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李维莽
欧洲：由民主走向寡头统治
迈克尔赫德森
2011、12、6
了解欧州金融危机的便捷途径就是看看所提出的应对措施。这些方案是银行家的梦想，却象露底的模彩袋，民主制度下的选民没有几个会投票赞成。管理不善的冰岛银行因海外投资失利，冰岛政府准备向英国与荷兰注资买单，这带有妥胁味道的协议，被冰岛人民两次否决。银行策略家们从中学乖了，知道不能冒着风险，把他们的方案提交给民众投票。希腊人对2011年秋天欧洲央行提出的以50万亿欧出售基础设施的要求，由于没有投票表决，就只能通过示威来表达反对意见了。
希腊的问题是缺乏现金来对债务偿本付息。欧盟央行就要求其出售公共资产——土地、供水及排污系统、港口以及其它的公共资产，削减养老金以及其它的人口福利。当底层人民了解，预算方案的削减是由于富裕阶层们单单在瑞士银行里就雪藏着45万亿欧时，他们理所当然的愤怒了。普通工薪者得为偷税者以及殖民政府时期就开始免税的财富支付罚金的观点，极大地激怒了人们。支付给欧盟、欧洲央行，以及IMF此三巨头的财富，或偷或抢或还是其他什么方式到手的，都会被转嫁到人民大众头上，这在政治上并非是中性的立场。财富的不公平掠夺是不可能会得到支持。
公平民主的税收政策应当是重拾对收入以及财产的累进税制，以及加强税收征管——特别是强化对偷税行为的惩罚。从19世纪起，民主建构者们就致力于革除经济中的浪费、腐败以及不劳而获现象。而欧洲央行等三巨头却准备推行累退税制，而这通常只能通过由政府政策制定者移权给一伙非民选的“技术官僚”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把这么反民主政策的政府官员们称之为技术官僚，这带有些科学味道的称谓对金融游说者及官僚们来说显得委婉动听些，这种贴切的说法让他们觉得对幕后大佬们而言，他们还是有些可用之处的傀儡。这种紧缩节约的想法与1960年至1980年间第三世界负债国的遭遇如出一辙，在引进自由市场时，IMF声称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要求政府当局把出口创汇部门及基础设施低价出让给国债债权人，结果使不断萎缩的经济陷入对外国银行家及国内寡头政治家的债务泥沼更深.
欧元区的社会民主现在所处的就是这种境况。打着金融应急的政治保护伞，削减工资及降低生活标准、公共服务私有化、取消工会、社会保障养老计划以及医疗保险被削减。政治权力从民选政府转移到代表着大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技术官僚统治政府。
公司收购者卖空企业年金来为资产劫掠者杠杆收购提供买入融资，这就是他们接下去的基本套路。前苏联1991年实行私有化后，使公共资产转移到贪官污吏手中，而这些人与西方投资银行家相勾结一道把俄罗斯及其证卷交易所推到世界金融家怀抱之中（译注：对原作意思有所修改，原作是指推向全球金融市场）。一方面财产税削减，另一方面统一税由工薪者承担（在拉脱维亚国家累计达到了59%），由于土地及矿产权卖给外国人，工业崩溃，经济债务重重，技术工人及普通劳动者被迫移居国外寻找新工作。借着为了稳定物价以及维持自由市场的谎言，银行家们通过信用吹大了房地产泡沫。（公共资产的）租金收入被资本化为支付给银行贷款的利息。这给银行家创造了巨额利润的同时，也给拉脱维亚国家及多数的中欧国家套上了债务枷锁，至2008年时还是处于负资产。新自由主义者对急降的工资水平以及萎缩的GDP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而弹冠相庆，因为这些国家的税负对象由财产或金融转向了劳动人民。政府以纳税人的损失来喂饱银行业。
解决大的社会问题往往造成了更大的问题，这是很常见的——但这并不都全是无意之后果。金融部门优先的立场，使得欧元区危机的“解决方案”颠覆了一个世纪前大繁荣时期的目标导向，1936年凯恩斯文雅地把其喻作“食利者的安乐死”。这个思想就是驯服银行系统让其只为经济服务。实际上，金融已成为了新战争形式——表面上不带丁点儿血腥，但是与千年前的维京入侵者及欧洲的后续殖民统治者着有相同的目标：占有土地及地下资源、基础设施，以及其它的能带来收益的资产。现在的欧盟央行和IMF处心积虑的算计，与1066年征服者威兼颁布的土地志一样，都是对这些价值进行评估及资本化。
国家得压制经济、缩减社会性支出、卖掉公共财产、解散工会、降低工资水平、消减养老计划以及健康医疗，这被看作是基于于民主原则的需要，这得让欺骗选民让他们认为这是毫无办法之选择。掠夺经济的节余支付给银行家们，扰乱了欧洲人民的传统价值理念。宣称如果一个没钱赚的银行（请不要提他们是如何巧取豪夺），呆坏债以及投机拉跨破坏了支付系统，经济就会崩溃。没有合适的税收政策，监管机构就别指望把控制权移交给游说者们去挽救失去求偿权的银行系统。
