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两获普利策奖--这是普利策奖的荣耀。
从总统首相到脱衣舞娘，人人都读李普曼。
他与丘吉尔谈笑风生，跟罗斯福欢喜冤家，和赫鲁晓夫比拼酒量，同戴高乐一见莫逆。
他揭发政府宣传术，以哲学观照公共舆论；他发明“冷战”一词，并准确预言苏联的消亡。
但他决非圣人，而是充满人性弱点的奥林匹斯神。除了天赋以外，是两样东西使李普曼成为巨人：自由和自我纠错。在自我纠错中寻求自由，这就是李普曼和他的国家所拥有的至为珍贵的品质。
PS：李普曼传签名本淘宝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3.2&id=17013555545 （只签了100本。签名是体力活，我还得留些体力抱爱妻刘老师和犬子宋小皮。）
【附录1】
四一按：冷战时代的政治学们常因未能成功预言前苏联解体而备受讥嘲。但李普曼，这个非政治学家的政治学家，非哲学家的哲学家，不止是专栏作家的专栏作家，却成功预见了共产主义利维坦的衰亡。他在《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一书中称：“有理由相信，俄国人将维持不了铁幕，而我们也无法把西欧建筑成一堵遏制之墙。欧洲人民的切身需要将起决定性作用，东西欧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将迫使欧洲大陆各国跨过目前分割它们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界线而交换它们的货物。”
下面是他获普利策奖作品节选。
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
一
我一直主张，为了共产主义在亚洲和非洲的扩张作出有效的回答，必须在一个大国里作出榜样——最好是在印度——证明有着克服群众贫困和国家孱弱的另一条道路；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但是，除非作出这样的榜样，否则亚洲的群众有一切可能归向苏联式或中国式的共产主义。
这是因为西欧和北美的老的工业国家没有树立可以为广大众多的下层群众所能模仿的榜样。亚洲各国人民也许希望和我们一样富有，但是，他们知道，终其一生——的确在任何可以预见到的将来——都达不到这个目的。他们只有在俄国和中国可以找到落后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如何用自己的力量迅速提高生活的榜样。
二
但是，我们不可以夸大，我们不可以跳到这样的结论上去：共产主义运动注定要扩张，直到它征服整个世界为止。诚然，在铁幕两边都有许多人认为会这样的。我在莫斯科曾和一些共产党人谈过话——赫鲁晓夫先生并不在他们当中——他们实际上是说：只有一个世界，并且共产主义一定要统治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在铁幕外面的我们这边，也有人十分担心：要是西欧不能再掌握——不仅是购置——老殖民地的石油和其他自然产品，它就要被扼死并且灭亡。
这两种意见都是趋于极端的，我认为每种意见都产生于同样的、凡人所易犯的普遍谬误。这个谬误是假想只有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必定不是毁灭就是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秩序。但是，回顾一下地球的历史，据我看来，事实是从来不是一个世界，从来没有过一个惟一的国家或一个惟一的宗教。
我认为：不承认存在着许多世界而不仅是一个世界这一事实，就是我们双方产生混乱的最为深刻的根源，也是妨碍相互容忍的最顽固的障碍，而相互容忍是我们两个社会之间能够想出来的最好的相处办法。
正统的列宁主义者，不管是个虔诚的信徒或是个追随者，都自以为了解历史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各国共产党要是不去征服西方各国政府，资本主义世界便一定要向共产主义革命开战。在我们这边的对手也是个自认为了解历史真正规律的人。在他的哲学里，人类进步的所有路线就是我们在西方所走过的路线。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就是离开真正的路线而走向堕落的背叛。他的结论就是：俄国人和中国人到了相当时期非回到我们的路线上来不可。
我确信，这一切都是对事物本来面貌的误解。在俄国开始、随后又传布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英国和法国革命的重复。它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是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下层群众的痉挛性觉醒的产儿。领导这个大规模的暴动的独裁者们横行霸道地统治着人民。但我认为，谁要是认为落后国家的这样众多的下层群众，可以通过民主方式的劝导而接受纪律，并作出一种原始经济迅速积累资本所必须的牺牲，谁就是个鲁莽之徒。
三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对这个席卷了下层群众的革命的性质进行思考是件令人头痛的事。但是，他愈考虑得多，就一定会愈加感觉到——我也是这样——共产主义制度是落后国家能够接受的，可是除非通过暴力，它是不能传布到比较先进的国家去的。在东欧，苏维埃制度现在行不通，也没有理由认为它将来会行得通。我确信：苏联对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控制是不稳固的和不会长久的。进一步说，我认为俄国的统治者们懂得这一点。我还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考虑有任何能摆脱这一情况的稳妥办法（实际上他们没有），他们最后是会接受某些诸如此类的解决办法的。因为他们正在被吸引转向亚洲，离开欧洲。莫斯科现在充满亚洲各国的代表团——有许多来自苏联本国的边陲地区，有很多来自大陆中国，有许多来自南亚的穆斯林世界。
