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第129期
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在不停地問自己，也不停地在尋找答案。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要拉中國進入西方的世界體系，但中國人對此卻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中體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後的全盤西化，西方的拉扯，產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二十世紀，作為牽引者的西方，自己發生了分裂。在現代化的問題上，似乎出現了好些岔路。德國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後來的蘇俄道路，都是足以誘惑中國人的終南快捷方式。作為選項，日本的軍國民主義、蘇俄的社會主義，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義，都曾經被國人考慮過，其中前兩項還進行過大規模的試驗。蘇俄的社會主義，到1956年中共才鬆口要做局部的修訂，直到改革開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強放棄。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認為中國要走向美國模式。中國人自稱「摸著石頭過河」，但實際上卻一直在比照著紐約搞現代化建設。於是乎，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的結果是，無論哪個中國城市，看上去都像紐約。像紐約的中國，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卻讓世界放心。1989年的事，讓世界嚇了一跳，好在時間不長，中國似乎加快了邁向紐約的步伐。在江澤民時代，又傳出革命黨要轉型為建設党，資本家可以入黨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長，到了胡溫時代，中國頭緒紛紜，毛的陰影重現。GDP瘋狂增長，軍事力量抬頭，伴隨紅旗獵獵，紅歌陣陣，西方開始迷惑了：這個神秘的中國，到底要去哪兒？
中國要向哪兒去呢？其實現任的總書記也不知道，宣稱要「五不搞」的人大委員長也不知道。有人說，他們要去朝鮮，但他們其實只是想維持現狀。可是，現狀卻一團糟，弱勢群體不滿意，中產階層不滿意，連既得利益集團也不滿意。具體地說，老闆不滿意，職工不滿意，國企幹部不滿意，員工不滿意，官員不滿意，知識份子不滿意，城鎮居民不滿意。只有留在農村種地的老弱農民有點兒滿意，出來打工的都不滿意。
這些年，中國經濟一直在增長，說起來，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見高樓在起，馬路在修，鐵路在延伸，而且還有了高鐵，天上的飛機也愈來愈多。中國人的衣食住行，都在變化。有錢人愈來愈多，自己買房子的人多了，旅遊的人多了，出國的人，無論旅遊還是留學也愈來愈多。但與此同時，人們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農藥多了，空氣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種損害人們健康的食品添加劑變著花樣被發明出來。原來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縮，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錢。開車出行，公路收費有增無減；坐飛機則總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產成了經濟發展的龍頭，地方政府賣地獲利不菲，但強拆也引起愈來愈多的拼死抗議。高昂的房價，使得炒房成為中國獲利最多的事業，同時造就了成千上萬的房奴，吸幹了為子女買房的父母最後一滴血。社保沒有做完，醫保還遙遙無期，醫患矛盾，經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學十年擴張了不止十倍，城市裡學校的硬體改善了很多，但學校敎學的內容沒有多少改革，依舊是政治導向的標準答案式的模式。更可怕的是，整個敎育體系，從幼稚園到大學，卻把整個社會拖入了一種莫名的緊張狀態，學生和家長與學校和老師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在人們眼裡，一些老師和學校已經成了收保護費的匪幫。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於城鄉二元的結構沒有根本改變，戶籍制度改革停滯，根本無法解決目前非本地戶籍人口的住房問題，而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非本地戶籍的白領人口，規模相當龐大；加上非本地戶籍的藍領工人，以及外地攤販和其它人員也不少。正是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夠正常運轉。
由於通貨膨脹和房價飛漲，一度過得不錯的城市中產，財富大幅度縮水，但他們的稅收負擔卻連續多年增加。不管金融是否存在危機，不管企業是否倒閉，不管消費是否能提振，政府財政收入每年都以30%的增速提高。高比率的稅收加上稅收過程中傳統的「跑冒滴漏」，使得民眾和企業的稅負痛苦指數奇高。與此同時，政府的「三公開支」（公費出國、公費吃喝、公費用車）、黨活動經費（各地黨校都獲得大筆資金，大興土木）、維穩經費都在直線上升。政府和國企掌控的資源愈來愈多，在國進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過去退出的競爭領域。民營資本被徹底驅逐出石油業，正在退出煤炭業，至於電業、通訊以及傳媒，原本就沒讓進去。
總之，現在的中國，官家擁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結構的失衡，從古至今，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嚴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於極致。人們的不滿和憤怒在增加，無論城郷，無論何地，只要有一丁點的星火，就會馬上形成一定規模的群體性事件，防不勝防。原本中國高能耗、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就有隱患，而在金融海嘯到來時，政府盲目投入大筆資金，拉高GDP，使得通貨膨脹高企，極大地抬升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未來的危機，很可能是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重迭到來。
