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第129期
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在不停地問自己,也不停地在尋找答案。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要拉中國進入西方的世界體系,但中國人對此卻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中體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後的全盤西化,西方的拉扯,產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二十世紀,作為牽引者的西方,自己發生了分裂。在現代化的問題上,似乎出現了好些岔路。德國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後來的蘇俄道路,都是足以誘惑中國人的終南快捷方式。作為選項,日本的軍國民主義、蘇俄的社會主義,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義,都曾經被國人考慮過,其中前兩項還進行過大規模的試驗。蘇俄的社會主義,到1956年中共才鬆口要做局部的修訂,直到改革開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強放棄。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認為中國要走向美國模式。中國人自稱「摸著石頭過河」,但實際上卻一直在比照著紐約搞現代化建設。於是乎,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的結果是,無論哪個中國城市,看上去都像紐約。像紐約的中國,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卻讓世界放心。1989年的事,讓世界嚇了一跳,好在時間不長,中國似乎加快了邁向紐約的步伐。在江澤民時代,又傳出革命黨要轉型為建設党,資本家可以入黨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長,到了胡溫時代,中國頭緒紛紜,毛的陰影重現。GDP瘋狂增長,軍事力量抬頭,伴隨紅旗獵獵,紅歌陣陣,西方開始迷惑了:這個神秘的中國,到底要去哪兒?
中國要向哪兒去呢?其實現任的總書記也不知道,宣稱要「五不搞」的人大委員長也不知道。有人說,他們要去朝鮮,但他們其實只是想維持現狀。可是,現狀卻一團糟,弱勢群體不滿意,中產階層不滿意,連既得利益集團也不滿意。具體地說,老闆不滿意,職工不滿意,國企幹部不滿意,員工不滿意,官員不滿意,知識份子不滿意,城鎮居民不滿意。只有留在農村種地的老弱農民有點兒滿意,出來打工的都不滿意。
這些年,中國經濟一直在增長,說起來,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見高樓在起,馬路在修,鐵路在延伸,而且還有了高鐵,天上的飛機也愈來愈多。中國人的衣食住行,都在變化。有錢人愈來愈多,自己買房子的人多了,旅遊的人多了,出國的人,無論旅遊還是留學也愈來愈多。但與此同時,人們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農藥多了,空氣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種損害人們健康的食品添加劑變著花樣被發明出來。原來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縮,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錢。開車出行,公路收費有增無減;坐飛機則總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產成了經濟發展的龍頭,地方政府賣地獲利不菲,但強拆也引起愈來愈多的拼死抗議。高昂的房價,使得炒房成為中國獲利最多的事業,同時造就了成千上萬的房奴,吸幹了為子女買房的父母最後一滴血。社保沒有做完,醫保還遙遙無期,醫患矛盾,經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學十年擴張了不止十倍,城市裡學校的硬體改善了很多,但學校敎學的內容沒有多少改革,依舊是政治導向的標準答案式的模式。更可怕的是,整個敎育體系,從幼稚園到大學,卻把整個社會拖入了一種莫名的緊張狀態,學生和家長與學校和老師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在人們眼裡,一些老師和學校已經成了收保護費的匪幫。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於城鄉二元的結構沒有根本改變,戶籍制度改革停滯,根本無法解決目前非本地戶籍人口的住房問題,而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非本地戶籍的白領人口,規模相當龐大;加上非本地戶籍的藍領工人,以及外地攤販和其它人員也不少。正是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夠正常運轉。
由於通貨膨脹和房價飛漲,一度過得不錯的城市中產,財富大幅度縮水,但他們的稅收負擔卻連續多年增加。不管金融是否存在危機,不管企業是否倒閉,不管消費是否能提振,政府財政收入每年都以30%的增速提高。高比率的稅收加上稅收過程中傳統的「跑冒滴漏」,使得民眾和企業的稅負痛苦指數奇高。與此同時,政府的「三公開支」(公費出國、公費吃喝、公費用車)、黨活動經費(各地黨校都獲得大筆資金,大興土木)、維穩經費都在直線上升。政府和國企掌控的資源愈來愈多,在國進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過去退出的競爭領域。民營資本被徹底驅逐出石油業,正在退出煤炭業,至於電業、通訊以及傳媒,原本就沒讓進去。
總之,現在的中國,官家擁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結構的失衡,從古至今,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嚴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於極致。人們的不滿和憤怒在增加,無論城郷,無論何地,只要有一丁點的星火,就會馬上形成一定規模的群體性事件,防不勝防。原本中國高能耗、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就有隱患,而在金融海嘯到來時,政府盲目投入大筆資金,拉高GDP,使得通貨膨脹高企,極大地抬升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未來的危機,很可能是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重迭到來。
造成這一切,根源在於近十年來改革是停滯的。經濟高速發展,改革必須跟上,否則機件就會卡殼。但現在解決的辦法是靠拼命地澆油,人為拉高增速來應付。結果十年下來,中國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日益突出——比如壟斷國企的改革問題,市場的完善問題,城郷二元結構的問題,戶籍問題,官民結構的問題,司法改革的問題,黨政關係的問題,行政機構的改革問題,以至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也就是實行民主化的問題。
