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香港的政治光譜與經濟的左右光譜並不相符，香港的政治陣營不分左右，而是分為民主派與親政府兩大陣營。可是自領匯事件發生以來，香港人的階級意識逐漸抬頭，香港政治光譜的奇怪現象，很有可能會逐漸消失。
陳智遠及黄鶴回在《階級矛盾翻騰，民主浪潮再興？》(刊2005年2月3日《明報》論壇版，下簡稱為陳文)一文中亦有類似的觀察。而陳文甚至進一步作出推論，認為這是對香港民主化有利的現象。香港的民主政治何去何從，我們尚且拭目以待。本文只欲透過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關於政治權力的理論，以另一種視角去回應陳文。
葛蘭西的權力論
葛蘭西是意大利的馬克斯主義者。在墨索里尼執政期間，他不幸因改治理由而身陷冤獄。而他關於政治權力的理論，則是他在牢獄中的思想結晶。
傳統上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有經濟決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的傾向，認為政治權力主要受到生產關係的影響。他們着眼於資產階級對勞動階層的物質剝削，致力於推動階級鬥爭。可是葛蘭西卻將焦點放在意識形態(Ideology)之上。葛氏認為，資產階級建立了文化上的霸權(Hegemony)。在這個霸權之下，整個社會的文化會趨向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甚至視之為理所當然。這最終鞏固了資產階級的權力。葛蘭西認為勞動階層必須建立自己的一套文化，打破資產階級霸權文化的壟斷，勞動階層方會有翻身的希望。葛蘭西的霸權概念，與後來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權力與論述(Discourse)的理論有不少相似之處。不過，葛蘭西是馬克斯主義者，傅柯卻反對馬克斯。
除此以外，葛蘭西亦視資產階級為一多元的群體。傳統的馬克斯主義者會視資產階級為鐵板一塊，並且認為國家僅僅是資產階級的傀儡。可是，葛氏卻認為資產階級是多元而分裂的。資產階級中的不同權力集團(Power Bloc)之間存在着權爭，他們為求掌權，會與資產階級以外的人仕結盟去鞏固權力。是以，雖然政治是由資產階級所操控，我們仍能看到權力的轉移，亦能看到一些非資產階級的人仕身居要位。這是由不同權力集團之間的權力交替所造成的。
經濟至上的霸權論述
誠如陳文所指出的那樣，香港人一直崇拜商人，對新自由主義的保守價值甘之如飴。這與香港人的身份建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苦日子後，香港的經濟在七十年代急速發展，社會流動的機會亦突然湧現。不少商賈在這段時間逐漸冒起，從本土商人晉身為國際級的大富豪。而中產階級，亦在這個時候發展成為一個有規模的階層。社會人仕不是社會學家，不會想到社會流動的增加是基於經濟結構的因素。他們只會想到自己吃了不少年的苦，付出過不少血汗，如今終於否極泰來。當香港的經濟環境從壞轉好，社會人仕便會認為這是他們努力得來的成果。即使是未分享到經濟增長成果的低下階層，眼見社會流動一下子增多，也傾向相信多勞多得的那一套。他們認為自己只要繼續努力，最終必有機會儕身於中產階級之中，甚至能再上一層樓。香港人在近幾十年的集體經歷，令多勞多得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而福利主義亦因而在香港一直不能成為主流。
陳文認為因着商人缺乏社會責任，他們逐漸喪失社會認受性，最終會減少商界對民主化的阻力。筆者認為這一點值得商榷。沒錯，在近幾年香港出現了反對商人治港的聲音，亦滋生了一些厭商情緒。可是香港人那套多勞多得、經濟至上的意識形態，至今仍然是社會的霸權論述。舉例來說，前幾年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曾在宣佈財政預算案時，提及經典劇集《獅子山下》的主題曲。(《獅》劇乃是一套論及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發展的劇集。)這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輪熱潮，而香港電臺亦需重播《獅》劇。當《獅》劇的主題曲的主唱羅文及填詞人黃霑相繼逝世時，社會上追悼的聲音此起彼落。而社會大眾的悼詞，大都提及兩人的音樂反映了香港人艱苦奮鬥的精神。香港人在七十年代由艱苦經營守到經濟起飛的奮鬥故事，早已成為港人神聖的圖騰。多勞多得至今仍然是香港人的共同信念。
從擁抱資本主義到捨棄民主
維護香港多勞多得的神話是不少香港人，特別是中產階層共同使命。曾幾何時，這使命曾是推動港人參與民主運動的推動力。七一之後一輪中產參政的熱潮，其根源亦始於這一段歷史。可是，與其說港人擁抱民主，倒不如說他們擁護資本主義制度。港人害怕中國大陸「做又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的社會主義會打破香港多勞多得的神話。港人支持「民主抗共」，實情是為了「抗共」才支持民主。當民主與資本主義發生了衝突，不少港人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不論是早前的領匯事件、或是更早的居港權事件，我們都會發覺大部份市民都會以經濟至上的原則選擇立場，而將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原則拋諸腦後。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大陸早已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並成為了資本家的樂園。打壓民主的中共政權，亦成為了資本家的老朋友。支持民主運動與維護資本主義已不再有必定的關連：在資產階級專政取代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新中國，兩者甚至可能會發生不能調和的衝突。