造成這一切，根源在於近十年來改革是停滯的。經濟高速發展，改革必須跟上，否則機件就會卡殼。但現在解決的辦法是靠拼命地澆油，人為拉高增速來應付。結果十年下來，中國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日益突出——比如壟斷國企的改革問題，市場的完善問題，城郷二元結構的問題，戶籍問題，官民結構的問題，司法改革的問題，黨政關係的問題，行政機構的改革問題，以至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也就是實行民主化的問題。
江時代，這樣的問題已經凸顯，胡時代就應該面對的。但十年過去，這些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頂多做了一點技術性的修補。有些地方，還大幅度倒退。意識形態的重建，從「三個代表」，退為空洞無物的「科學發展觀」。執政者完全喪失了話題設置能力，長時間失語。無論甚麼話題，只能用「不許說」三字經來應付，一絲道理都不講。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論上從法比黨大，退為「三個至上」（法律、黨、人民利益並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過程，律師的生存空間大幅度萎縮。連嚷嚷多年的「黨內民主」都遙遙無期，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至於敎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讓敎育變成行政化的壟斷性國家產業，使敎育和學術徹底敗壞，淪為利益集團牟利的工具。
雖然在胡時代，毛左的勢力迅速膨脹，氣焰囂張，但當政者並沒有這個本事，讓車輪倒轉，拉中國回到毛時代去。但是前進卻也非他們的本願，於是，整個調子和步驟，就是維持。所有的措施，都是臨時性的，招法都是技術性的修修補補。官話、套話、敷衍話流行；凡有舉措，不是作秀就是應付。因此，他們不肯進一步推行市場化改革，生怕作為黨產的壟斷國企吃了虧；不敢讓敎育回歸本源，因此敎育只能沿著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進司法改革，理清黨和法的關係，司法就從党的領導，變成党的書記的領導，進而變成書記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廢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場秩序就無從建立，而市場的行政干預，也就是黨的干預就無所不在。
司法不起作用，民間的正常調解就無從實現，上訪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黨政領導。造成一個世界上唯一有信訪體系的國家，行政系統的最大任務，居然是層層截訪。司法作廢再加上對媒體的管制，使得中國變成了一個民眾有冤無處訴的國家。偌大的國家，到處都是訴冤的人，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媒體，一個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識份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狀信，網路的論壇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會戻氣愈來愈重，爆炸、兇殺、虐殺、砍殺幼童等惡性事件，層出不窮。稍有名氣的知識份子，每日都被告狀訴冤的人所包圍。當然，每個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時刻準備著應付隨時可能爆發的群體性事件，身心俱疲。不僅維穩經費企高不下，維穩的人，也已經疲憊不堪，維穩的成本，事實上已經接近無法承受的臨界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人，左派還是右派，都感覺到了某種不祥。一個共同的感覺是，不變的話，可能要出大事。但怎麼變，向甚麼方向變，卻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張回到毛時代，新左熱衷國家資本主義，自由派主張依舊學美國。伴隨儒學的復興，有人附和當局以儒敎濟中共意識形態之窮的嘗試，一邊鼓吹儒敎，一邊販私掙錢。但也有人主張真的重建儒敎，以敎治國。一時間，儒敎憲政主義、道家憲政主義、法家憲政主義等等，都粉墨登場。基督敎也在壓制下悄然擴張，基督救世的主張，也在慢慢傳播。有人認為，今後的中國很可能變成一個基督敎國家。更多的人們，自然是感到失望甚至絕望。愈來愈多的社會精英，從企業家到學者再到演員甚至官員，選擇了用腳投票。移民潮一浪高過一浪，精英出逃，已經成為這個看起來正在崛起的大國的一道獨特的風景。
民間思想的活躍，精英的出逃，實際上反映的是現實動盪的刺激。這樣的現實，當局當然不會不清楚。但是，目前最高權力的執掌者，想不想有所作為不得而知，但無力作為似乎是一個事實。中共的統治，自毛以後一直沿著權威遞減的路徑行進，江之後真正意義上的權威已然不復存在。缺乏權威的領導人，駕馭各方勢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權力碎片化的現象日益嚴重，中共體系無論條還是塊，都出現了各行其是的現象。在各方競爭和博弈面前，最高領導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攤和維持。這樣的一種「軟弱渙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黨內的競爭和內鬥。原本，極權狀態下的團結，就是權威高壓的產物，一旦權威不存在了，頭些年還心有餘悸，到了後來，渙散的速度會很快。為了「博出位」，不按規矩出牌的現象會愈來愈多。黨內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躍。既有主張黨內民主的，又有主張憲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義的，當然，主張回到毛時代的議論也甚囂塵上。各派之爭，既是爭權位，也是在找出路。雖然說，中共早已進入了非意識形態的時代，多數人對所主張的主義，未必真心信仰，但把主義作為工具，人們還是有某種的執著。