江時代,這樣的問題已經凸顯,胡時代就應該面對的。但十年過去,這些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頂多做了一點技術性的修補。有些地方,還大幅度倒退。意識形態的重建,從「三個代表」,退為空洞無物的「科學發展觀」。執政者完全喪失了話題設置能力,長時間失語。無論甚麼話題,只能用「不許說」三字經來應付,一絲道理都不講。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論上從法比黨大,退為「三個至上」(法律、黨、人民利益並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過程,律師的生存空間大幅度萎縮。連嚷嚷多年的「黨內民主」都遙遙無期,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至於敎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讓敎育變成行政化的壟斷性國家產業,使敎育和學術徹底敗壞,淪為利益集團牟利的工具。
雖然在胡時代,毛左的勢力迅速膨脹,氣焰囂張,但當政者並沒有這個本事,讓車輪倒轉,拉中國回到毛時代去。但是前進卻也非他們的本願,於是,整個調子和步驟,就是維持。所有的措施,都是臨時性的,招法都是技術性的修修補補。官話、套話、敷衍話流行;凡有舉措,不是作秀就是應付。因此,他們不肯進一步推行市場化改革,生怕作為黨產的壟斷國企吃了虧;不敢讓敎育回歸本源,因此敎育只能沿著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進司法改革,理清黨和法的關係,司法就從党的領導,變成党的書記的領導,進而變成書記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廢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場秩序就無從建立,而市場的行政干預,也就是黨的干預就無所不在。
司法不起作用,民間的正常調解就無從實現,上訪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黨政領導。造成一個世界上唯一有信訪體系的國家,行政系統的最大任務,居然是層層截訪。司法作廢再加上對媒體的管制,使得中國變成了一個民眾有冤無處訴的國家。偌大的國家,到處都是訴冤的人,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媒體,一個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識份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狀信,網路的論壇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會戻氣愈來愈重,爆炸、兇殺、虐殺、砍殺幼童等惡性事件,層出不窮。稍有名氣的知識份子,每日都被告狀訴冤的人所包圍。當然,每個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時刻準備著應付隨時可能爆發的群體性事件,身心俱疲。不僅維穩經費企高不下,維穩的人,也已經疲憊不堪,維穩的成本,事實上已經接近無法承受的臨界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人,左派還是右派,都感覺到了某種不祥。一個共同的感覺是,不變的話,可能要出大事。但怎麼變,向甚麼方向變,卻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張回到毛時代,新左熱衷國家資本主義,自由派主張依舊學美國。伴隨儒學的復興,有人附和當局以儒敎濟中共意識形態之窮的嘗試,一邊鼓吹儒敎,一邊販私掙錢。但也有人主張真的重建儒敎,以敎治國。一時間,儒敎憲政主義、道家憲政主義、法家憲政主義等等,都粉墨登場。基督敎也在壓制下悄然擴張,基督救世的主張,也在慢慢傳播。有人認為,今後的中國很可能變成一個基督敎國家。更多的人們,自然是感到失望甚至絕望。愈來愈多的社會精英,從企業家到學者再到演員甚至官員,選擇了用腳投票。移民潮一浪高過一浪,精英出逃,已經成為這個看起來正在崛起的大國的一道獨特的風景。
民間思想的活躍,精英的出逃,實際上反映的是現實動盪的刺激。這樣的現實,當局當然不會不清楚。但是,目前最高權力的執掌者,想不想有所作為不得而知,但無力作為似乎是一個事實。中共的統治,自毛以後一直沿著權威遞減的路徑行進,江之後真正意義上的權威已然不復存在。缺乏權威的領導人,駕馭各方勢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權力碎片化的現象日益嚴重,中共體系無論條還是塊,都出現了各行其是的現象。在各方競爭和博弈面前,最高領導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攤和維持。這樣的一種「軟弱渙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黨內的競爭和內鬥。原本,極權狀態下的團結,就是權威高壓的產物,一旦權威不存在了,頭些年還心有餘悸,到了後來,渙散的速度會很快。為了「博出位」,不按規矩出牌的現象會愈來愈多。黨內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躍。既有主張黨內民主的,又有主張憲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義的,當然,主張回到毛時代的議論也甚囂塵上。各派之爭,既是爭權位,也是在找出路。雖然說,中共早已進入了非意識形態的時代,多數人對所主張的主義,未必真心信仰,但把主義作為工具,人們還是有某種的執著。
顯然,對於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種既能維持中共傳統,又能穩住局面,同時又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路徑,是最合適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很時髦的「重慶模式」,按道理應該很對當局的脾胃。雖然「重慶模式」的主導者未必是毛時代的信仰者,煞費苦心弄出這樣一個「模式」,無非是為了在日後權位競爭中占個好位置,但這樣的一個模式,在打黑話語下的員警統治,嚴格的媒體管控加上行政內部高壓,紅色意識形態的皮毛加上一點民粹主義,整齊劃一的城市管理加上一點兒民生建設,經濟政策上則是市場經濟加上國家資本主義,的確是一種威權統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經濟上這種模式可以維持下去,民眾可以適應這種圈養的生活,就可以實現在不做體制大幅度調整條件下的中共江山永固。不用說,這樣的一幅圖景,對體系內的任何一個人,都有莫大的誘惑力。但是,這樣的模式走到極致,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當年的納粹德國可以獲得短時間的成功,因為他們擁有一批狂熱的信徒,而且可以藉此俘獲多數德國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當日的意識形態魅力以及操縱民眾的能力,龐大的組織網絡雖然還在,但組織中的人已經沒有了信仰。