这就赋予莫斯科一种成为正在露头的亚洲国家的新秩序首都的气氛。
四
我最后觉得，除非战争造成浩劫，否则共产主义制度对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并没有了不起的吸引力；事实上，无论作为经济或榜样，都不能打动它们。假如我们能维持威慑力量的均势，我就相信，对美国不会有什么军事威胁，对我们在欧洲的主要盟国也不会有什么军事威胁，除非干出了愚不可及、不顾死活的冒冒失失的事情。
我以为，除非我们以政治家风度作出具有英雄气概的努力，表明有另外一条路，另外一个克服自古以来亚洲群众所过的贫困和屈辱生活的办法，否则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亚洲扩展开来。
但在中欧与东欧，我相信局势是大不相同的。在东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是在对纳粹德国作战时期由于军事征服而强加给这些国家的。要是没有这种征服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占领，这些国家是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的。它们不像中国，中国是在苏联成就的榜样的鼓舞下产生了本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结果走到共产主义方面。
我不希望死死板板地来谈这个问题。我从心底感到，苏联的领袖们知道，东欧并不追随、崇拜和模仿他们。他们之所以被接受只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因为他们强而有力。我长期以来一直相信，我们的欧洲政策的原则应该是十分小心但又逐步而谨慎地使红军撤退到苏联的国境线后面去。我在莫斯科取得的经验使我认为，虽然在诱因苏联实现军事撤退的道路上有着巨大的困难，可是，欧洲的民族主义力量正在增长，而到最后，红军留在那里不走所产生的困难将会比撤走所产生的困难更大。因此，我认为，只要我们不重视结束——尽管是逐步地——对欧洲大陆的军事占领这个想法，我们就会错过机会。
五
如果我的这个总结是正确的，那么，我为我们的人民所开的处方是：他们应该解除恐惧，以便加强和明确他们的目的。我们必须和共产主义国家在同一个地球上生活，但是，我们并不也不能在同一个精神和政治世界里生活。不仅现在如此，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是如此。虽然共产主义的势力不可轻侮，但他们并不是十英尺高的巨人，我们愈不惊慌失措，我们就愈能好好照料我们自己的事情。
（节自《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 凌雨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
【附录2】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李普曼（自序）
宋石男
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代已经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何为公共知识分子？我同意波斯纳的定义：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不过在当代中国，也许还需要补充两条：1、具备一定影响力。2、声名狼藉。
公共知识分子为何衰落？被普遍接受的解释常常包括：1、现代大学向智识突出者提供了舒适安乐的职位，这就导致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日益萎缩。2、现代大学促成知识的职业化和专门化，使人碎裂为不同行当的专家，他们知道得并不少，但仅限于本行，这就摧毁了公共知识文化。3、公共知识分子也有其市场，但这市场往往“失灵”。大众媒体很难对公知加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而后者为自己的错误也只需付出低微代价乃至零成本。4、公共知识分子自身的膨胀，日益增长的名气让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于是跨越诸多边界，无所不谈。而发表错误言论的成本相对较低，更助长了这一习气。5、与此同时，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分析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公共知识分子的错误与浅薄很容易就被揭发于世，从而失去公信力。而公信力，乃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命线。
