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最後一天，梅納德·凱恩斯在閉幕演說中慨嘆：“我們已經表明，44個國家聯合起來能夠以和睦與團結一致的精神共同完成一項建設任務。”此後，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逐步建立起來。遺
但後來的國際金融史卻宣告了這種樂觀主義的失敗。在《黃金、美元與權力》一書中，Francis J.Gavin遺憾地告訴我們，布雷頓森林體系作為一種高度政治化的國際多邊合作與協商體系，受到政治情勢以及經濟規律的深刻影響，幾乎從建立之日起就埋下了矛盾、紛爭與崩潰的種子。
通過梳理美國與歐洲的解密檔案材料，Francis J.Gavin將美元和黃金問題還原為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最重要事務。他認為，這些貨幣問題與財政、外交、軍事、政治、貿易等領域的決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絕不能割裂地看待美國的經濟政策、安全戰略、政治聯盟與外交事務問題，也絕不能脫離美國與歐洲的總體關係來理解這個時期的國際收支政治學。
可以說，對大多數美國決策者而言，“美元和黃金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既要實現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和黃金外流的“對外經濟政策首要目標”，又不能危及身為領導者在全球廣泛的政治和軍事承諾，這個兩難困境讓從艾森豪威爾到尼克松的四屆美國政府頭疼不已，更為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斷犧牲巨大的經濟利益。在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的黃金蜜月後，為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明爭暗鬥的各國，其相互關係如此翻雲覆雨，以至於“衝突主要來自北約盟國間，而不是與蘇聯的對抗”。
20世紀50年代中期，面臨黃金與美元儲備耗盡等困境的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被迫向美國尋求金融支持，而艾森豪威爾政府明確將各種金融援助措施與英國軍隊完全撤離蘇伊士運河聯繫起來。到了1962年春，法國與西德開始利用持有的盈餘美元迫使美國改變在歐洲的政治戰略。肯尼迪總統不得不直白地告誡法國，如果法國不再支持美國的主導地位，美國將從歐洲撤軍，由此節省的13億美元正好彌補我們的國際收支赤字。
同時，隨著海外所累積的赤字美元數量最終超過了美國所持有的黃金價值，世界各國對美國承諾以某個固定價格將赤字美元兌換成黃金的信心逐漸消退，這一體系也就注定會解體了。但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不僅僅是純經濟因素，還包括美國深陷越戰泥潭、西德對美國安全承諾失去信心、法國退出北約、英國再次被歐洲共同市場拒之門外等一連串政治誘因。
為什麼歷屆美國政府依然願意費力地去維持一個無效且危機四伏的貨幣體系？Francis J.Gavin對此的解釋是：“一場大衰退演變成一次全球性災難的事實，已經烙進大多數決策者的集體記憶之中”。
根據他的分析，多數冷戰時期的美國政治家都出生於大蕭條時期，他們從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貨幣關系史中得到某種慘痛但又過度簡單化的教訓：國際貨幣合作的缺乏引起了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崩潰，國際貨幣流動性的萎縮破壞了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貨幣混亂和貶值催生了經濟上閉關自守、與鄰為壑的貿易限制政策與政治上的民族主義思潮；獨裁者的上台最終導致世界大戰爆發。在這些美國的決策者們看來，國際金融秩序的崩潰與世界大戰之間幾乎存在著確定無疑的因果聯系。
必須承認，國際金融的確是一種政治。永遠的朋友與敵人都不存在，“保衛美元”或“保衛歐洲”，歸根結底都是美國在保衛自己的利益。“貨幣問題不是在真空中討論的，而不可避免地與當時宏大的政治和安全問題相關聯”。但這並不代表著時時刻刻都必須用宏大的政治和戰略背景來理解和檢視一切，也不意味著任何一方都可以一廂情願地夢想本國貨幣自然而然成為國際公認的儲備貨幣。事實上，作為國際貨幣的美元或許是美國保持國際霸權的重要武器，卻也是妨害美國自身利益的雙刃劍。