宣稱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對自己這一套也沒有了起碼的虔誠。改革三十多年,中共已經親手締造了一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一個拜金主義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任何一點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主義,哪怕是邪惡的理想主義,都沒有生存的餘地。也就是說,這樣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壓力,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三十多年,原來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為各種利益集團的鉅子,見識了國際化的市場,飽嘗了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巨大好處,聚斂了從前連想都不敢想的巨額財富。原來的特權,在市場面前,已經淪為土財主的享受。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的最大獲益者是權貴集團和他們的家族。因此,對於他們而言,中國不可能不開放,尤其是不能不對美國開放。可以說,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一個統治集團能像今天這樣,對美國有如此強烈的依賴。表面上對美國的敵視,無非是安撫國內愛黨憤青的一種表演,一種基於美國人權攻擊的一種不得已的反應。他們當然不樂意中國實行美國的制度,但卻死也不會放棄跟美國走的好處。在保持開放的前提下,統治者就不能不顧及世界的反應,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反應。
當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經進入第四波,連一向保守的伊斯蘭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獨裁專制的空間,愈來愈小,世界當然更不可能允許中國滑向極權主義。反過來,今日的中國,已經不能離開世界而獨存。回到昔日孤立封閉的環境,權貴家族首先就不會肯,當然,民眾也不肯,城市的中產更不肯。事實上,如果「重慶模式」算是一種未來的選擇的話,一個政權沒有與世界為敵的決心,是無法按下選擇的按鈕的。
「重慶模式」此路不通,但變化卻是一定會有的。因為繼續維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歷朝歷代,除了外族入侵外,政府的崩潰,都不是敵手力量超過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騷亂,人心的普遍不穩,動搖了統治機器的信心。經過多年的極權統治,中國的社會力量還很薄弱,連所謂「異議份子」都不成氣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統治集團就不會崩潰,儘管在這種情況下的崩潰,是一種玉石俱焚的亂局。雖然說當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對者,都不樂意見到這樣的亂局,但事態的發展,卻並不一定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
胡溫時代已經行將結束,未來的接班人,不管他們樂意與否,都得面對一個亂攤子,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面。如果說,百年前滿清統治者改革的壓力,還主要來自外部,那麼現在統治者的壓力,則主要來自內部。不僅來自民眾的不滿需要應付,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分配壓力,同樣是難解之局。在權威尚在的時代,權力的分配與交接,只要老權威一句話就可以一錘定音。但是,現在權威的失落,已曆兩代,誰上誰下,靠內部協商,愈來愈困難。改革三十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團的格局已經大體形成,黨內有派,不再是一個秘密。愈往後走,權力分配就愈難協調。如果最高端的權貴大體能團結一致,權力核心圈也勢必要擴大,不再是十幾個人之間的協商。這樣的話,未來的中共統治,將是寡頭權貴式的,用中共的話語講,就是擴大了的集體領導。這樣的可能性,至少從表面上看,出現的概率非常高。
不過,如果僅僅把最高決策權力擴展到幾十個權貴家族,想要藉此穩定政局,還是有很大的難度。首先,中國自實行科舉制以來,權貴世襲已經成為過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說,世襲政治不是中國近一千多年的傳統。在中國搞世襲政治,首先面臨文化上的反彈。文化上的反制力量,會極大地壓縮統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礎。其次,這樣的權貴集團統治,前提是集團內部的團結。雖然說,從理論上講,他們的團結是權貴寡頭共同利益所在,誰都明白這一點;但是,權貴就是權貴,遑論他們的父輩早就在政治鬥爭中鬥得你死我活,就是現在,何嘗不是互相廝殺,爾虞我詐。在歷史上,從來統治集團的團結都對他們整體有利,但他們卻從來沒有團結過,現在也很難例外。團結難以維持,平衡就會打破。凡是在競爭中自感失敗的人,很難說不會打破規矩和默契,從集團週邊爭取奧援,從而反敗為勝。
所以,決策圈繼續擴大,由權貴寡頭轉為權貴民主,也不是沒有可能。而現在一直在喊的「黨內民主」,則給這種權貴民主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平臺。用中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可能從常委的集體領導,變成政治局的集體領導,再變為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到了這個地步,黨內的選舉就不可避免了。權位如果不能通過權威來認證,那就只能通過協商認證;協商不成,就只能通過程式認證了。而選舉這種程式,走遍天下,人們都會認可的。