银行家们所期待的就是让经济节余用于支付利息，而不是用于提高生活水平、公共支出，连新的资本投资也免谈。研发来钱太慢了，资本的生命在于短时周转。这种看上去科学的短期效应，却是在自掘坟墓。而替代的模式——通过金融管制或累进税制来干涉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告诉选民，那是通往奴役之路。
当然，别信他们那一套说词。从13世纪开始的欧洲文明，启蒙运动的经院学者以及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早就找到替代的可行方法：一个没有特权阶层的超经济剥削。摒弃不劳而获的经济体。而相反，自由主义经济者权柄在手，就让自由市场经济成为税惠的食利阶层获取超额利益、租金以及价格垄断的自由天堂。
食利者的利息被他们状扮成“财富的孳息”。商业学校之流的告知政府说，如果取消公共项目以及卖掉资产将会使经济运行得更有效率。然后再告诉私营者，把政府出售给私人的可收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抵押给银行来获取贷款和债券融资。然后提高道路及港口使用费，水及矿产及其他基本服务费用，再把这些收益以利息的方式交给银行和债券持有者手中。这就形成了资本收入
虚伪目标与实际效果之间的鸿沟，没有什么比这种欺骗更虚伪的。政府让渡的使用费，变身为免税的利息（也包括资本所得），从而丧失了国家收入，增加了预算赤字。欧盟央行表面上是为了促进物价稳定（这是的首选），实际却相反，私有化由于得支付利息以及其它金融费用（支付更高薪给管理人员），从而提高了基础设施、住房、食品支出以及商业活动的价格，所以让私人取代政府成为借贷者来获取高效，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对欧洲金融管理者而言，没有技术以及经济层面上的必要性对人民大众课以累退税制，
但这是银行的一个绝佳机会去挟持架欧盟央行的经济政策，从1960年代。收支平衡危机就已经让银行家以及货币投机者有机会染指财政政策——把税负转向劳动者，消解公共开支，他们从紧缩政策所造成的低生活标准以及削减的社会开支中谋取收益。债务危机使国内金融精英和外国银行家让其余的社会公众陷入了债务泥沼，他们利用信用创造能力（或者受益于累退税制而积累的存款）作杠杆攫取财产，而让人民大众去面对一个借债度日的国家。
这场战争并不仅攻陷了欧洲经济领域。也成了一个历史分水岭，由半个世纪前的充满生机和科技潜能的时代，转向了一个两极分化的时代，金融寡头统治取代了民主政府，让人民大众沦为血汗奴隶。
可得的财产及权力是如此巨大诱人，就必须制造个危机来清除可能反对它的正常的民主政治立法进程。政治恐慌和混乱提供了机会，让掠夺者能乘机而入。使用华丽的金融词藻和大量的经济术语，曲解经济史（对欧盟央行而言，德国的历史最合适了）来为自已的自私自利编织谎言。
被上了紧箍咒的央行
政府没必要从商业银行或其它的借贷者中筹款。自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成立，央行就印制钞票为公共开支融资。银行家们也自由地创造信用——贷款和授信给消费者以及本票贴现收取利息，现代银行从政府央行借到低年息率（美国是0.25%）储备金而高息贷出。因此，银行非常乐意看到政府央行借贷给他们创造信贷。但是当政府为开支产生的预算赤字印钞融资的时候，银行抢占这笔有利息回反的生意。
欧洲商业银行特别强硬地要求欧盟央行不能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但是私人信用借贷所造成的通涨的可能性并不会比政府赤字货币化的可能性小（仅印制所需的货币）。大多数的商业银行向房地产和股票债券提供贷款——创造信用引起了房价的上涨以及金融担保价格的上涨（如杠杆收购融资）
而主要是政府把信用贷款开支用于实体经济，即公共预算赤字用于雇佣劳动者或者购买商品和劳务。政府央行可以敲击自己的计算机键盘可以与商业银行一样产生通货，而且可以免付利息（林肯为美国内战融资也是印制绿背联邦纸币）
银行非常乐意使用他们创造信用的权力向政府的公共预算赤字融资来获取利息。那他们就有左右政府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民主决定”的动机来为自己谋利。为了巩固他们在信用创造方面的垄断权力，银行对政府开支进行了大量的诋毁，而政府的固有权力——且是惟政府才有的权力，就象日本邮政储蓄银行、俄罗斯和其它国家所做的一样为公共开支融资。银行和政府的冲突揭示了政府创造信贷比商业银行更可能造成通涨的谴责是荒谬的。
