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8 September 2012

中国面临债务危机悬崖

中国地方债到底有多少?中国基本不披露有关地方不良贷款规模的详细情况,这可能永远是一笔糊涂账,如果不透明,谁都没办法预测其中到底有多大的风险。有学者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规模已赶上美国的次贷危机,这些债务中不良贷款的比重可能多达30%。

地方债不公布,人们只好去猜来猜去,猜出来的数据又没法作为投资和防范风险的依据,浪费时间和金钱。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么短期的时间内大举举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抵押获得商业银行巨量的贷款。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伴随着积极的货币政策,否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去增加“印钞”,何以支撑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所以,这么多的货币量投下去之后,出现了挤出效应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还真不是凯恩斯主义们宣称的政府挤出民间资本的效应,而是超额纸币挤出效应。印钞和借债发展模式,最终随着房价超高和土地价格天价以及物价长期居于高位而不得不有所收敛。

问题是,习惯于这么增长模式路径依赖,在没有了超发货币提供超额“利润”供其追求的情况下,在没有增发货币以体现其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承认现实吗?货币幻觉只能短期刺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只能推动经济短期的高速增长,但最终会陷入绝境。前些年很多国家所谓的奇迹,都是毫无例外的陷入了这个纸币制造出来的陷阱里去了。

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和见解,往往错的离谱,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按图索骥,或者说不是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整日思考的是那些玄之又玄的臆造出来的所谓问题,如果让这些教练们教人开车,只能是到处碰壁和乱撞,没有任何章法,一个不从实际出发从本本出发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要稳增长这一点没有错误,但稳增长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去升级转型,也不意味着不给民间资本让出部分空间。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增长速度的问题,更多的原因是垄断和权力玻璃门太多了,以至于民间资本没有出路了,只能在“金融业”里炒来炒去,所谓创新也会受到传统势力的阻挠。举例来说,如果大举发展新能源,其中的关键问题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原因,更多的是新能源要替代的旧能源利益集团阻挠。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能还会更高一些,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更快一些。

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需要大量的银行信贷,结果把很多实业的信贷都给占了,这就会产生巨额的债务,至于该不该大规模的修路以及大兴公共设施,当然这是政府最起码的职责,但问题是,这些信贷投入并非进入公共投资的成本里面去了,很多都进入了权力者的私囊中去了。不少人指出,我们花最贵的钱养着最贵的地方政府,如果从卖地生财和大量的税费来看,的确如此。

土地财政导致很多地方不规范的事情发展,比如说对抗拆迁的事情时常发生,随着人们的维权意识的崛起,圈地和拆迁往往形成冲突,这值得我们警惕。之前我们说过,印钞印不出先进的生产力,拆迁圈地同样圈不出先进的生产力。举债发展要有边界,更要看效益。很多人抨击四万亿救市反应过度,其实问题不在四万亿上,当时救市是及时而且得当的,只是后来两年的超级货币增发才导致如此进退两难的情况。如今地方债务抵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就是靠卖地和印钞模式是行不通了,真正推进生产能力的进步,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趁着低谷转型发展。

著名女经济学家叶檀曾在《每日经济新闻》撰文指出,一线城市中心地段、教育资源、良好的商业配套条件、周边高端住宅林立,可以为万柳的高地价背书。但实际上,各地房地产交易量普遍反弹,6月十大城市商品住宅成交创17个月新高,一线城市郊区房价开始上涨,开发商在土地市场跃跃欲试。2012年初至今,全国土地成交累计达到5076亿元,同比下降幅度为36%,考虑到今年一季度房地产下降幅度之广,可以反观5、6月房地产反弹之强烈。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印证了地价的反弹。据该院新近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度“中国300城市土地市场交易情报”,6月份300个城市土地平均溢价率为10%,创下今年新高。1~6月,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平均溢价率为5%,较去年同期减少13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类用地平均溢价率为4%,较去年同期减少15个百分点。但6月份的住宅类用地溢价率已经达到了10%,仅比去年同期低了1个百分点,全国300个城市成交楼面均价为877元/平方米,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8%。房地产成交量上升为开发商解套。今年是房地产信托兑付的高峰期,如果没有成交量反弹,将会出现大面积的信托违约事件,而已经展期或者找到下家接手的信托,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在明后年会进入房地产债务链条崩溃期。

