对外部世界有了更深的了解，中产阶级这支大军最有可能对印度政治的怪异规则率先发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政党无法调动社区力量来终止中止这种发难，那么它就有可能会丢了面子和其影响力。

但就算是这么一个群体，一个总体上受过良好教育和专业训练的阶级，也面临着强大的挑战。除了本身数量相对较少这个弱点外，中产阶级还被大多数有着家族统治传统的政党拒之门外。在印度政治文化里，提出异议就代表着不忠，这种观念阻碍政党内部开展激烈的竞选，而激烈的党内竞选在其他工业化国家里是十分平常的。凭着幕后操纵和行政能力的合理配合，一个出色的律师，医生，或者记者也还是可能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的。但为此他必须愿意涉足臭名昭著的腐败体系，并且得永远充当政党内部选定的“太子”的替补角色。很显然，那些最具道德，最有才华和雄心壮志的人是不会选择从事这样的事业的。

话虽如此，那些政治集团拒之门外的中产阶级其实也是咎由自取。凭借他们的资源，组织能力，和对媒体的利用，他们理应更加尽力地争取而不是碌碌无为。不像美国，在印度，你越有钱，你就越不想投票。在德里，孟买，班加罗尔的富裕小区，在首都周边兴起的卫星城如古尔冈的高档公寓楼群，人们选择宁愿选择逃离印度的民主都不愿去修复它。他们有自己的发电机，有私人保安维持治安。他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和私立医院。大多数时候，政治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他们通常只是看一下电视新闻，闲话一下各个政党，并且，充其量只会参加5年一度的全民选举。

从长远看来，民众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不会持久的。印度若想选出合格的领导人，那些知识分子就不仅要积极投票，还要寻求办法积极参与政治。米拉·桑亚尔，跨国银行荷兰银行的资深银行家，2009年时在孟买竞选国会议员。他的这种唐吉可德的似的尝试应该被树立成鼓舞人心的榜样，而不是嘲笑的对象。（桑亚尔只赢得了64万选票中的1万。）沙希·塔鲁尔，这位来自南方喀拉拉邦的前任联合国高级官员曾经成功当选印度国会议员，他的事例也说明了印度选民也还是愿意给圈外人一个机会的，可惜的是沙希·塔鲁尔后来在一次曲棍球丑闻中给自己政治生涯抹上了污点。班亚仁·潘达，一位来自于东部奥利萨邦的善于表达的政客，则发现了把传统的选区政治和前瞻性的政策融合起来的方法。

长远看来，圈外人的处境也许会越来越好。如果经济重新振作起来，那些拥有稳定工作，住房贷款，和专业精神的人会越来越多。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定的调查显示，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到2025年会比现在增加大约10倍，达到5830万人，或者超过印度人口总数的40%。到那时，大概政客们会发现再也没有必要去煽动民众对抗零售业巨头或者因为燃料价格问题而瘫痪首都的交通。

如果更多的政客可以跳出传统的出身政治和政府福利的圈子，他们会发现一种巨大的可能，那就是他们自身的政党乃至于整个印度都会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在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体制内，政治理论的成功传播靠的是报纸和电视，和允许基层民众有序的表达异议。印度要想成为发达国家，那么她的政客们就得跟上21世纪的脚步。要不然，他们就可能脱了整个国家的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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