比较美国、英国和欧洲解决他们公共融资的方式就让事实变得更为明白清楚。美国财政部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随着金融风暴的升级，其最大的银行处于负资产净值，大公司面临着破产，养老金陷入拖欠的境地，但是美国经济却吸纳了大量的全球存款。很容易就得到储蓄者及其它金融机构大数额的组合借款，吸引投资和各类的金融投机。机构投资者把他们的资金流入美国财政部债券——流入的资金如此之多，使得收益率低于1%。与此相对应的是，四分之一的美国房地产负资产净值，美国和城市面临着崩溃和削减开支。
英国经济只要支付2%的利息就步履艰难。而欧洲政府现在却要支付超过7%的利息，这二者不同的原因是没有创造货币的“民主决定”。有无能印刷纸币来偿债付息的联邦储备银行或英格兰银行，是造成了英美与欧洲的不同。而没有人会奢望这英美两国会出售他们的公共土地和其它的资产来筹资付债（虽然作为一项政策选择可以这么做）。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能创造出新货币，那意味着只要政府债务是以美元计价的，他们就能从计算机键盘上创造出足够的白条支付债务，持有财政部债券的唯一风险就是美元与其他国家汇率的变动。
相应的，欧元区也有个央行，但是里斯本条约123条款禁止了欧元区央行作为央行所产生的根本功能：政府创造货币为预算赤字或到期债务融资。理由是一个银行创造信用，这将会危胁到价格稳定。而且只有政府开支会造成通涨，而不是私人信贷！将来的历史学家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项政策背后的根本原因——至少理由是站不住脚，不可信到连一个小学生都能看出其荒谬性。克林顿政府在90年代后期平衡美国政府预算，但经济泡沫却破裂了。另一方面，2008年9月以后美联储和财政部在经济中为银行系统信用信贷砸下1.3万亿美元，去年夏天8000亿多美元的量化宽松，消费和工业制成品价格却并没有上升，甚至房地产和股市价格也没有相应地提高。所以，超量货币将会促涨价格在今天并不适用。
商业银行的产品就是制造债务。这个债务杠杆促涨超价格十几倍——使得美国的房价以及缴纳养老金上涨。但是当个人收入、工商企业与税收收入用于支付债务费用而不是用于劳动雇佣或投资或商品购买，当前的经济问问题在于负债型通货紧缩。
而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只不过是20世纪德国历史一幕的荒诞再现，重现的目的好象只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来听听欧盟央行官员的信口开河：1920年代德国魏马时代的通胀是历历在目，央行向政府借款是非常危险的，这将会造成恶性通涨。但是认真审视下，就可发现这只是精神病学家们称之为先入为主的偏见——困扰病人的创伤现实中并不存在。
让我们回到1921年看看，当时的德国政府从央行借贷融资并不是因为国内的公共计划、养老和医疗支出。而是为了向一战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德国国家银行在外汇市场中注入大量德国马克收购英镑、法国法朗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这些钱最后支付给了美国的军伙贩子。这个国家的恶性通涨根源在于被迫以外汇支付争赔款。国内税负并不会推高到期债务的外汇汇率。
经过凯恩斯和其它研究人员的阐述，超过本国能力而无视该国当前货币发行量来支付外币债务这存在着结构性缺陷，这个现象在1930年代就广为人知。研究下萨洛蒙弗林克的《德国国家银行和德国经济(1931年)》、智利以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就发现由国际收支失衡而引出的一系列因果链条，即国际收支失衡—货币贬值—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及增加货币供给。
今天的芝加哥学派正统货币主义（源于大卫 李嘉图）的“自由市场鼓吹者”，不考虑外汇与国内债务之间的关系。好象货币与信用作为资产与商品绝缘。但银行存款或其他形式的信用是平衡表中的对应债务。一方的积蓄是另一方的债务——现在来自于非金融化部门的大多数存款带利贷出，这就找到了货供应与价格水平（消费价格，而不是资产价格。）之间的单纯关系，新自由货币主义者急切反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真实目的就是在于弱化政府代之以金融界的方案制定人，而无视这些国家（拉脱维亚、冰岛、爱尔兰和希腊）现在的债务负担
如果欧元崩溃，是因为政府对银行家的债务用货币清偿，而这些货币必须是借来的，而不是通过其自身的央行来发行的。不象美国和英国可以通过在计算机上敲打键盘来创造信用，使经济避免萎缩或是破产，德国宪法和里斯本条约禁止央行这么做。