只是,這樣的有限制的黨內選舉,僅僅是一種擴大了的權貴政治,似乎也並不必然會順理成章地轉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從中共黨內落到地上,關鍵要看社會力量所施加的壓力,還要看這樣的黨內民主在社會治理上的效力。具體地說,要看幾項重大而且關係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見起色:第一,社會保障體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運作;第二,醫療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敎育改革能否啟動,而且初見成效;第四,也是非常關鍵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進,讓司法起死回生,起到應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經驗,在官僚體制銹蝕而且腐敗的情況下,單靠單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無法進行哪怕很輕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變質,不變成官員斂財的工具,唯一的辦法是實現開放式的改革,把社會力量引進來。這樣的話,勢必要開放報禁,推行地方自治,打開大門,讓中產階級進來參與改革。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員的腐敗,改善執政黨在人們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來,人們對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及社會力量的成長評價不高。但是,最近幾年,情況似乎有了變化。網路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它社交網路工具的發展,打破了原有社會力量成長的窠臼。社會暗潮湧動,各種勢力抬頭。不僅學院知識份子、律師、藝術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職業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躍,原來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娛樂界人士也紛紛加入對時政的批評。各種身兼房奴、車奴和孩奴的白領,比起從前,有了更多的議政積極性。從前娛樂至死的網路,忽然之間就變了模樣。
依賴微博,社會中各種各樣的反抗,愈來愈多,有愈來愈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戰執政者的權威。愈來愈多的人敢於去質問當權者,敢於衝破各種禁忌。各地對人大代表獨立候選人的打壓,不僅沒有讓人們退縮,反而有愈來愈多的人站出來競選。手機上網普及,人人手裡都有了攝像機;由於微博的存在,公民記者開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熱議的話題,很快就會成為平面媒體關注的對象。原來的輿論管制,開始失效。2011年7月溫州動車事件發生後,一向聽話的媒體公然抗命,在總理主持的記者招待會上,現場記者居然會大聲抗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和它們的官員,感覺到了莫名的壓力。由於網路化或者微博化的生存,已經成為幾億人的一種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難用關網或者封掉的方式處理。一直嚷嚷加強管制,卻也沒找到合適的方式。通過微博這個後門,中國的社會力量似乎已經出現了,以一種難以捉摸的方式,讓人感覺到了它的存在。以至於今後中共的改革,自己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基於以上判斷,筆者對今後中國的變化,保持審慎的樂觀。不可否認,這樣的變化,具有很大的風險。多年的革命敎育,積累了太多的社會戾氣,以及太多非理性的思維和情緒;暴民之多,比起其它國家,也算是一種特色。中共黨內,頑固的保守勢力還有相當力量,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定勢,依然支配著相當多的老幹部。黨內撈一把就撤到國外的人們,並不希望中國變好,反而力圖盡力把水攪渾。當然,更大的變革阻力,恐怕跟歷史有關。畢竟中共的歷史包袱太重,一旦開放報禁,他們會擔心輿論的開放,最終會揪歷史舊賬,而徹底瓦解中共的執政合法性,造成現在統治集團的崩解。這樣的擔憂,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但是,如果因為這種擔心就死拖著不改革,像張木生說的那樣,等於是拿著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恐怕結果更糟,下場更慘。反之,如果及時補救,用現在果斷的改革為中共掙分,未來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國民黨那樣暫時下野,也有可能重新執政。有了選票的支撐,執政就名正言順了。
像國民黨那樣轉型,無疑是中共最樂觀的前景。通向這前景的變數非常多,風險也極大。這個風險,不僅是中共的,更是這個國家的。其間,寡頭政治、擴大的寡頭政治、黨內民主都是一種可能的選項。只是這樣的選項,都是事實上的不穩態,必須得繼續變下去。只要中共沒有被長著花崗岩腦袋的人所綁架,變化的概率看來還是比不變的概率大。歷史告訴我們,只要變化開始,向甚麼方向走,很多時候並不以當局的意志為轉移,到底變成甚麼樣子,誰也說不準。
有人總結了清末的歷史敎訓,說統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選擇,是寧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實,清末改革過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黨人的造反是一個恒量。但革命有了機會,不是因為改革,而是因為改革走上了歧途,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大肆收攬權力,排斥漢人,結果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地方士紳,才給了革命成功的機會。這樣的改革,實際上是倒退。當年的革命黨,最擔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機會,要比革命大得多。歷史告訴我們,作為統治者,等死的下場是最慘的。很多王朝的所謂「中興」,其實就是改革換來的,不改革的話,早就提前滅亡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傳統威權的統治者,最明智的要數國民黨,只有它實現了從威權政黨向現代政黨的轉型,使一個百年老黨,走向了新生。
吸取歷史的敎訓,前提是歷史必須是接近真實的,如果總是拿自己當政治課給人灌輸的歷史來當真事,只能自己矇騙自己。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認為中國要走向美國模式。中國人自稱「摸著石頭過河」,但實際上卻一直在比照著紐約搞現代化建設。於是乎,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的結果是,無論哪個中國城市,看上去都像紐約。像紐約的中國,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卻讓世界放心。1989年的事,讓世界嚇了一跳,好在時間不長,中國似乎加快了邁向紐約的步伐。在江澤民時代,又傳出革命黨要轉型為建設党,資本家可以入黨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長,到了胡溫時代,中國頭緒紛紜,毛的陰影重現。GDP瘋狂增長,軍事力量抬頭,伴隨紅旗獵獵,紅歌陣陣,西方開始迷惑了:這個神秘的中國,到底要去哪兒?
