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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7 November 2012

中国官场的反腐“义勇军”

近日，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成为了倒在“二奶”裙下的第N位官员。贪官倒台固然可喜，只是又让“二奶”抢了头功却让人倍感无奈。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二奶成了腐败分子的“克星”。到目前为止，由二奶牵出的贪官可以说是无计其数或者说是99%的贪官都有二奶。数据表明，在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包养“二奶”的甚至几乎达到了100％。这让人们看出，在中国官场，已经活跃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情妇，已经形成了一支反腐“义勇军”。

“情妇反腐”，或“反腐不能靠情妇”，这些低智商且摆不上台面的命题，居然在全国两会期间为众代表堂而皇之热议，沦为国人一大笑柄。不过，笑柄归笑柄，事实是，椐有关部门统计，在全国各地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而他们东窗事发，有些的确是因为情妇Ｎ奶的告发而起，正如流传的一个段子说：“家中失窃、日记丢失、二奶翻脸”，乃为让官员下马的三大利器。以下就是其中几位被情妇拉下马的“名官”。

2006年，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一点六亿元，包养五名情妇，被判处死缓。他出事就是因为当局收到其中一个情妇蒋某的举报信。原来蒋某向王守业索要“青春损失费”5百万元，讨价还价了好几年都未达成一致，结果举报，两人最终结局可以用“两败俱伤”来形容。

温梦杰，原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处长，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1500万元，于2007年9月11日被执行死刑。温因长期包养的两名情人一起逼婚，争相要挟，左右为难。为保住家庭和官位，他买假离婚证稳住情人。岂料，两年后，他用赃款为妻子购买房产的事走漏风声，两个情人勃然大怒，联手举报。

2007年7月上旬，中纪委公布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贪污腐败案。导致其落马的，恰恰是他最信任的情妇组成11人的庞大“情妇告状团”。这些人中，有的提供了庞家钰非法收取贿赂的票据；有的掌握了庞家钰妻子公司的资金账目……。结果庞家钰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008年十月十八日，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受贿六百九十六点五九万元，被判处死缓。刘志华在位时权重一时，曾建“行宫”控制情妇团队，最终因其中一个情妇张怡可把他们长达60分钟的性爱录像寄给了北京相关部门而败露。立案调查时，另一个情妇王建瑞也提供了许多不利供词。

2009年，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因一个“公共情妇门”事件被揪了出来。他受贿1.957亿元，被判处死缓。与他共享情妇的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因收受钜额贿赂、包养情妇以及利用职务之便为情妇李薇牟取不当利益等罪行被判处无期徒刑。

原上海市普陀区区长蔡志强于2010年3月4日被判有期徒刑14年。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金额284万元，受贿方式包括“拜年”、“打牌活动”、出国“赞助”等。蔡案发源于其情妇长期实名举报。

原广东省茂名市副市长陈亚春于2010年11月被证实落马，缘起于一名北京女记者的一则网帖。该女记者因无法容忍陈亚春对她长达七年的玩弄，愤然在网上发帖举报。陈落马后，供出了该市市委书记罗荫国，引发茂名反腐风暴。据广东省纪委通报，此一系列腐败案共涉及省级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原北京市门头沟副区长闫永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涉案金额超过4200万，被处以无期徒刑。闫永喜的情妇毛旭东曾检举揭发了大部分案情。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原局长王纪平，因贪污受贿1400万于2011年被判处死缓。王纪平是被部下的情妇举报。此案还顺藤摸瓜查出了市地税局其他官员受贿之事……。

种种类似案件总结出“情妇反腐”，见诸于网站已过百万条目。不过，“倡导”情妇反腐，其实是民众发泄对现行机制反腐成效欠缺的不满。

如今，养情人包二奶已成为时尚和贪官最大的爱好。“一个情人没有是废物，两三个情人是人物，五六个情人是动物”。老百姓以生动简练的语言，这样形象地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早上围着轮子转（下乡），中午围着盘子转（接待），下午围着桌子转（麻将），晚上围着裙子转（跳舞）”。“吸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工资基本不动（奖金就够了），老婆基本不用（二奶专门伺候）”。“官场男人三大喜事：升官、发财、死老婆”。个中奥妙，人尽皆知。