有人或會這樣堅持：西方國家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也發展了成熟的民主政治。港人擁抱資本主義，與民主運動亦不一定有衝突。這想法犯了與趨同理論(Convergence Theory)一樣的錯誤，以為香港的現代化進程會是西方的翻版。可是，事實上兩者卻大相逕庭。在工業革命初期的西方社會，資產階級並沒有主導社會的能力，而他們本身亦受到貴族階層的壓制。由於資產階級需要推翻建制才能有所發展，他們亦自然傾向支持民主運動。而在西方經歷了民主化後，自由民主亦早已成為西方社會一項根深蒂固的傳統。即使是資產階級支持的保守主義政權，亦不能動搖民主自由的制度。結果他們在推行保守主義政策的時候，亦需以自由及民主之名去推行。
可是，這一切都與香港的情況不盡相同。香港一直都是一個商人主導的社會，是以資產階級根本沒有支持民主運動的動機。而香港資本主義的發展，則是透過維護建制(而非推翻建制)去推動。同時，香港自由主義的傳統亦不深厚。香港目前固然是有一股厭商情緒。可是港人骨子裡的意識形態卻以經濟為至上。而最終他們會支持可以令經濟更强勁增長的政策，而這往往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政策。當這些聲音進入了議會，縱然可以拉闊議會政治的光譜，卻同時加強了議會內反民主運動的力量。
與其說香港有厭商情緒，倒不如說他們對某些商人看不順眼。他們反對的，並不是商人治港的制度。香港民主運動的前量並不因階級政治的抬頭而變得樂觀。在近期的階級對立中，支持低下階層的市民並不是多數。更多的港人覺得香港人多勞多得的傳奇正受到福利主義的威脅，甚至認為民主會帶來「政客亂港」的局面。筆者預期，香港的階級政治將會令更多人背棄民主運動。他們或許厭商，或許反董，但會支持由更强勢的親商人仕繼續商人治港。
親商政治之轉變及延續
陳文認為香港的商賈只能夠淪為二流政客，當議會的政治光譜被拉闊，他們便會失去社會認受性，最終削弱他們對民主化的阻力。誠然，目前商界的政治表現確實不濟。可是，筆者卻不認為商界會坐以待斃，眼白白的看着自己的權力流失。而在客觀條件上，商界亦擁有扭轉乾坤的能力。
若我們相信商界是一個一成不變的階層，註定只能以那幾度老套招式應付民主運動，那我們很可能高估了商界的內部穩定性。無可疑問，商賈間有着相同的共同利益，而現在政府的政策亦被這些利益所壟斷。但這只能代表商界其中一面之面貌。在共同利益的背後，不同的商賈之間亦可能存在着競爭以至分岐。這樣，商界便是由葛蘭西形容的權力集團所組成。不同集團間的權力鬥爭令商界成為一個動態的階層，最終令商界可以隨着外部挑戰而改變。
究竟香港的商界中是否存在着不同的權力集團？筆者不敢定論，可是根據各種蛛絲馬跡，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早前好幾位問責制官員間的明爭暗鬥，相信大家仍歷歷在目。他們都是第三屆特首的熱門人選，而至今他們仍然鬥得不分高下。從此推論壟斷政治的階層(即商界)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流派，亦十分合理。此外，近幾年均有不少消息指不同的商人到北京政府告御狀，批評特區未能照顧到他們的利益。近日殷商胡應湘出人意表地指控政府官商勾結，並得到幾位不透露姓名的商界人仕的和應。按此推論，要說香港商界分裂成幾個權力集團，絕非無的放矢。
權力集團若要左彼此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與其他階級結盟是其中一條出路。如前文所述，港人在近人同時產生了厭棄商人治港及民主政治的情緒。而在近日的階級衝突中，一些保守的中產階層開始團結起來，成為一般矚目的新力量。他們對政府不滿，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認為政府偏袒富人，另一方面他們也覺得政府為低下階層提供「太多」福利。在骨子裡，他們卻是資本主義的忠實信徒，對多勞多得此基本教義篤信不疑。他們很可能是一些期望奪權的權力集團拉隴的對象。這些集團可以自詡為「新商界」，一方面支持保守中產去推翻腐敗的「舊商界」，方一方面則與保守中產一起打壓低下階層的福利主義。最終，「新商界」可以成為壟斷香港政治的新力量，而保守中產則可以分享到一部份的利益。也許是筆者多疑，筆者覺得胡應湘近日反對官商勾結的言論，可能是某些權力集團拉隴保守中產的舉動。
總結
筆者一直期望香港議會政治的光譜可以得到擴闊，以使香港的民主政治能健康成長。近日香港政治的發展，很可能會使筆者前半部的願望成真。可惜，事情的整體發展對香港民主化的影響很可能是負面的。筆者並不排除自己過份悲觀的可能，但現實卻教我們不能盲目樂觀。支持香港民主化的朋友，將要面對不少艱鉅的挑戰。但願我們都能沉着應戰。
時代論壇‧2005年2月
from 徐承恩網頁 http://sytsui.wordpress.com/2005/02/01/class_politics_in_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