中國要向哪兒去呢?其實現任的總書記也不知道,宣稱要「五不搞」的人大委員長也不知道。有人說,他們要去朝鮮,但他們其實只是想維持現狀。可是,現狀卻一團糟,弱勢群體不滿意,中產階層不滿意,連既得利益集團也不滿意。具體地說,老闆不滿意,職工不滿意,國企幹部不滿意,員工不滿意,官員不滿意,知識份子不滿意,城鎮居民不滿意。只有留在農村種地的老弱農民有點兒滿意,出來打工的都不滿意。
這些年,中國經濟一直在增長,說起來,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見高樓在起,馬路在修,鐵路在延伸,而且還有了高鐵,天上的飛機也愈來愈多。中國人的衣食住行,都在變化。有錢人愈來愈多,自己買房子的人多了,旅遊的人多了,出國的人,無論旅遊還是留學也愈來愈多。但與此同時,人們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農藥多了,空氣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種損害人們健康的食品添加劑變著花樣被發明出來。原來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縮,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錢。開車出行,公路收費有增無減;坐飛機則總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產成了經濟發展的龍頭,地方政府賣地獲利不菲,但強拆也引起愈來愈多的拼死抗議。高昂的房價,使得炒房成為中國獲利最多的事業,同時造就了成千上萬的房奴,吸幹了為子女買房的父母最後一滴血。社保沒有做完,醫保還遙遙無期,醫患矛盾,經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學十年擴張了不止十倍,城市裡學校的硬體改善了很多,但學校敎學的內容沒有多少改革,依舊是政治導向的標準答案式的模式。更可怕的是,整個敎育體系,從幼稚園到大學,卻把整個社會拖入了一種莫名的緊張狀態,學生和家長與學校和老師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在人們眼裡,一些老師和學校已經成了收保護費的匪幫。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於城鄉二元的結構沒有根本改變,戶籍制度改革停滯,根本無法解決目前非本地戶籍人口的住房問題,而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非本地戶籍的白領人口,規模相當龐大;加上非本地戶籍的藍領工人,以及外地攤販和其它人員也不少。正是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夠正常運轉。
由於通貨膨脹和房價飛漲,一度過得不錯的城市中產,財富大幅度縮水,但他們的稅收負擔卻連續多年增加。不管金融是否存在危機,不管企業是否倒閉,不管消費是否能提振,政府財政收入每年都以30%的增速提高。高比率的稅收加上稅收過程中傳統的「跑冒滴漏」,使得民眾和企業的稅負痛苦指數奇高。與此同時,政府的「三公開支」(公費出國、公費吃喝、公費用車)、黨活動經費(各地黨校都獲得大筆資金,大興土木)、維穩經費都在直線上升。政府和國企掌控的資源愈來愈多,在國進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過去退出的競爭領域。民營資本被徹底驅逐出石油業,正在退出煤炭業,至於電業、通訊以及傳媒,原本就沒讓進去。
總之,現在的中國,官家擁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結構的失衡,從古至今,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嚴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於極致。人們的不滿和憤怒在增加,無論城郷,無論何地,只要有一丁點的星火,就會馬上形成一定規模的群體性事件,防不勝防。原本中國高能耗、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就有隱患,而在金融海嘯到來時,政府盲目投入大筆資金,拉高GDP,使得通貨膨脹高企,極大地抬升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未來的危機,很可能是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重迭到來。
造成這一切,根源在於近十年來改革是停滯的。經濟高速發展,改革必須跟上,否則機件就會卡殼。但現在解決的辦法是靠拼命地澆油,人為拉高增速來應付。結果十年下來,中國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日益突出——比如壟斷國企的改革問題,市場的完善問題,城郷二元結構的問題,戶籍問題,官民結構的問題,司法改革的問題,黨政關係的問題,行政機構的改革問題,以至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也就是實行民主化的問題。
江時代,這樣的問題已經凸顯,胡時代就應該面對的。但十年過去,這些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頂多做了一點技術性的修補。有些地方,還大幅度倒退。意識形態的重建,從「三個代表」,退為空洞無物的「科學發展觀」。執政者完全喪失了話題設置能力,長時間失語。無論甚麼話題,只能用「不許說」三字經來應付,一絲道理都不講。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論上從法比黨大,退為「三個至上」(法律、黨、人民利益並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過程,律師的生存空間大幅度萎縮。連嚷嚷多年的「黨內民主」都遙遙無期,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至於敎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讓敎育變成行政化的壟斷性國家產業,使敎育和學術徹底敗壞,淪為利益集團牟利的工具。