顯然，對於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種既能維持中共傳統，又能穩住局面，同時又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路徑，是最合適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很時髦的「重慶模式」，按道理應該很對當局的脾胃。雖然「重慶模式」的主導者未必是毛時代的信仰者，煞費苦心弄出這樣一個「模式」，無非是為了在日後權位競爭中占個好位置，但這樣的一個模式，在打黑話語下的員警統治，嚴格的媒體管控加上行政內部高壓，紅色意識形態的皮毛加上一點民粹主義，整齊劃一的城市管理加上一點兒民生建設，經濟政策上則是市場經濟加上國家資本主義，的確是一種威權統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經濟上這種模式可以維持下去，民眾可以適應這種圈養的生活，就可以實現在不做體制大幅度調整條件下的中共江山永固。不用說，這樣的一幅圖景，對體系內的任何一個人，都有莫大的誘惑力。但是，這樣的模式走到極致，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當年的納粹德國可以獲得短時間的成功，因為他們擁有一批狂熱的信徒，而且可以藉此俘獲多數德國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當日的意識形態魅力以及操縱民眾的能力，龐大的組織網絡雖然還在，但組織中的人已經沒有了信仰。宣稱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對自己這一套也沒有了起碼的虔誠。改革三十多年，中共已經親手締造了一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一個拜金主義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任何一點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主義，哪怕是邪惡的理想主義，都沒有生存的餘地。也就是說，這樣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壓力，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三十多年，原來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為各種利益集團的鉅子，見識了國際化的市場，飽嘗了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巨大好處，聚斂了從前連想都不敢想的巨額財富。原來的特權，在市場面前，已經淪為土財主的享受。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的最大獲益者是權貴集團和他們的家族。因此，對於他們而言，中國不可能不開放，尤其是不能不對美國開放。可以說，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一個統治集團能像今天這樣，對美國有如此強烈的依賴。表面上對美國的敵視，無非是安撫國內愛黨憤青的一種表演，一種基於美國人權攻擊的一種不得已的反應。他們當然不樂意中國實行美國的制度，但卻死也不會放棄跟美國走的好處。在保持開放的前提下，統治者就不能不顧及世界的反應，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反應。
當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經進入第四波，連一向保守的伊斯蘭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獨裁專制的空間，愈來愈小，世界當然更不可能允許中國滑向極權主義。反過來，今日的中國，已經不能離開世界而獨存。回到昔日孤立封閉的環境，權貴家族首先就不會肯，當然，民眾也不肯，城市的中產更不肯。事實上，如果「重慶模式」算是一種未來的選擇的話，一個政權沒有與世界為敵的決心，是無法按下選擇的按鈕的。
「重慶模式」此路不通，但變化卻是一定會有的。因為繼續維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歷朝歷代，除了外族入侵外，政府的崩潰，都不是敵手力量超過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騷亂，人心的普遍不穩，動搖了統治機器的信心。經過多年的極權統治，中國的社會力量還很薄弱，連所謂「異議份子」都不成氣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統治集團就不會崩潰，儘管在這種情況下的崩潰，是一種玉石俱焚的亂局。雖然說當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對者，都不樂意見到這樣的亂局，但事態的發展，卻並不一定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
胡溫時代已經行將結束，未來的接班人，不管他們樂意與否，都得面對一個亂攤子，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面。如果說，百年前滿清統治者改革的壓力，還主要來自外部，那麼現在統治者的壓力，則主要來自內部。不僅來自民眾的不滿需要應付，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分配壓力，同樣是難解之局。在權威尚在的時代，權力的分配與交接，只要老權威一句話就可以一錘定音。但是，現在權威的失落，已曆兩代，誰上誰下，靠內部協商，愈來愈困難。改革三十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團的格局已經大體形成，黨內有派，不再是一個秘密。愈往後走，權力分配就愈難協調。如果最高端的權貴大體能團結一致，權力核心圈也勢必要擴大，不再是十幾個人之間的協商。這樣的話，未來的中共統治，將是寡頭權貴式的，用中共的話語講，就是擴大了的集體領導。這樣的可能性，至少從表面上看，出現的概率非常高。
不過，如果僅僅把最高決策權力擴展到幾十個權貴家族，想要藉此穩定政局，還是有很大的難度。首先，中國自實行科舉制以來，權貴世襲已經成為過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說，世襲政治不是中國近一千多年的傳統。在中國搞世襲政治，首先面臨文化上的反彈。文化上的反制力量，會極大地壓縮統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礎。其次，這樣的權貴集團統治，前提是集團內部的團結。雖然說，從理論上講，他們的團結是權貴寡頭共同利益所在，誰都明白這一點；但是，權貴就是權貴，遑論他們的父輩早就在政治鬥爭中鬥得你死我活，就是現在，何嘗不是互相廝殺，爾虞我詐。在歷史上，從來統治集團的團結都對他們整體有利，但他們卻從來沒有團結過，現在也很難例外。團結難以維持，平衡就會打破。凡是在競爭中自感失敗的人，很難說不會打破規矩和默契，從集團週邊爭取奧援，從而反敗為勝。