地价上升在房价上升之后,地价上升主要为地方政府债务解套。今年上半年许多地方政府处于收支失衡状态。以浙江省为例,今年1到5月,浙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1654.9亿元,增长4.7%,增幅同比回落23.9个百分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414亿元,增长13.8%,支出高于收入增速9.1个百分点。入不敷出绝非浙江一地独有,受制于出口下降、原材料价格下降,以及土地收入下降,广东、内蒙古等省区均出现相同现象。而动力煤、有色金属等价格的持续下跌,则加剧了原材料重点省份的财政困难。

一些地方千方百计松动房地产调控以应付眼前之疾,其他动用的手段包括预征税收,发行地方投资信托项目。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从6月到7月6日,基础设施类信托产品共有51个,数量已经超过地产类信托产品,后者在同时间段内仅成立了31只。基础设施类信托是目前政信合作的重点内容,资金流向保障房、路桥建设、城市建设。其势头已经凌驾于其他一切投资之上,基建类信托与房地产信托不同,通常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以未来的财税与土地收入作为担保,吸纳大量资金。

无论银行,还是信托,土地都成为最大宗的债务担保物与质押品,也是中国公众心目中最保险的信用润滑剂。一个信托项目,如果是政府财政与土地作担保,公众就会安心购入,人们绝不会担心有朝一日土地会一钱不值。土地成为最大宗的金融抵押品,通过土地地方政府原先以平台贷的方式从银行获得贷款,现在还是以土地作为中介,以信托的方式从民间融得资金。一旦地方政府失去了土地,围绕着地方政府主导的所有投资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目前政府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也就要重新改写。

土地价格上升,地方债务危机就不会浮出水面,民间就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填入各种项目。当中国的土地价格远超欧美价格,与当初的日本比肩,当每平方米土地上的产出远远低于土地价格,当各种项目建设放慢步伐,当银行真正下决心紧缩货币,当人们对土地的狂热度下降认真对待土地产出与价格比率,问题就会浮出水面。一句话,什么时候土地价格下降,中国的债务危机就有可能爆发。

今年以来,中央在政策放松以及经济刺激计划方面明显偏于温和,让市场预期屡屡落空。面对持续下滑的经济数据,地方政府已经按捺不住,纷纷推出地方版的刺激计划,据统计,总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人们强烈担忧,如果地方政府的刺激计划被执行,中国爆发债务危机,以及其后经济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的风险将会大大上升。

以宏观的角度来看,多数经济危机都与过度负债有关,日本、拉美、欧美曾经爆发过的危机已经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日本在经历了1980年代高负债高投资阶段后,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全社会陷入巨大的债务漩涡,不仅政府背负了高额负债,企业、银行也深陷其中,时至今日,日本也没有走出经济低谷。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居民部门过度负债所导致,欧洲的主权债危机则是政府部门过度负债所导致,欧美很有可能也会进入一段较长期的低速增长阶段。可见,只要是过度负债,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居民户,一旦经济减速,债务就无法被经济增长所稀释。接下来,债务会对经济扩张构成沉重压力,政府、企业和居民户都会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而无暇他顾,导致经济放缓、社会福利倒退。

中国2008年后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已经令负债率显著上升。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0%,如果算上央企债务等隐性国家负债,其比重会更高。而地方债务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在2009年一度达到120%。如果新一轮刺激计划铺开,资金已经见底的地方政府,必然会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等手段向银行和社会筹资,其负债率可能很快就会超过120%的纪录高点,而全国政府性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会迅速上升到超过80%,这一水平将会非常接近爆发主权债的欧洲国家。问题是,如果大量举债能够刺激经济增长,那么债务在未来将会被稀释而不构成问题,但是我们看到,2008年后的刺激计划,只支撑了经济一年多的增长,随后开始“哑火”。因此,按照原有模式再来一轮投资的话,仍然只会在短期内刺激经济,热度过后,我们会发现中国可能已经站在债务危机的悬崖边了。

