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红》的歌声中起床,集体唱完《团结就是力量》再上班,伴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声下班回家,这对很多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极其遥远而且不太真实的场景,然而这一切却每天在南街村上演着。
作者:Marije Vlaskamp/ 杨杰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南街村是个仅有1.78平方公里的小村子,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县城以南。30年前,这里和周围的农村没什么两样,准备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发展致富。可是春风却没有惠及这个原本贫穷落后的小村庄,于是他们重拾“毛泽东思想”,在村党支部书记王宏彬的带领下,走回了集体主义的发展道路,准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在外人眼中,南街百姓确实过上了“共产主义般的”生活:每个人都可以从集体分到同样的东西。一样的住房,一样的家具,集体举办的婚礼,甚至葬礼都是集体安排的。
和每个南街村民一样,胡信鹤一家六口分到了三室一厅的住房。电视机、柜子和沙发,一样不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集体安排:孩子可以免费从幼儿园读到高中,村里还会掏钱供孩子读大学,生病了免费在村医院就医。每个月1000块的收入就存下来购买电动车等交通工具,甚至有些村民开上了小汽车。
当然他们也同时分配到了同样的“毛主席半身像”,唱着同样的红色歌曲,听着同样的红色广播,接受着同样的红色教育。
和南街一墙之隔的“朝阳门”外,却是在市场经济下发展起来的“花花世界”,这里有很多南街没有的东西:灯红酒绿的KTV,五彩缤纷的商业广告,个性的生活方式以及自由的思想。
可是胡信鹤的公公却对这一切并不在意。“这山看着那山高不行。人家坐车,咱骑自行车;人家骑自行车,咱步行;可是过去不都是步行么?步行还锻炼身体呢”。对于一位从五六十年代苦日子走过来的老人,这种想法再正常不过,他只希望“稳当点,不给集体找麻烦,好好工作,老大的野心没有”。
天下第一村
南街并不是中国红色奇迹的独一份。沿海地区的华西村也是鼎鼎有名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只是南街村红遍中原,而华西村富甲一方。
华西村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建立起了村办工厂,只是名不正言不顺。改革开放一开始,商业嗅觉敏锐的华西人果断的抓住这次契机,迈出第一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这个中国最富的村子也毫不谦逊,自称为“天下第一村” 。
在这天下第一村,家家住上三层别墅小洋楼,每户至少配备两辆小轿车,村民年底得到巨额分红。据称,在华西村,每户村民的最低存款都在100万元以上。
钱包鼓鼓的华西村民不用像南街村民一样用“步行还锻炼身体”来安慰自己。别人步行,他们开车;等别人开车的时候,他们现在乘直升机了。今年,华西村购买了两架直升机,供村民免费乘坐。
卢剑敏也和其他华西人一样,三口住在500平米的大别墅里,家具现代奢华,家里的油盐酱醋包括丈夫吸的烟都是村里发的,每人一辆小汽车,还能遵从集体工作安排去世界各国考察。
当初嫁给华西村籍男友的决定,让卢剑敏的同学们艳羡不已。大家都认为她嫁给了一支“潜力股”,事实也证明,这支“潜力股”让她过上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富足生活。
集体主义的代价
南街和华西村外的人,对这里“天堂般的生活”更是垂涎三尺。有了红色村子的“绿卡”,就不用担心吃不饱肚子,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子,上不起学。当然,这也需要付出代价。加入华西村籍的新人需要把个人所有资产贡献给集体,而南街村民贡献出的是独立飞思想。集体为所有人做决定,村民唯一需要做的,便是“听话”。
不听话的人也无法在这样的村庄生存。走出华西村的代价是“收回一切福利”,而在南街,如果从“十星文明户”降为“六星文明户”,基本上除了住房,所有的福利甚至工作都保不住了。
可是精神独立的代价便是外面的世界里更复杂的生活。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增。
换届在即,新一届的领导人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收入分配改革也成为十八大的关注焦点。但是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方的改革方案,在各方博弈中也一次次的搁浅。虽然改革方案在年底出炉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但是八年辗转反侧的纠葛还是让这个方案的走向并不明晰。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应该向哪里去呢?大规模的推广集体主义,让大家过上“人人平等”却不能独立思想的生活?还是给个人更多的空间,让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更加自由?
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中国,从集体到个人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切“组合模式”都有可能。
个体经济夹缝中求生存
可能就是意味着不确定,发型师阿亮也只能相信他看得到的和可以依靠的:中国的消费者。
2009年,阿亮开了第一家理发店,而现在,他已经是五家理发店的老板了。由于个人申请商业贷款的手续十分复杂,阿亮不想忙了一场却两手空空。“我从来没尝试过银行贷款,因为我知道可能性很小,投资都是靠自己的积蓄和朋友的帮助”。所以,他的每一步走得都十分谨慎,小心的选址,耐心的经营,深思熟虑后再做进一步扩大投资。
他最新的店选择开在燕郊,一个从京郊小镇迅速发展为现代新城的地方。这里有40万常驻人口,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是在北京工作的白领。这可是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他们拥有中产阶级的收入和消费习惯。阿亮也是看中了这些人的消费能力,才决定在这里施展拳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老百姓的钱包里有钱了,吃饱穿暖这样的被动消费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十三亿的巨大市场,急剧增长的消费能力.,让阿亮看到巨大商机:“美容美发已经变成和吃饭穿衣一样重要的生活必需品. ”他对自己行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当然,他也想将信心付诸实践:开更多的店。但是他不能。银行贷款依旧不现实,“政府给的更多是要求,而不是帮助”。
其实阿亮所谓的“帮助”便是对个体经济的深入改革。“如果政府更多的关注美容美发行业,制定相应的技术等级认证,我们可以凭借技术等级申请贷款,那将是很大的帮助”。中国当前的“自由市场体制”对于阿亮这样的人却还不够“自由”,贷款的途径很难走通,如果自己再存不下钱,他说“就只能把梦想往后推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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