在李普曼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尚未如今日一样衰落。李普曼本人，则可说是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撰写的“今日与明日”专栏，主要关注国际政治事务领域，前后持续36年，顶峰时期被200多家一流报刊转载，这些报刊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他一言九鼎、一字千金，阅读他的文章，成了人们的当务之急。人们早餐只有两个东西必不可少：咖啡和李普曼的专栏。一位评论家称，“李普曼是战后年月里出现的唯一的全国性领袖”，“可能比美国政治舞台上任何人物更具影响力”。流行歌曲作者把李普曼和他的文章写入歌词，就连脱衣舞娘的开场白里，都常常出现他的名字。
李普曼不但在公众间影响巨大，于上层建筑也举足轻重。他提出的“冷战”一词，成为国际政治史上最著名的术语之一。他写作专栏时期的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将其视为必须重视的观察家，请他去白宫面谈，甚至讨教关于国务卿人选的问题。欧洲各国的首脑政要，都时常阅读他的专栏并乐意与其私密会谈。赫鲁晓夫两次“钦点”他对自己专访，李普曼也借此两获普利策奖。即使在闭塞的毛时代的中国，李普曼的文章也屡屡被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新华电讯等转载，毛泽东还曾就其文章亲笔批示，毛的夫人江青则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读他的专栏。
一个人的成功并非幸运或偶然，而是根植于其天赋与努力之中。李普曼毕业于哈佛大学哲学系，深受两位大师级哲人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亚纳的影响，对纷繁世事具备一个伟大的旁观者独有的清醒、洞察与概括能力，而且可以用得心应手、感染力十足而又恰到好处的文字将思想表达出来。
早在青年时代，李普曼就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文体大师。他能够摆脱愚蠢荒谬的词汇，它们是大多数平庸政论作者的宠儿，将专栏评论贬低为粗野农夫或机械师的工作。李普曼拒绝向八股政论和弱智文风投降。在一篇专栏中，他质问道：“怎么还能用当年爱蒙德·伯克那套半生不熟的词汇来描写或思考现代社会呢?”他警告说，政论文章已经“被干瘪的语言窒息了。”
李普曼曾说，如果可以选择别的职业，他想做一个数学家，因为数学精确、优美。事实上，他的文字，正如数学一样精确而富含美感。他认为，不能用文字表达和传播的体会，不可能长久生动地保留在记忆中。如果语言不能精确地表达思想，思想本身很快就会变成无法辨别的东西。使问题通俗易懂，并非评论的缺点，而是优点。通俗易懂不但不意味着肤浅，反而需要更加深刻，一个人只有对论述的内容完全精通，才可能使用非常简单的表达方式。写专栏时，他常让助手把文稿由录音机录下，甚至包括标点符号，以便他知道文章究竟听起来如何。这则轶事让人想起福楼拜著名的“咆哮的林荫道”的故事。耳朵是最好的读者，它可以使你知道，一篇文章在哪些地方是好的，在哪些地方是坏的，或至少是不足的。
不过，若只从文笔来看李普曼，未免识之太小。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犀利之处，乃是三点：1、局内旁观者。2、为进入局内的社交者。3、理性反对者。
和当今多数擅蛊惑、爱撩情的公知不一样，李普曼从来对点燃公众的怒火或扒拉他们的眼泪毫无兴趣。李普曼不会将世界看成是黑白分明的，而是把它视为层次不同的灰色组合体，尽管这样一来，他可能掉粉——粉丝总是容易被冒犯的，一旦你指出问题的复杂性而又超越了他们的理解力，换句话说，一旦你表现出来没有他们那么愚蠢，你就冒犯了粉丝。
早年做《世界报》社论负责人时，有人批评李普曼的文风过于冷静，总是力图挖掘基本的原则，可是任何报纸都应该在论战中选择立场，然后全力以赴投入战斗。这位朋友打了个比喻说：“钢琴有8个8度音阶，军号只有4个音节。现在你要吹的是一支军号，可你却坐在钢琴乐谱的前面”。李普曼回答说：“你也许是对的，可是见鬼，我不想一辈子写军号乐谱。”
拒绝吹响军号的李普曼，当然也拒绝赤膊上阵，“选择一个好站的地方站住”，然后参加战斗。他要做的是一个“旁观者”。51岁时，他公开告诫说，专栏工作最危险的诱惑就是使人认为自己是在世界舞台上担任公职的人，而非观察力敏锐的作家。70岁生日时，他发表演说，更完整地诠释了这一理念。他说，对于大多数世界事务，我们全都是局外人和大笨蛋，甚至位居高位者也是如此。但是，在兴趣所及的领域里，“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普通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
在探求中，李普曼从来不惮冒犯民众认为是美好的东西，也无惧触忤当局的热切愿望。他喜欢根据隐而不显的现实而非显而易见的表相来作出判断。作为笔力千钧的意见领袖，他要做的不是给予人们所希望的东西，而是启发人们学会如何希望。这当然需要最深刻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来自学养，来自思维习惯，来自高屋建瓴的冷静，也来自“局内人”的专业。
既是局内人，又是旁观者，这是一个悖论，但李普曼将二者近乎完美地结合起来。做局内人，意味着萃取业内信息及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做旁观者，则意味着理性而非感性的观察方式、不预设立场也不跟风站队的分析方式。
一个人要成为“局内人”，就必须拥有崇高的声望和广泛的人脉。名誉是你与处于金字塔尖的人士交谈的必要工具；人脉则使你可以随时随地站在金字塔尖眺望远方。
李普曼和妻子每年都要去欧洲旅行。无论到何处，李普曼总随身带一个红色笔记本，上面开列了他在各个城市将要会见的人名。这些人多是内阁要员、社会贤达或新闻记者，以及一些业内精英，例如核能专家、国际石油卡特尔专家或某些在政府里有路子的隐形人。