目的是迫使政府向商业银行支付利息来借钱，这给银行家们掀波助澜制造危机的能力——威胁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条件，把这些经济体逐出欧元区。这很快演变为一场金融家与劳工之间的新阶级斗争。
剥夺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弱化欧洲央行的职能。
国家实体的三特征之一就是发行货币权。其次是征税权。这二项权力通过民选的代表而转移给金融部门，以此来制衡政府。
国家实体的三特征之一就是发行货币权。其次是征税权。这二项权力通过民选的代表而转移给金融部门，以此来制衡政府。
第三项特征是宣战权。现在就相当于一场战争——但是反对的是政府权力！只不过是一种金融方式的战争——与战争占有的目标是一样的：首先，土地和地下财富，这可通过获取租税的方式来控制；其次，公共基础设施使用费的方式来获取额外租金；再次，其余的公共所有的财产或事业。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从60到80年代我们看到IMF和世界银行，要求拉美独裁者、非洲军阀以及其他的寡头政治代理人实施紧缩计划。爱尔兰和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处于类似的资产实掠夺中。在这种新式的金融战争中，当公共政策制定由银行家控制和1%的上层人土操控的超政府的金融机构手中，政府被金融征服者挟持成为与国内民众作战的军事单位。
当债务不能清偿或延期，丧失抵押品回赎买权的时候，对国家而言，就得以私有化来偿付债权人。这也是财富掠夺的一种途径。私有化的目标就是以拥有更少的退休权利、医疗保险或者工作条件话语权分散个体劳工，取代公共部门工会。以前的阶级斗争重新出现在工商企业中——戴着金融的面具。伴随着经济的萎缩。债务通缩解除了劳工的反抗武器。
这也给债权人得以控制财政政策。缺乏一个被授权的泛欧议会来设定税则。财政政策制定权移向欧盟央行。，欧盟央行依据银行的要求改变20世纪以来的累进税制。美国的金融游说者们心知肚明，债权人的要求是要求政府的社会公共责任重新界定为使用费，把手头的财产交给银行去打理（在这里，是羊入虎口）。私有化掠夺的首要目标就是把税负由不动产和金融资产转移到劳工和实体经济部门。
这是饮鸩止渴的短视之见。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免税财产，而进一步的税负转变将使政府预算变得更糟而不是更为稳定。但是银行家们只重视他们的短期所获。他们以为对不动产和金融征税，是让那些向银行付息抵押的人占了便宜。
因此希腊和其它的寡头经济体被告知要削减政府公共开支（省钱不是为了向德国和法国购买武器装备）。末私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费用就以高税负的形式转嫁给劳工、工商企业以及消费者，得由他们自己来承担费用（pay their way）。
英国的首相卡梅伦宣称更撤切尔-布莱尔主义（Thatcherite-Blairite lines）的政府精减，将会给私营企业更多的劳工和资源选择。财政削减实际上只会让更多的劳工失业，至少迫使他们去寻求更低薪酬、更少劳保的工作。但是削减公共开支将会使工商企业萎缩，让财政和债务问题变得更糟，从而把经济进一步推向衰退。
如果砍掉政府开支来降低预算赤字——或对经济提税获取财政节余——那么这些余钱会退出经济实体，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开支将会减少。结果只能是失业、破产和债务违约。我们可以把冰岛和拉脱维亚国家的财政状况定作为样例来考察。他们最近的境况显示债务通缩导致移民、人均寿命缩短，出生率降低，结婚登记率降低和家庭规模缩小——这些给财富秃鹫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从中谋利，提高在金融金字塔中的地位。
今天的经济危机只事关政策措施的选择，而不是具有必然性。奥巴马总统办公室主任Rahm Emanuel一语双关：一场危机是一个绝佳的机遇，绝不能轻易放过。这符合逻辑的含义是指必须在这特殊的情形下获利。经济退缩使失业增加，助力于破坏工会以及非联合的劳工的权力，美国在压缩中央和地方预算（我们已经看到破产宣告了），特别是在养老金支付违约的氛围之下，首轮的削减也显山露水了。金融业获得高额支付——而不是用于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是用于兑现劳工合约中的退休计划所作出的承诺。
弱肉强食