雖然在胡時代,毛左的勢力迅速膨脹,氣焰囂張,但當政者並沒有這個本事,讓車輪倒轉,拉中國回到毛時代去。但是前進卻也非他們的本願,於是,整個調子和步驟,就是維持。所有的措施,都是臨時性的,招法都是技術性的修修補補。官話、套話、敷衍話流行;凡有舉措,不是作秀就是應付。因此,他們不肯進一步推行市場化改革,生怕作為黨產的壟斷國企吃了虧;不敢讓敎育回歸本源,因此敎育只能沿著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進司法改革,理清黨和法的關係,司法就從党的領導,變成党的書記的領導,進而變成書記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廢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場秩序就無從建立,而市場的行政干預,也就是黨的干預就無所不在。
司法不起作用,民間的正常調解就無從實現,上訪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黨政領導。造成一個世界上唯一有信訪體系的國家,行政系統的最大任務,居然是層層截訪。司法作廢再加上對媒體的管制,使得中國變成了一個民眾有冤無處訴的國家。偌大的國家,到處都是訴冤的人,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媒體,一個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識份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狀信,網路的論壇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會戻氣愈來愈重,爆炸、兇殺、虐殺、砍殺幼童等惡性事件,層出不窮。稍有名氣的知識份子,每日都被告狀訴冤的人所包圍。當然,每個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時刻準備著應付隨時可能爆發的群體性事件,身心俱疲。不僅維穩經費企高不下,維穩的人,也已經疲憊不堪,維穩的成本,事實上已經接近無法承受的臨界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人,左派還是右派,都感覺到了某種不祥。一個共同的感覺是,不變的話,可能要出大事。但怎麼變,向甚麼方向變,卻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張回到毛時代,新左熱衷國家資本主義,自由派主張依舊學美國。伴隨儒學的復興,有人附和當局以儒敎濟中共意識形態之窮的嘗試,一邊鼓吹儒敎,一邊販私掙錢。但也有人主張真的重建儒敎,以敎治國。一時間,儒敎憲政主義、道家憲政主義、法家憲政主義等等,都粉墨登場。基督敎也在壓制下悄然擴張,基督救世的主張,也在慢慢傳播。有人認為,今後的中國很可能變成一個基督敎國家。更多的人們,自然是感到失望甚至絕望。愈來愈多的社會精英,從企業家到學者再到演員甚至官員,選擇了用腳投票。移民潮一浪高過一浪,精英出逃,已經成為這個看起來正在崛起的大國的一道獨特的風景。
民間思想的活躍,精英的出逃,實際上反映的是現實動盪的刺激。這樣的現實,當局當然不會不清楚。但是,目前最高權力的執掌者,想不想有所作為不得而知,但無力作為似乎是一個事實。中共的統治,自毛以後一直沿著權威遞減的路徑行進,江之後真正意義上的權威已然不復存在。缺乏權威的領導人,駕馭各方勢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權力碎片化的現象日益嚴重,中共體系無論條還是塊,都出現了各行其是的現象。在各方競爭和博弈面前,最高領導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攤和維持。這樣的一種「軟弱渙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黨內的競爭和內鬥。原本,極權狀態下的團結,就是權威高壓的產物,一旦權威不存在了,頭些年還心有餘悸,到了後來,渙散的速度會很快。為了「博出位」,不按規矩出牌的現象會愈來愈多。黨內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躍。既有主張黨內民主的,又有主張憲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義的,當然,主張回到毛時代的議論也甚囂塵上。各派之爭,既是爭權位,也是在找出路。雖然說,中共早已進入了非意識形態的時代,多數人對所主張的主義,未必真心信仰,但把主義作為工具,人們還是有某種的執著。
顯然,對於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種既能維持中共傳統,又能穩住局面,同時又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路徑,是最合適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很時髦的「重慶模式」,按道理應該很對當局的脾胃。雖然「重慶模式」的主導者未必是毛時代的信仰者,煞費苦心弄出這樣一個「模式」,無非是為了在日後權位競爭中占個好位置,但這樣的一個模式,在打黑話語下的員警統治,嚴格的媒體管控加上行政內部高壓,紅色意識形態的皮毛加上一點民粹主義,整齊劃一的城市管理加上一點兒民生建設,經濟政策上則是市場經濟加上國家資本主義,的確是一種威權統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經濟上這種模式可以維持下去,民眾可以適應這種圈養的生活,就可以實現在不做體制大幅度調整條件下的中共江山永固。不用說,這樣的一幅圖景,對體系內的任何一個人,都有莫大的誘惑力。但是,這樣的模式走到極致,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當年的納粹德國可以獲得短時間的成功,因為他們擁有一批狂熱的信徒,而且可以藉此俘獲多數德國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當日的意識形態魅力以及操縱民眾的能力,龐大的組織網絡雖然還在,但組織中的人已經沒有了信仰。宣稱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對自己這一套也沒有了起碼的虔誠。改革三十多年,中共已經親手締造了一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一個拜金主義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任何一點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主義,哪怕是邪惡的理想主義,都沒有生存的餘地。