为了挽救低迷的经济,大量基建项目出台,这就是倒逼之下的饮鸩止渴。2012年9月5日,国家发改委网站集中公布了多项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核准信息,涉及的城市包括苏州,杭州,成都,深圳,长春,天津等,涉及项目25个。有关专家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回答三个问题:建设经费从何而来?轨道交通的运营全球基本亏本,未来的轨道交通如何做到盈亏平衡?建立轨道交通之后对城市化到底有多大的推进?如果这三个问题都有充足的考量,说明有关方面酝酿已久;如果对这三个问题都不能有实质性的解答,说明推出相关项目只是拉动经济的急就章。

但找不到相关数据,只能根据具体项目进行推测。按照批准的苏州市轨道交通4号线及支线,主线全长42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车站31座,全部为地下站。支线全长11.1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车站7座(不含接轨站),建设工期为4年6个月。工程投资总额357.49亿元。其中,资本金125.12亿元,占总投资的35%,由苏州市财政承担;资本金以外的资金利用国内银行贷款解决。同一天批准的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建设工期为4年,工程投资为99.05亿元。其中,资本金34.67亿元,占总投资的35%,由苏州市财政承担;资本金以外的资金利用国内银行贷款解决。两项加总,需要苏州市财政承担的资本金是159.79亿元,从银行的贷款是296.75亿元。今年上半年,苏州市的地税收收入仅600亿元,以目前的企业状况,承担如此大手笔的投资勉为其难。

发改委批准的25个项目,总投资8400亿元,如果按照35%左右的比例计,地方财政所需支出2940亿元左右。截至7月31日,全国26个省份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总计29546亿元。从总量上、从占比上,似乎轨道交通投资并不算多,可别忘了,还有地方版的7万亿以上投资,文化、旅游、高科技种种,不一而足。另据有关部门统计,未来十年国内将新增超过5500 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里程,以4.2 亿元每公里的平均造价计算,总投入达2.31 万亿元,这是未刨除通胀的造价,以高铁建成后造价远大于规划的现实,恐怕到2022年,轨道交通的造价3万亿都打不住。铩羽者不乏先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立项的青岛地铁、重庆一号地铁,就因后续资金缺乏而中途下马。

轨道交通建设中70%以上的资金都从银行贷款而来,而银行这笔贷款的质量,根据现在运行的境内城市轨道交通运行情况看,实在不容乐观。今年5月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报告称,北京财政每年补贴运营亏损20亿元,上海十几条线中只有一条地铁线有微利,深圳地铁亏损近10亿,2010年扭亏是财政补贴的功劳。2012年到2016年,预计地铁折旧与利息亏损220亿元。

乐观者可以用香港地铁公司的盈利作为乐观的理由,香港地铁盈利主要靠物业运作,这一块的毛利率2009年高达50.6%,占全部地铁赢利的七成。也就是说,香港地铁公司不仅是公共交通经营公司,还是巨大的地产公司、商业物业公司。美国当年大建铁路吸引民资之时,主要也以沿线的土地作为交换物。反观境内,地铁沿海的土地卖的卖、引资的引资,寅年就已经吃上了卯年的粮。希望内地重走香港地区与美国的模式,是不现实的,深圳地铁就是学习榜样仍然亏损的典型。轨道交通到底是为了提高效率,还是为了城市摊大饼,这是个本质问题。按理来说,建立轨道交通是为了城市集聚效应,首先是大城市的集聚,而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建轨道交通,似乎是为了让周边土地更值钱。以日本东京论,东京大都市圈有280多公里地铁线,轨道交通系统每天运送旅客3000多万人次,担当了东京全部客运量的86%。纽约市区地铁共27条,长443公里,提供通宵服务,到内城的客运有80%采用包括地铁、市郊铁路在内的大容量交通工具。而我国轨道交通发达的上海,国际机场到市区甚至晚上10之后就停驶。