中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在给广东东莞领导干部作“三纪”教育报告时说，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问题。如：湖北省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与107名女人有染，加上妻子，正好凑足“一百零八将”。南京市车管所长查金贵包养13名情人，经常向人炫耀：“红楼梦有金陵十二钗，我有金陵十三钗”。江苏省前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0名情妇，其中还有一对母女，他经常在酒后当众夸耀自己“一箭双雕”的高超本领。更有像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陈良宇、王怀忠、杜世成等人，台上高调反腐，台下钻进二奶的石榴裙。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贪官和“二奶”原本是“两厢情愿”“两情相悦”的，“二奶”们肯定知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可为何要冒险举报包她的男人呢？这是因为“二奶”们担心贪官仕途坎坷，自己的靠山不能长久；担心贪官们花心太重，移情别恋；担心其他“二奶”横刀夺爱，争了自己的宠，占了自己的位；担心贪官持心不公，让其他“二奶”在经济利益的争夺中占了上风。最让二奶们伤心的是，明明和那个男人晚上可同床拥抱，白天却如陌生人，连一句甜蜜的话也不敢说，甚至连招呼也不敢打，孩子也不敢认父亲。

于是，当贪官们与情妇、二奶、干女儿在一起尽享鱼水之欢的时候，也就为自己种下了祸根，一旦与情妇争风吃醋或利益得不到满足，情妇就会发起狠来，就成天底下最“毒”的东西了。有的贪官妻妾成群，因二奶们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才露出了贪官的“马脚”。有的贪官因无法摆平“内室”与“外室”的关系后院起火，甚至引发了血案，进而才露出了贪官的狐狸尾巴。有的贪官因二奶争权、争名、争大小，而引起纠纷、露了馅，最终锒铛入狱。情妇、二奶就成了贪官们的掘墓人，就成了埋在贪官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二奶能反腐，关键在于腐败官员的罪恶行径，了解最深、摸得最透的莫过于情妇、二奶。一旦反目成仇，撕咬起来，一定是句句不空，口口致命，一句一个事实，一口一个铁证，想赖都赖不掉。这也充分印证了“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这一真理。当你大权在握，如日中天，出手阔绰，慷慨解囊的时候，她会用谄言媚语讨好你、巴结你、奉承你、顺从你；一旦你不能满足她的需求，马上就会反过来恨你，骂你，检举你，揭发你。贼咬一口，入木三分。

于是，有网友建议：既然“二奶”们成了反腐败的生力军，那么，可不可以考虑，由各级纪检部门牵头，定期地物色、选拔一批年龄适宜、容貌姣好、善解人意，又具备冒险精神、挑战精神和献身精神的女性，经过必要培训后，通过各种渠道，派遣到腐败的“重灾区”、“多发区”，或有重大犯罪嫌疑的异性官员身边，充当“二奶”（或“二爷”），卧底侦查。这样，既可以开拓一个全新的职业，安排一批高学历人才（尤其是一批女性高学历人才）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就业难”的问题；又可以大幅度地节省纪检、监察部门的人力和经费，提高办案效率，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数”全其美，何乐而不为之也？此建议的黑色幽默，呈现的是国人对腐败问题的焦虑和无奈。

当然，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贪官的老婆、情妇、二奶都能够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告状”，义无反顾地“造反”，反腐败也不能完全指望着以贪官老婆“告状”、二奶“造反”来惩处贪官污吏。但有线索总比没线索好，毕竟贪官老婆“告状”、二奶“造反”提供的证据材料更真实、更准确、更可靠、更有力。

几十年来，官方反腐虽然每年都有“阶段性进展”，每年都会让一些官员落马，让人高兴一时，但是，如同一个患了重病的老人，止痛针经常打，消炎药不停地吃，精神状态虽然也有不错的时候，但是，真正的病根却没有得到根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接受光明网联合推出的人物访谈栏目《民意代言录》对话时，正儿八经地表示：她“不太主张说什么‘情妇反腐’”。贵为反贪腐最高二把手的马馼，当然有看懂民众此等调侃讽刺的能力。此乃常识：反腐当然不能靠情妇，亦不能寄托于小偷爆料、内部起哄、分赃不均、下属举报……。这些可称之为“花边反腐”，带有巨大的随机性与偶然性。例如小偷反腐，如果小偷能知足常乐，不进而去敲诈勒索，何以成“反腐战线上的一支奇兵”？至于情妇反腐，若贪腐官员能够对其情妇百应百顺，或驭女有方，或能以其淫威使情妇驯服，情妇岂能担当公众的反腐“厚望”？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22名情人一起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大家都同声称赞，兴高采烈；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6个孩子，大家都相安无事。邓出事后原配夫人对此还根本不信……特别是，对于某些位高权重官员，情妇反腐的可能性很小。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如果不是因其他问题被撤职查办，他拥有多达11名情妇而且情妇生了孩子还带回家等等诸多风流逸事，哪个情妇敢翻脸揭发？哪个外人敢公开表示异议?!