所以，決策圈繼續擴大，由權貴寡頭轉為權貴民主，也不是沒有可能。而現在一直在喊的「黨內民主」，則給這種權貴民主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平臺。用中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可能從常委的集體領導，變成政治局的集體領導，再變為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到了這個地步，黨內的選舉就不可避免了。權位如果不能通過權威來認證，那就只能通過協商認證；協商不成，就只能通過程式認證了。而選舉這種程式，走遍天下，人們都會認可的。
只是，這樣的有限制的黨內選舉，僅僅是一種擴大了的權貴政治，似乎也並不必然會順理成章地轉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從中共黨內落到地上，關鍵要看社會力量所施加的壓力，還要看這樣的黨內民主在社會治理上的效力。具體地說，要看幾項重大而且關係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見起色：第一，社會保障體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運作；第二，醫療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敎育改革能否啟動，而且初見成效；第四，也是非常關鍵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進，讓司法起死回生，起到應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經驗，在官僚體制銹蝕而且腐敗的情況下，單靠單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無法進行哪怕很輕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變質，不變成官員斂財的工具，唯一的辦法是實現開放式的改革，把社會力量引進來。這樣的話，勢必要開放報禁，推行地方自治，打開大門，讓中產階級進來參與改革。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員的腐敗，改善執政黨在人們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來，人們對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及社會力量的成長評價不高。但是，最近幾年，情況似乎有了變化。網路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它社交網路工具的發展，打破了原有社會力量成長的窠臼。社會暗潮湧動，各種勢力抬頭。不僅學院知識份子、律師、藝術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職業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躍，原來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娛樂界人士也紛紛加入對時政的批評。各種身兼房奴、車奴和孩奴的白領，比起從前，有了更多的議政積極性。從前娛樂至死的網路，忽然之間就變了模樣。
依賴微博，社會中各種各樣的反抗，愈來愈多，有愈來愈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戰執政者的權威。愈來愈多的人敢於去質問當權者，敢於衝破各種禁忌。各地對人大代表獨立候選人的打壓，不僅沒有讓人們退縮，反而有愈來愈多的人站出來競選。手機上網普及，人人手裡都有了攝像機；由於微博的存在，公民記者開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熱議的話題，很快就會成為平面媒體關注的對象。原來的輿論管制，開始失效。2011年7月溫州動車事件發生後，一向聽話的媒體公然抗命，在總理主持的記者招待會上，現場記者居然會大聲抗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和它們的官員，感覺到了莫名的壓力。由於網路化或者微博化的生存，已經成為幾億人的一種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難用關網或者封掉的方式處理。一直嚷嚷加強管制，卻也沒找到合適的方式。通過微博這個後門，中國的社會力量似乎已經出現了，以一種難以捉摸的方式，讓人感覺到了它的存在。以至於今後中共的改革，自己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基於以上判斷，筆者對今後中國的變化，保持審慎的樂觀。不可否認，這樣的變化，具有很大的風險。多年的革命敎育，積累了太多的社會戾氣，以及太多非理性的思維和情緒；暴民之多，比起其它國家，也算是一種特色。中共黨內，頑固的保守勢力還有相當力量，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定勢，依然支配著相當多的老幹部。黨內撈一把就撤到國外的人們，並不希望中國變好，反而力圖盡力把水攪渾。當然，更大的變革阻力，恐怕跟歷史有關。畢竟中共的歷史包袱太重，一旦開放報禁，他們會擔心輿論的開放，最終會揪歷史舊賬，而徹底瓦解中共的執政合法性，造成現在統治集團的崩解。這樣的擔憂，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但是，如果因為這種擔心就死拖著不改革，像張木生說的那樣，等於是拿著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恐怕結果更糟，下場更慘。反之，如果及時補救，用現在果斷的改革為中共掙分，未來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國民黨那樣暫時下野，也有可能重新執政。有了選票的支撐，執政就名正言順了。
像國民黨那樣轉型，無疑是中共最樂觀的前景。通向這前景的變數非常多，風險也極大。這個風險，不僅是中共的，更是這個國家的。其間，寡頭政治、擴大的寡頭政治、黨內民主都是一種可能的選項。只是這樣的選項，都是事實上的不穩態，必須得繼續變下去。只要中共沒有被長著花崗岩腦袋的人所綁架，變化的概率看來還是比不變的概率大。歷史告訴我們，只要變化開始，向甚麼方向走，很多時候並不以當局的意志為轉移，到底變成甚麼樣子，誰也說不準。
有人總結了清末的歷史敎訓，說統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選擇，是寧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實，清末改革過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黨人的造反是一個恒量。但革命有了機會，不是因為改革，而是因為改革走上了歧途，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大肆收攬權力，排斥漢人，結果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地方士紳，才給了革命成功的機會。這樣的改革，實際上是倒退。當年的革命黨，最擔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機會，要比革命大得多。歷史告訴我們，作為統治者，等死的下場是最慘的。很多王朝的所謂「中興」，其實就是改革換來的，不改革的話，早就提前滅亡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傳統威權的統治者，最明智的要數國民黨，只有它實現了從威權政黨向現代政黨的轉型，使一個百年老黨，走向了新生。