在纽约或华盛顿的家中，李普曼定期举办社交晚会。他邀请的全是精心挑选过的名流大腕：参议员、政府高官、大使、律师、艺术鉴赏家、报界大亨和名记者。李普曼的晚会请柬，极其难得，犹如中彩票，是被邀请者在圈内地位的崇高证明。反过来，这些朋友又会在专业领域为李普曼提供最中肯的意见、最及时的消息。
通过与大人物的交往，李普曼得以明确全局，把握事态的发展，并且获得影响大人物也影响时局的能力，但他对这种交往仍充满警惕。他说，报人与高级官员之间必须保持距离，这并非意味着要人造一道墙或藩篱，而是保持心理和空间的距离。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但也是各种偏爱、特权、虚荣和自大的施舍者。报人很容易被权力腐化或诱惑，看上去是向权力的顶峰攀升，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屈服。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幸免于难。
李普曼常和权势人物保持良好关系（包括12任美国总统），但他的评论很少会让后者感觉愉快。一战前，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不过几年后就不再上当，坚定地抛弃了社会主义），投身进步主义运动，对政府几乎所有作为都抱以激烈的文字扫射；一战中，他作为威尔逊总统的咨询班子成员参与凡尔赛和会，事后却猛烈抨击威尔逊主义的失败；大萧条初期，他力挺罗斯福总统，但数年后就坚决反对其新政政策，甚至称之为通往法西斯之路；二战中，他对美国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政策批评有加；冷战初期，他反对遏制政策，视之为愚蠢而危险的玩火；在漫长的冷战时期，他反对美国卷入朝战和越战，反对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苏联的外交政策混为一谈；在晚年封笔前夕，他对约翰逊总统展开最尖锐的攻击，将后者差不多打成筛子。但是，李普曼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也不是所谓“忠诚的反对派”，而是自我克制和深思熟悉的“理性反对派”，他可以从政府的困乏中获得生命力，却不会带着搞垮政府或让其出丑的心态去写作。如果认为政府错，他会无情抨击；如果认为政府方向正确，但还不够，他会大声疾呼；如果认为政府做的足够好，他也会微笑赞美——虽然这种时刻非常罕见。
当然，李普曼也有不少为人诟病的地方，其中一个指责是：作为犹太后裔，李普曼却很少为犹太人说话，即使在二战中犹太人被迫害最烈时也说得不多。
和大多数德意志犹太移民一样，李普曼将自己看成是美国主流文化和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相信通过同化可以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然而同化不是没有代价，它意味着一个人要跟自己的血统决裂，并且努力使自己适应一个永远也不会感到充分安全的社会。
李普曼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不隐瞒，但很少主动谈及。他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没受过犹太割礼，妻子也不是犹太人。他拒绝在犹太集会上发表演讲，因为后者会期待他宣扬某种族群主义。他甚至不接受犹太艺术与科学学会授予他的奖项。与此同时，他却是纽约和华盛顿各种上流最高端俱乐部的会员，这只有极少数犹太人能获准加入。
排犹主义界定了犹太人的身份，他们要么逃避，要么反抗。李普曼选择的方式，则是介于逃避和反抗之间，以达到自我保护。他更愿意成为精英阶层中的一分子，而不是推翻现有精英阶层的起义者。如果他选择的不是同化而是反抗，也许早就自我边缘化了。
李普曼另一桩常被人指责的事情是，他与自己最好朋友的妻子海伦通奸，并在东窗事发后离婚，迎娶了海伦。李普曼为此作出了美好的自我辩护，他在给海伦的信中说：“我就像这样一个人，他在想象中看到了这种壮丽的生活方式，但过去却只是在无尽的长廊里彷徨，窥视着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直到你突然打开了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我认为我身上饱含着生命的精髓……可是这种精髓正在枯竭，只有你知道如何发掘它的源泉，使它再度奔流……我是用心灵写作的，大脑只是心灵的工具，而现在我的心如此紧密地和你连在一起，如果强行将它们分开，我永远也不能使它们的伤口愈合。”
几乎所有陷入婚外情而又良心未泯的人，都会采取李普曼这种方式，试图用“与众不同”、“命中注定”、“追求自由”一类的修辞来解下戴在私通之手上的手铐，或至少对手铐视而不见。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将这手铐真正解开：婚外情就是婚外情，私通就是私通，它必然造成对无辜者的伤害，也注定将在私通者的道德上烙下红字。
李普曼是人，不是神。即使他是神，也是拥有和人一样弱点的奥林匹亚神。正如他的传记作家罗纳德·斯蒂尔评论的：“李普曼是一个奥林匹亚神，他在公众生活中具有端正的品行和坚定的道德感，然而他不是超然物外的。”
无疑，李普曼是个巨人，而任何一个巨人，都有其生长土壤。如果允许我冒昧地用极简单的话语来小结，那么我会说，除了天赋以外，是两样东西使李普曼成为巨人：自由和自我纠错。在自我纠错中寻求自由，这就是李普曼和他的国家所拥有的至为珍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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