也就是說,這樣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壓力,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三十多年,原來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為各種利益集團的鉅子,見識了國際化的市場,飽嘗了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巨大好處,聚斂了從前連想都不敢想的巨額財富。原來的特權,在市場面前,已經淪為土財主的享受。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的最大獲益者是權貴集團和他們的家族。因此,對於他們而言,中國不可能不開放,尤其是不能不對美國開放。可以說,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一個統治集團能像今天這樣,對美國有如此強烈的依賴。表面上對美國的敵視,無非是安撫國內愛黨憤青的一種表演,一種基於美國人權攻擊的一種不得已的反應。他們當然不樂意中國實行美國的制度,但卻死也不會放棄跟美國走的好處。在保持開放的前提下,統治者就不能不顧及世界的反應,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反應。
當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經進入第四波,連一向保守的伊斯蘭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獨裁專制的空間,愈來愈小,世界當然更不可能允許中國滑向極權主義。反過來,今日的中國,已經不能離開世界而獨存。回到昔日孤立封閉的環境,權貴家族首先就不會肯,當然,民眾也不肯,城市的中產更不肯。事實上,如果「重慶模式」算是一種未來的選擇的話,一個政權沒有與世界為敵的決心,是無法按下選擇的按鈕的。
「重慶模式」此路不通,但變化卻是一定會有的。因為繼續維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歷朝歷代,除了外族入侵外,政府的崩潰,都不是敵手力量超過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騷亂,人心的普遍不穩,動搖了統治機器的信心。經過多年的極權統治,中國的社會力量還很薄弱,連所謂「異議份子」都不成氣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統治集團就不會崩潰,儘管在這種情況下的崩潰,是一種玉石俱焚的亂局。雖然說當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對者,都不樂意見到這樣的亂局,但事態的發展,卻並不一定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
胡溫時代已經行將結束,未來的接班人,不管他們樂意與否,都得面對一個亂攤子,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面。如果說,百年前滿清統治者改革的壓力,還主要來自外部,那麼現在統治者的壓力,則主要來自內部。不僅來自民眾的不滿需要應付,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分配壓力,同樣是難解之局。在權威尚在的時代,權力的分配與交接,只要老權威一句話就可以一錘定音。但是,現在權威的失落,已曆兩代,誰上誰下,靠內部協商,愈來愈困難。改革三十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團的格局已經大體形成,黨內有派,不再是一個秘密。愈往後走,權力分配就愈難協調。如果最高端的權貴大體能團結一致,權力核心圈也勢必要擴大,不再是十幾個人之間的協商。這樣的話,未來的中共統治,將是寡頭權貴式的,用中共的話語講,就是擴大了的集體領導。這樣的可能性,至少從表面上看,出現的概率非常高。
不過,如果僅僅把最高決策權力擴展到幾十個權貴家族,想要藉此穩定政局,還是有很大的難度。首先,中國自實行科舉制以來,權貴世襲已經成為過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說,世襲政治不是中國近一千多年的傳統。在中國搞世襲政治,首先面臨文化上的反彈。文化上的反制力量,會極大地壓縮統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礎。其次,這樣的權貴集團統治,前提是集團內部的團結。雖然說,從理論上講,他們的團結是權貴寡頭共同利益所在,誰都明白這一點;但是,權貴就是權貴,遑論他們的父輩早就在政治鬥爭中鬥得你死我活,就是現在,何嘗不是互相廝殺,爾虞我詐。在歷史上,從來統治集團的團結都對他們整體有利,但他們卻從來沒有團結過,現在也很難例外。團結難以維持,平衡就會打破。凡是在競爭中自感失敗的人,很難說不會打破規矩和默契,從集團週邊爭取奧援,從而反敗為勝。
所以,決策圈繼續擴大,由權貴寡頭轉為權貴民主,也不是沒有可能。而現在一直在喊的「黨內民主」,則給這種權貴民主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平臺。用中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可能從常委的集體領導,變成政治局的集體領導,再變為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到了這個地步,黨內的選舉就不可避免了。權位如果不能通過權威來認證,那就只能通過協商認證;協商不成,就只能通過程式認證了。而選舉這種程式,走遍天下,人們都會認可的。