吸取歷史的敎訓，前提是歷史必須是接近真實的，如果總是拿自己當政治課給人灌輸的歷史來當真事，只能自己矇騙自己。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認為中國要走向美國模式。中國人自稱「摸著石頭過河」，但實際上卻一直在比照著紐約搞現代化建設。於是乎，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的結果是，無論哪個中國城市，看上去都像紐約。像紐約的中國，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卻讓世界放心。1989年的事，讓世界嚇了一跳，好在時間不長，中國似乎加快了邁向紐約的步伐。在江澤民時代，又傳出革命黨要轉型為建設党，資本家可以入黨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長，到了胡溫時代，中國頭緒紛紜，毛的陰影重現。GDP瘋狂增長，軍事力量抬頭，伴隨紅旗獵獵，紅歌陣陣，西方開始迷惑了：這個神秘的中國，到底要去哪兒？
中國要向哪兒去呢？其實現任的總書記也不知道，宣稱要「五不搞」的人大委員長也不知道。有人說，他們要去朝鮮，但他們其實只是想維持現狀。可是，現狀卻一團糟，弱勢群體不滿意，中產階層不滿意，連既得利益集團也不滿意。具體地說，老闆不滿意，職工不滿意，國企幹部不滿意，員工不滿意，官員不滿意，知識份子不滿意，城鎮居民不滿意。只有留在農村種地的老弱農民有點兒滿意，出來打工的都不滿意。
這些年，中國經濟一直在增長，說起來，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見高樓在起，馬路在修，鐵路在延伸，而且還有了高鐵，天上的飛機也愈來愈多。中國人的衣食住行，都在變化。有錢人愈來愈多，自己買房子的人多了，旅遊的人多了，出國的人，無論旅遊還是留學也愈來愈多。但與此同時，人們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農藥多了，空氣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種損害人們健康的食品添加劑變著花樣被發明出來。原來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縮，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錢。開車出行，公路收費有增無減；坐飛機則總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產成了經濟發展的龍頭，地方政府賣地獲利不菲，但強拆也引起愈來愈多的拼死抗議。高昂的房價，使得炒房成為中國獲利最多的事業，同時造就了成千上萬的房奴，吸幹了為子女買房的父母最後一滴血。社保沒有做完，醫保還遙遙無期，醫患矛盾，經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學十年擴張了不止十倍，城市裡學校的硬體改善了很多，但學校敎學的內容沒有多少改革，依舊是政治導向的標準答案式的模式。更可怕的是，整個敎育體系，從幼稚園到大學，卻把整個社會拖入了一種莫名的緊張狀態，學生和家長與學校和老師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在人們眼裡，一些老師和學校已經成了收保護費的匪幫。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於城鄉二元的結構沒有根本改變，戶籍制度改革停滯，根本無法解決目前非本地戶籍人口的住房問題，而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非本地戶籍的白領人口，規模相當龐大；加上非本地戶籍的藍領工人，以及外地攤販和其它人員也不少。正是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夠正常運轉。
由於通貨膨脹和房價飛漲，一度過得不錯的城市中產，財富大幅度縮水，但他們的稅收負擔卻連續多年增加。不管金融是否存在危機，不管企業是否倒閉，不管消費是否能提振，政府財政收入每年都以30%的增速提高。高比率的稅收加上稅收過程中傳統的「跑冒滴漏」，使得民眾和企業的稅負痛苦指數奇高。與此同時，政府的「三公開支」（公費出國、公費吃喝、公費用車）、黨活動經費（各地黨校都獲得大筆資金，大興土木）、維穩經費都在直線上升。政府和國企掌控的資源愈來愈多，在國進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過去退出的競爭領域。民營資本被徹底驅逐出石油業，正在退出煤炭業，至於電業、通訊以及傳媒，原本就沒讓進去。
總之，現在的中國，官家擁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結構的失衡，從古至今，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嚴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於極致。人們的不滿和憤怒在增加，無論城郷，無論何地，只要有一丁點的星火，就會馬上形成一定規模的群體性事件，防不勝防。原本中國高能耗、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就有隱患，而在金融海嘯到來時，政府盲目投入大筆資金，拉高GDP，使得通貨膨脹高企，極大地抬升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未來的危機，很可能是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重迭到來。
造成這一切，根源在於近十年來改革是停滯的。經濟高速發展，改革必須跟上，否則機件就會卡殼。但現在解決的辦法是靠拼命地澆油，人為拉高增速來應付。結果十年下來，中國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日益突出——比如壟斷國企的改革問題，市場的完善問題，城郷二元結構的問題，戶籍問題，官民結構的問題，司法改革的問題，黨政關係的問題，行政機構的改革問題，以至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也就是實行民主化的問題。