不驯服或已被弃的情妇很可能还要告别世界，如轰动一时的有2007年山东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谋杀情妇事件。这名情妇的汽车被装上了炸药，发动时因炸药太多不但情妇被炸断成几段，还摧毁了半条街区，3名无辜者被重伤。其他不立案或未破案的就更多了。例如大连电视台美女主持人张伟杰人间蒸发已久，据说和眼下举世瞩目的一个中国犯案人有关……

“情妇反腐”不但是自欺欺人，而且只会越来越腐败。包养情妇本身就是腐败的一个标志。如果从腐败官员的情妇，反腐成纪委官员的情妇，真的更是可笑可悲可看了。

那么，反腐靠什么？靠天？靠地？靠党的教育？靠良心发现？最管用的无非是靠法制，靠人民群众的监督，靠社会舆论包括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的参与。但在现制度下，什么都不让民众看，不让问，不让议，屁民反腐谈何容易？至于靠各级干部互相监督，更不靠谱。所谓“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赃，一起上过床，一起嫖过娼”，他们很多是铁哥们；而那些圈外的多管闲事者和告密者，下场往往很惨。各种法律法规制度倒是有，但常常不管用。制度不“善”管，法律“够”不着，纪律失效，最后便闹出“情妇反腐”。然而，这种偶然性的某个情妇倒戈，既与反腐制度建设无关，也与反腐力度加大无涉，根本无法对贪官群体形成真正有效的威慑，也无法警示和约束体制中的后来者。

正儿八经地讨论“情妇反腐”，是一种悲哀！更为悲哀的是，“情妇反腐”这样的“花边反腐”模式，按中国目前国情来看，还不能不延续下去──情妇凭其难为官员摆平的“特性”，完全有资格向世界宣称自己在中国具有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谈及的这八个字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兴趣。的确，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中国当前的腐败状况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哪些问题较为突出？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领域，部分学者运用实证测量方法对腐败问题的发展作出了分析。

衡量中国转型期政治腐败的程度可以采取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前者是指通过发放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人们对政治腐败实际程度的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估的指标体系，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对历年来各种反腐败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来测量政治腐败程度。

香港城市大学的公婷教授是国内较早将腐败问题引入政治学与行政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今年6月，公婷及其博士生吴木銮在《社会学研究》上刊发了《我国2000-2009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2800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的调查报告，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十年当中2802个关于腐败的公开报道进行量化分析。公婷的研究发现：在腐败规模上，10年中腐败案件的金额有上升趋势；除去少数过亿的腐败大案，所有案件金额中位数在50-130万元之间。在腐败类型上，政府采购、工程承包的发案量居首位；组织人事类型的腐败紧随其后，“买官卖官”现象恶性循环，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土地腐败案例近年急剧上升，反映政府官员利用市场化的土地交易漏洞为个人牟利。在腐败主体方面，县处级、厅局级干部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直接监督力度不足。

但是，对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这种客观测量法尚有许多局限。《检察日报》的案件报道受到国家媒体政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事件和案件可能被有选择地报道，准确性有待提升。所以，它反映的腐败趋势不能与全国范围内实际腐败态势完全等同。但由于其机构的权威性，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了大众媒体对于腐败消息报道，香港学者朱江南指出，小道消息的传播也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腐败严重程度的感觉以及对于政府的信任。

还有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利用主观测量法来评估腐败程度。例如，透明国际就是利用问卷方式来评估各国，得出“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早在2000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吴丕教授曾对透明国际“腐败排行榜”上中国的名次变化作出分析，指出中国的“绝对名次”在1990年代末有上升，反映出反腐败工作的“进步”，但同时腐败问题仍然严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裴敏欣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腐败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从透明国际的指数观察到，从2001年到2006年，在1-10分的范围内，中国的平均“腐败印象得分”为3.4分(得分越低，国家在公众、国内私营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的印象中就越腐败)，在排行榜上一向位于底部1/3的国家之列。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主观感知和实际腐败之间存有差距，所以主观测量法也有一定的缺陷。

此外，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发现和查处所有的腐败案件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学者会引入腐败案破案率或其他指数来估算经济损失。裴敏欣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还对腐败经济总额做出了估计。他计算腐败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时，采用了10%的“保守假设”。研究指出，2003年，中国由腐败引致的经济损失就高达860亿美元，占当年经济产出的3%，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致命威胁”。

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目前学界对腐败状况的“测量”还只停留在描述性分析阶段，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腐败发展的趋势和问题，为了解当前腐败状况、反腐廉政建设提供信息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