只是,這樣的有限制的黨內選舉,僅僅是一種擴大了的權貴政治,似乎也並不必然會順理成章地轉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從中共黨內落到地上,關鍵要看社會力量所施加的壓力,還要看這樣的黨內民主在社會治理上的效力。具體地說,要看幾項重大而且關係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見起色:第一,社會保障體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運作;第二,醫療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敎育改革能否啟動,而且初見成效;第四,也是非常關鍵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進,讓司法起死回生,起到應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經驗,在官僚體制銹蝕而且腐敗的情況下,單靠單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無法進行哪怕很輕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變質,不變成官員斂財的工具,唯一的辦法是實現開放式的改革,把社會力量引進來。這樣的話,勢必要開放報禁,推行地方自治,打開大門,讓中產階級進來參與改革。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員的腐敗,改善執政黨在人們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來,人們對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及社會力量的成長評價不高。但是,最近幾年,情況似乎有了變化。網路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它社交網路工具的發展,打破了原有社會力量成長的窠臼。社會暗潮湧動,各種勢力抬頭。不僅學院知識份子、律師、藝術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職業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躍,原來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娛樂界人士也紛紛加入對時政的批評。各種身兼房奴、車奴和孩奴的白領,比起從前,有了更多的議政積極性。從前娛樂至死的網路,忽然之間就變了模樣。
依賴微博,社會中各種各樣的反抗,愈來愈多,有愈來愈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戰執政者的權威。愈來愈多的人敢於去質問當權者,敢於衝破各種禁忌。各地對人大代表獨立候選人的打壓,不僅沒有讓人們退縮,反而有愈來愈多的人站出來競選。手機上網普及,人人手裡都有了攝像機;由於微博的存在,公民記者開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熱議的話題,很快就會成為平面媒體關注的對象。原來的輿論管制,開始失效。2011年7月溫州動車事件發生後,一向聽話的媒體公然抗命,在總理主持的記者招待會上,現場記者居然會大聲抗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和它們的官員,感覺到了莫名的壓力。由於網路化或者微博化的生存,已經成為幾億人的一種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難用關網或者封掉的方式處理。一直嚷嚷加強管制,卻也沒找到合適的方式。通過微博這個後門,中國的社會力量似乎已經出現了,以一種難以捉摸的方式,讓人感覺到了它的存在。以至於今後中共的改革,自己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基於以上判斷,筆者對今後中國的變化,保持審慎的樂觀。不可否認,這樣的變化,具有很大的風險。多年的革命敎育,積累了太多的社會戾氣,以及太多非理性的思維和情緒;暴民之多,比起其它國家,也算是一種特色。中共黨內,頑固的保守勢力還有相當力量,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定勢,依然支配著相當多的老幹部。黨內撈一把就撤到國外的人們,並不希望中國變好,反而力圖盡力把水攪渾。當然,更大的變革阻力,恐怕跟歷史有關。畢竟中共的歷史包袱太重,一旦開放報禁,他們會擔心輿論的開放,最終會揪歷史舊賬,而徹底瓦解中共的執政合法性,造成現在統治集團的崩解。這樣的擔憂,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但是,如果因為這種擔心就死拖著不改革,像張木生說的那樣,等於是拿著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恐怕結果更糟,下場更慘。反之,如果及時補救,用現在果斷的改革為中共掙分,未來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國民黨那樣暫時下野,也有可能重新執政。有了選票的支撐,執政就名正言順了。
像國民黨那樣轉型,無疑是中共最樂觀的前景。通向這前景的變數非常多,風險也極大。這個風險,不僅是中共的,更是這個國家的。其間,寡頭政治、擴大的寡頭政治、黨內民主都是一種可能的選項。只是這樣的選項,都是事實上的不穩態,必須得繼續變下去。只要中共沒有被長著花崗岩腦袋的人所綁架,變化的概率看來還是比不變的概率大。歷史告訴我們,只要變化開始,向甚麼方向走,很多時候並不以當局的意志為轉移,到底變成甚麼樣子,誰也說不準。
有人總結了清末的歷史敎訓,說統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選擇,是寧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實,清末改革過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黨人的造反是一個恒量。但革命有了機會,不是因為改革,而是因為改革走上了歧途,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大肆收攬權力,排斥漢人,結果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地方士紳,才給了革命成功的機會。這樣的改革,實際上是倒退。當年的革命黨,最擔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機會,要比革命大得多。歷史告訴我們,作為統治者,等死的下場是最慘的。很多王朝的所謂「中興」,其實就是改革換來的,不改革的話,早就提前滅亡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傳統威權的統治者,最明智的要數國民黨,只有它實現了從威權政黨向現代政黨的轉型,使一個百年老黨,走向了新生。
吸取歷史的敎訓,前提是歷史必須是接近真實的,如果總是拿自己當政治課給人灌輸的歷史來當真事,只能自己矇騙自己。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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