江時代，這樣的問題已經凸顯，胡時代就應該面對的。但十年過去，這些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頂多做了一點技術性的修補。有些地方，還大幅度倒退。意識形態的重建，從「三個代表」，退為空洞無物的「科學發展觀」。執政者完全喪失了話題設置能力，長時間失語。無論甚麼話題，只能用「不許說」三字經來應付，一絲道理都不講。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論上從法比黨大，退為「三個至上」（法律、黨、人民利益並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過程，律師的生存空間大幅度萎縮。連嚷嚷多年的「黨內民主」都遙遙無期，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至於敎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讓敎育變成行政化的壟斷性國家產業，使敎育和學術徹底敗壞，淪為利益集團牟利的工具。
雖然在胡時代，毛左的勢力迅速膨脹，氣焰囂張，但當政者並沒有這個本事，讓車輪倒轉，拉中國回到毛時代去。但是前進卻也非他們的本願，於是，整個調子和步驟，就是維持。所有的措施，都是臨時性的，招法都是技術性的修修補補。官話、套話、敷衍話流行；凡有舉措，不是作秀就是應付。因此，他們不肯進一步推行市場化改革，生怕作為黨產的壟斷國企吃了虧；不敢讓敎育回歸本源，因此敎育只能沿著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進司法改革，理清黨和法的關係，司法就從党的領導，變成党的書記的領導，進而變成書記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廢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場秩序就無從建立，而市場的行政干預，也就是黨的干預就無所不在。
司法不起作用，民間的正常調解就無從實現，上訪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黨政領導。造成一個世界上唯一有信訪體系的國家，行政系統的最大任務，居然是層層截訪。司法作廢再加上對媒體的管制，使得中國變成了一個民眾有冤無處訴的國家。偌大的國家，到處都是訴冤的人，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媒體，一個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識份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狀信，網路的論壇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會戻氣愈來愈重，爆炸、兇殺、虐殺、砍殺幼童等惡性事件，層出不窮。稍有名氣的知識份子，每日都被告狀訴冤的人所包圍。當然，每個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時刻準備著應付隨時可能爆發的群體性事件，身心俱疲。不僅維穩經費企高不下，維穩的人，也已經疲憊不堪，維穩的成本，事實上已經接近無法承受的臨界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人，左派還是右派，都感覺到了某種不祥。一個共同的感覺是，不變的話，可能要出大事。但怎麼變，向甚麼方向變，卻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張回到毛時代，新左熱衷國家資本主義，自由派主張依舊學美國。伴隨儒學的復興，有人附和當局以儒敎濟中共意識形態之窮的嘗試，一邊鼓吹儒敎，一邊販私掙錢。但也有人主張真的重建儒敎，以敎治國。一時間，儒敎憲政主義、道家憲政主義、法家憲政主義等等，都粉墨登場。基督敎也在壓制下悄然擴張，基督救世的主張，也在慢慢傳播。有人認為，今後的中國很可能變成一個基督敎國家。更多的人們，自然是感到失望甚至絕望。愈來愈多的社會精英，從企業家到學者再到演員甚至官員，選擇了用腳投票。移民潮一浪高過一浪，精英出逃，已經成為這個看起來正在崛起的大國的一道獨特的風景。
民間思想的活躍，精英的出逃，實際上反映的是現實動盪的刺激。這樣的現實，當局當然不會不清楚。但是，目前最高權力的執掌者，想不想有所作為不得而知，但無力作為似乎是一個事實。中共的統治，自毛以後一直沿著權威遞減的路徑行進，江之後真正意義上的權威已然不復存在。缺乏權威的領導人，駕馭各方勢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權力碎片化的現象日益嚴重，中共體系無論條還是塊，都出現了各行其是的現象。在各方競爭和博弈面前，最高領導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攤和維持。這樣的一種「軟弱渙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黨內的競爭和內鬥。原本，極權狀態下的團結，就是權威高壓的產物，一旦權威不存在了，頭些年還心有餘悸，到了後來，渙散的速度會很快。為了「博出位」，不按規矩出牌的現象會愈來愈多。黨內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躍。既有主張黨內民主的，又有主張憲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義的，當然，主張回到毛時代的議論也甚囂塵上。各派之爭，既是爭權位，也是在找出路。雖然說，中共早已進入了非意識形態的時代，多數人對所主張的主義，未必真心信仰，但把主義作為工具，人們還是有某種的執著。
顯然，對於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種既能維持中共傳統，又能穩住局面，同時又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路徑，是最合適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很時髦的「重慶模式」，按道理應該很對當局的脾胃。雖然「重慶模式」的主導者未必是毛時代的信仰者，煞費苦心弄出這樣一個「模式」，無非是為了在日後權位競爭中占個好位置，但這樣的一個模式，在打黑話語下的員警統治，嚴格的媒體管控加上行政內部高壓，紅色意識形態的皮毛加上一點民粹主義，整齊劃一的城市管理加上一點兒民生建設，經濟政策上則是市場經濟加上國家資本主義，的確是一種威權統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經濟上這種模式可以維持下去，民眾可以適應這種圈養的生活，就可以實現在不做體制大幅度調整條件下的中共江山永固。不用說，這樣的一幅圖景，對體系內的任何一個人，都有莫大的誘惑力。但是，這樣的模式走到極致，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當年的納粹德國可以獲得短時間的成功，因為他們擁有一批狂熱的信徒，而且可以藉此俘獲多數德國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當日的意識形態魅力以及操縱民眾的能力，龐大的組織網絡雖然還在，但組織中的人已經沒有了信仰。