金融界的主意看上去好象是个不错的经济方案。但是他比零和方案（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更糟。经济总体上将会萎缩——改变他们的模式，债权人和债务人两极分化。经济民主让路给金融寡头统治，改变了几个世纪来的历史趋势。
欧洲正准备走上这条不归路么？选民们是否意识到剥夺政府发行货币的能力是把权力送给作为垄断者的银行？有几个智者能发现这个掩藏的结果：改变经济计划和信用为的是将就银行？
即使政府准备“公众选择”，发行自己的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为经济提供生产信用以建设基础设施，但仍然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怎么处理现存的债务，而这些债务现在严重拖垮了经济。政治家支持的银行家拒绝划减有支付能力的债务。立法者们也没有为债务划减提供一个现成的法律程序——除了纽约州虚假财产转移法的规定要求：如果贷方没有事先确认借方的偿还能力，债约无效。
银行家并不想为呆坏帐负责。银行家们对贷款的使用分配没有责任，他们就摆出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姿态，而当作只是施政者的事。但是总得有些人来买单。社会大众还是银行家？
只要银行家们要解决，那就不成问题，他们是想把这个球踢给政府——并且把这个问题界定为政府“自作自受”问题。银行家们的解决方法是让政府以优质公债来换取呆坏账（现金换垃圾）——最后完全由纳税人承担。银行家们在财富上的急剧增长，现在他们想抽身脱脚走人，留下的是债务重重的实体经济。债务人无法支付的孳息现在被摊到到整个经济实体来承担——这大大增加了生活和生产成本。
怎么能把其余经济实体的萎缩为代价叫作政府部门的作茧自缚？银行家的回答是。如果政府无法支付公债，经济崩溃，而这些债务是由于劳动者的养老基金，有存款的消费者造成的。当理屈词穷的时候，银行家们承认，他们可以通过风险担保——债务抵押和风险掉期来规避风险。由于承保人大多是美国大银行，美国政府就对欧洲施压，不能债务违约来破坏美国的银行系统。那债务纠纷就成为国际政治问题。
银行家的作法是一直在灌输一种错觉，他们没必要承担由他们推高的无支付能力债务的违约后果。债权人一贯坚持债务能被完全清偿——如果政府只要能减少支出，对个人和非金融商业增税。
这样做行不同的原因是，巨额债务的偿还将会破坏现行的实体经济，让他的债务承受能力更低，这会让金融问题（呆坏账）演变成财政问题（坏的税收政策）。税负是从商的成本，类似于债务费用，这二项肯定会体现在产品价格上。当纳税人被债务和税负扼制，他们就不会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开支，所以造成市场萎缩。这会对国内企业造成更大的压力。而后造成国家生产高成本，降低国际竞争力。
这种金融方案,及相应的财税转型，会导致去工业化破坏工业实体。欧洲央行或IMF的政府间法定货币的出现造成债务，同时让财富及经济控制权保留在金融界手中。免除债务人房产税，银行才能在资不抵债的财产中得到债务收益。债务缠身的实业企业只能通过削减养老金缴纳、健康保障以及雇员工资——或者政府税收才能清偿债务。在实际情况下，”有债必偿的观念”被证明带来债务型通涨总体的经济衰退。
银行家认为应当把自然资源作为税基，他们借款得越多就越反对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观点，把税收政策和计划权利集权于银行家手中。这是他们的唱本，这是完全走向了过去数百年来自由市场经济实际的反面。经典的做法是缩小债务规模水平，对土地和自然资源征税。依据产品的实际成本（价值）控制物价。
把经济盈余让渡过银行家是过去数个世纪来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么？或者是古典经济理论的重申？或是大繁荣时期的信条？还是社会依据金融市场重塑社会以生活与生产的小成本来促进长期的增长？至少在最糟的债务国家中，欧洲选民对充当国际银行家卡特尔代理的政府的寡头专制开始觉醒。这个集团已经从政府手中取得了征税和政府预算计划和控制权。这与过去数百年来自由市场经济南辕北辙。
As first published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译注：本文尊重文本，只是稍变通几个句子的位置，而没有进行适当的润色。
from 译言-每日精品译文推荐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74341/250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