集聚效应不明显。今年3月25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指出:要高度警惕城市发展中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土地城镇化速度和人口城镇化速度没有控制在约1∶1.12之间的预值范围内,而是土地无度扩张,人口未能集聚。作为缺少土地的国家,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120平方米,对照国际上的大都市,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仅78平方米,香港才37平方米。可见,轨道交通与新区一样,成为抬高地价的筹码,而非聚集资源的利器。中国需要轨道交通。不过,如果轨道交通大面积铺开,不恰当地推开到非都市圈,管理又跟不上,结果只有一条路能解决银行坏帐、债务危机,那就是让钱变毛。

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中国也在考虑安全的情况下购买欧债。欧债问题发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其本质是一对悖论所致:福利国家与经济增长这对二律背反所诱发的各种管理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引发了全球金融风暴,全球金融信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特别是在纸币体系支撑着整个全球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们对于滥发货币的担忧,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美国学日本搞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向金融机构注水救命,其目的是想通过救助金融机构来刺激投资和消费。

但从其效果来看,加大了金融机构的权力,留下一堆祸患通过美元向全球输送,全球承担着经济下滑和物价上涨的压力。旧大陆欧洲曾经是全球经济的心脏,如今这个心脏已经老化。欧元支撑下的欧洲诸国风雨飘摇,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动荡。为了攫取政治权力,政客们纷纷承诺以高福利来迎合民众,但由于没有真正发展实业,提高就业率,政客们越来越依赖通过纸币增发和借债来赢得好感,但是,这是一个不可持续和循环的过程。

希腊为了应对债务,必须要缩减财政开支,这是民众难以接受的,西班牙、意大利诸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中国这些年来在数据上发展比较快,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诸国希望中国能够承担起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责任。然而,中国并非没有债务危机,中国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很难持续,靠土地财政才能运转的模式并不是一个好模式,一方面导致资产泡沫,一方面将房地产逼上绝路,价格和成本都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变成了想买房但买不起的无效需求者。靠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问题本身也很多,一方面政府投资占用了本属于民间企业的贷款,致使很多企业在资金困难时告贷无门,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往往是无效率的。

这些年来,权力支配的项目有多少是豆腐渣工程,有多少钱财被一些人转入私人口袋,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了,贪污数量越来越惊人,况且,这样做还会增加民众纳税负担,“万税”对经济掠夺是具有破坏性的。

市场机制失灵往往成为权力干预经济运行的口号,但问题很吊诡,大部分的市场机制失灵是由于权力所致,而调节这些乱象又需要靠权力来纠正,就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权力越来越大,市场失灵越来越多,市场失灵越多,权力更大。

中国的金融危机可能是非常奇怪,很多人说如果是美国股市暴跌成中国的股市那样,经济早就崩溃了,但中国股市跌了75%照样没事,然而,中国金融危机是和美国不一样的,中国的金融危机更多的是被数据掩盖了。

不要以为中国没有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或许已经发生了。新增货币掩盖了经济危机的现实,但是,这种危机迟早会爆发出整个系统的危机。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掩耳盗铃式的认为自己没病,最后扁鹊都走了,就算把扁鹊抓来,也治不好病了,因为病入膏肓与病在腠理,完全是不一样的治疗手段。

企业间的三角债问题并不仅仅是实业之间的危机,更是整个金融体系或者更明确地说是整个纸币体系信用的危机,这里反映出了权力信用贬值的基本形态。无视现实是难以解决现实的问题,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无疑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艰难的时刻,这个位置要比2009年复杂很多,至少2009年还有显著的应对手段,而如今则到了事关权力本身改革的问题,已经不是通过经济手段就能解决的经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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