宣稱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對自己這一套也沒有了起碼的虔誠。改革三十多年，中共已經親手締造了一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一個拜金主義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任何一點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主義，哪怕是邪惡的理想主義，都沒有生存的餘地。也就是說，這樣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壓力，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三十多年，原來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為各種利益集團的鉅子，見識了國際化的市場，飽嘗了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巨大好處，聚斂了從前連想都不敢想的巨額財富。原來的特權，在市場面前，已經淪為土財主的享受。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的最大獲益者是權貴集團和他們的家族。因此，對於他們而言，中國不可能不開放，尤其是不能不對美國開放。可以說，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一個統治集團能像今天這樣，對美國有如此強烈的依賴。表面上對美國的敵視，無非是安撫國內愛黨憤青的一種表演，一種基於美國人權攻擊的一種不得已的反應。他們當然不樂意中國實行美國的制度，但卻死也不會放棄跟美國走的好處。在保持開放的前提下，統治者就不能不顧及世界的反應，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反應。
當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經進入第四波，連一向保守的伊斯蘭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獨裁專制的空間，愈來愈小，世界當然更不可能允許中國滑向極權主義。反過來，今日的中國，已經不能離開世界而獨存。回到昔日孤立封閉的環境，權貴家族首先就不會肯，當然，民眾也不肯，城市的中產更不肯。事實上，如果「重慶模式」算是一種未來的選擇的話，一個政權沒有與世界為敵的決心，是無法按下選擇的按鈕的。
「重慶模式」此路不通，但變化卻是一定會有的。因為繼續維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歷朝歷代，除了外族入侵外，政府的崩潰，都不是敵手力量超過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騷亂，人心的普遍不穩，動搖了統治機器的信心。經過多年的極權統治，中國的社會力量還很薄弱，連所謂「異議份子」都不成氣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統治集團就不會崩潰，儘管在這種情況下的崩潰，是一種玉石俱焚的亂局。雖然說當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對者，都不樂意見到這樣的亂局，但事態的發展，卻並不一定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
胡溫時代已經行將結束，未來的接班人，不管他們樂意與否，都得面對一個亂攤子，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面。如果說，百年前滿清統治者改革的壓力，還主要來自外部，那麼現在統治者的壓力，則主要來自內部。不僅來自民眾的不滿需要應付，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分配壓力，同樣是難解之局。在權威尚在的時代，權力的分配與交接，只要老權威一句話就可以一錘定音。但是，現在權威的失落，已曆兩代，誰上誰下，靠內部協商，愈來愈困難。改革三十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團的格局已經大體形成，黨內有派，不再是一個秘密。愈往後走，權力分配就愈難協調。如果最高端的權貴大體能團結一致，權力核心圈也勢必要擴大，不再是十幾個人之間的協商。這樣的話，未來的中共統治，將是寡頭權貴式的，用中共的話語講，就是擴大了的集體領導。這樣的可能性，至少從表面上看，出現的概率非常高。
不過，如果僅僅把最高決策權力擴展到幾十個權貴家族，想要藉此穩定政局，還是有很大的難度。首先，中國自實行科舉制以來，權貴世襲已經成為過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說，世襲政治不是中國近一千多年的傳統。在中國搞世襲政治，首先面臨文化上的反彈。文化上的反制力量，會極大地壓縮統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礎。其次，這樣的權貴集團統治，前提是集團內部的團結。雖然說，從理論上講，他們的團結是權貴寡頭共同利益所在，誰都明白這一點；但是，權貴就是權貴，遑論他們的父輩早就在政治鬥爭中鬥得你死我活，就是現在，何嘗不是互相廝殺，爾虞我詐。在歷史上，從來統治集團的團結都對他們整體有利，但他們卻從來沒有團結過，現在也很難例外。團結難以維持，平衡就會打破。凡是在競爭中自感失敗的人，很難說不會打破規矩和默契，從集團週邊爭取奧援，從而反敗為勝。
所以，決策圈繼續擴大，由權貴寡頭轉為權貴民主，也不是沒有可能。而現在一直在喊的「黨內民主」，則給這種權貴民主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平臺。用中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可能從常委的集體領導，變成政治局的集體領導，再變為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到了這個地步，黨內的選舉就不可避免了。權位如果不能通過權威來認證，那就只能通過協商認證；協商不成，就只能通過程式認證了。而選舉這種程式，走遍天下，人們都會認可的。
只是，這樣的有限制的黨內選舉，僅僅是一種擴大了的權貴政治，似乎也並不必然會順理成章地轉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從中共黨內落到地上，關鍵要看社會力量所施加的壓力，還要看這樣的黨內民主在社會治理上的效力。具體地說，要看幾項重大而且關係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見起色：第一，社會保障體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運作；第二，醫療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敎育改革能否啟動，而且初見成效；第四，也是非常關鍵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進，讓司法起死回生，起到應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經驗，在官僚體制銹蝕而且腐敗的情況下，單靠單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無法進行哪怕很輕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變質，不變成官員斂財的工具，唯一的辦法是實現開放式的改革，把社會力量引進來。這樣的話，勢必要開放報禁，推行地方自治，打開大門，讓中產階級進來參與改革。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員的腐敗，改善執政黨在人們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來，人們對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及社會力量的成長評價不高。但是，最近幾年，情況似乎有了變化。網路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它社交網路工具的發展，打破了原有社會力量成長的窠臼。社會暗潮湧動，各種勢力抬頭。不僅學院知識份子、律師、藝術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職業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躍，原來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娛樂界人士也紛紛加入對時政的批評。各種身兼房奴、車奴和孩奴的白領，比起從前，有了更多的議政積極性。從前娛樂至死的網路，忽然之間就變了模樣。
依賴微博，社會中各種各樣的反抗，愈來愈多，有愈來愈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戰執政者的權威。愈來愈多的人敢於去質問當權者，敢於衝破各種禁忌。各地對人大代表獨立候選人的打壓，不僅沒有讓人們退縮，反而有愈來愈多的人站出來競選。手機上網普及，人人手裡都有了攝像機；由於微博的存在，公民記者開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熱議的話題，很快就會成為平面媒體關注的對象。原來的輿論管制，開始失效。2011年7月溫州動車事件發生後，一向聽話的媒體公然抗命，在總理主持的記者招待會上，現場記者居然會大聲抗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和它們的官員，感覺到了莫名的壓力。由於網路化或者微博化的生存，已經成為幾億人的一種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難用關網或者封掉的方式處理。一直嚷嚷加強管制，卻也沒找到合適的方式。通過微博這個後門，中國的社會力量似乎已經出現了，以一種難以捉摸的方式，讓人感覺到了它的存在。以至於今後中共的改革，自己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基於以上判斷，筆者對今後中國的變化，保持審慎的樂觀。不可否認，這樣的變化，具有很大的風險。多年的革命敎育，積累了太多的社會戾氣，以及太多非理性的思維和情緒；暴民之多，比起其它國家，也算是一種特色。中共黨內，頑固的保守勢力還有相當力量，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定勢，依然支配著相當多的老幹部。黨內撈一把就撤到國外的人們，並不希望中國變好，反而力圖盡力把水攪渾。當然，更大的變革阻力，恐怕跟歷史有關。畢竟中共的歷史包袱太重，一旦開放報禁，他們會擔心輿論的開放，最終會揪歷史舊賬，而徹底瓦解中共的執政合法性，造成現在統治集團的崩解。這樣的擔憂，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但是，如果因為這種擔心就死拖著不改革，像張木生說的那樣，等於是拿著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恐怕結果更糟，下場更慘。反之，如果及時補救，用現在果斷的改革為中共掙分，未來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國民黨那樣暫時下野，也有可能重新執政。有了選票的支撐，執政就名正言順了。
像國民黨那樣轉型，無疑是中共最樂觀的前景。通向這前景的變數非常多，風險也極大。這個風險，不僅是中共的，更是這個國家的。其間，寡頭政治、擴大的寡頭政治、黨內民主都是一種可能的選項。只是這樣的選項，都是事實上的不穩態，必須得繼續變下去。只要中共沒有被長著花崗岩腦袋的人所綁架，變化的概率看來還是比不變的概率大。歷史告訴我們，只要變化開始，向甚麼方向走，很多時候並不以當局的意志為轉移，到底變成甚麼樣子，誰也說不準。
有人總結了清末的歷史敎訓，說統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選擇，是寧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實，清末改革過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黨人的造反是一個恒量。但革命有了機會，不是因為改革，而是因為改革走上了歧途，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大肆收攬權力，排斥漢人，結果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地方士紳，才給了革命成功的機會。這樣的改革，實際上是倒退。當年的革命黨，最擔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機會，要比革命大得多。歷史告訴我們，作為統治者，等死的下場是最慘的。很多王朝的所謂「中興」，其實就是改革換來的，不改革的話，早就提前滅亡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傳統威權的統治者，最明智的要數國民黨，只有它實現了從威權政黨向現代政黨的轉型，使一個百年老黨，走向了新生。
吸取歷史的敎訓，前提是歷史必須是接近真實的，如果總是拿自己當政治課給人灌輸的歷史來當真事，只能自己矇騙自己。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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