幸運的是，新一代決策者的代際集體回憶已經轉變為對冷戰體系、鐵幕手段、紅色風暴的警惕與反思。冷戰對立態勢的結束以及多邊國際政治體系的浮現，更讓貨幣衝突與國際經濟矛盾不至於上升到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戰爭。細細想來，在美國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與競爭策略”路向之外，還有涵括於歐元區設想之內的“和平主義、對話理性與合作策略”這一選擇。凱恩斯的理想與樂觀，原來一直是美好而珍貴的。
《黃金、美元與權力》，Francis J.Gavin著，嚴榮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8月
作者為香港大學經濟學博士、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
但後來的國際金融史卻宣告了這種樂觀主義的失敗。在《黃金、美元與權力》一書中，Francis J.Gavin遺憾地告訴我們，布雷頓森林體系作為一種高度政治化的國際多邊合作與協商體系，受到政治情勢以及經濟規律的深刻影響，幾乎從建立之日起就埋下了矛盾、紛爭與崩潰的種子。
通過梳理美國與歐洲的解密檔案材料，Francis J.Gavin將美元和黃金問題還原為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最重要事務。他認為，這些貨幣問題與財政、外交、軍事、政治、貿易等領域的決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絕不能割裂地看待美國的經濟政策、安全戰略、政治聯盟與外交事務問題，也絕不能脫離美國與歐洲的總體關係來理解這個時期的國際收支政治學。
可以說，對大多數美國決策者而言，“美元和黃金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既要實現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和黃金外流的“對外經濟政策首要目標”，又不能危及身為領導者在全球廣泛的政治和軍事承諾，這個兩難困境讓從艾森豪威爾到尼克松的四屆美國政府頭疼不已，更為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斷犧牲巨大的經濟利益。在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的黃金蜜月後，為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明爭暗鬥的各國，其相互關係如此翻雲覆雨，以至於“衝突主要來自北約盟國間，而不是與蘇聯的對抗”。
20世紀50年代中期，面臨黃金與美元儲備耗盡等困境的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被迫向美國尋求金融支持，而艾森豪威爾政府明確將各種金融援助措施與英國軍隊完全撤離蘇伊士運河聯繫起來。到了1962年春，法國與西德開始利用持有的盈餘美元迫使美國改變在歐洲的政治戰略。肯尼迪總統不得不直白地告誡法國，如果法國不再支持美國的主導地位，美國將從歐洲撤軍，由此節省的13億美元正好彌補我們的國際收支赤字。
同時，隨著海外所累積的赤字美元數量最終超過了美國所持有的黃金價值，世界各國對美國承諾以某個固定價格將赤字美元兌換成黃金的信心逐漸消退，這一體系也就注定會解體了。但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不僅僅是純經濟因素，還包括美國深陷越戰泥潭、西德對美國安全承諾失去信心、法國退出北約、英國再次被歐洲共同市場拒之門外等一連串政治誘因。
為什麼歷屆美國政府依然願意費力地去維持一個無效且危機四伏的貨幣體系？Francis J.Gavin對此的解釋是：“一場大衰退演變成一次全球性災難的事實，已經烙進大多數決策者的集體記憶之中”。
根據他的分析，多數冷戰時期的美國政治家都出生於大蕭條時期，他們從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貨幣關系史中得到某種慘痛但又過度簡單化的教訓：國際貨幣合作的缺乏引起了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崩潰，國際貨幣流動性的萎縮破壞了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貨幣混亂和貶值催生了經濟上閉關自守、與鄰為壑的貿易限制政策與政治上的民族主義思潮；獨裁者的上台最終導致世界大戰爆發。在這些美國的決策者們看來，國際金融秩序的崩潰與世界大戰之間幾乎存在著確定無疑的因果聯系。
必須承認，國際金融的確是一種政治。永遠的朋友與敵人都不存在，“保衛美元”或“保衛歐洲”，歸根結底都是美國在保衛自己的利益。“貨幣問題不是在真空中討論的，而不可避免地與當時宏大的政治和安全問題相關聯”。但這並不代表著時時刻刻都必須用宏大的政治和戰略背景來理解和檢視一切，也不意味著任何一方都可以一廂情願地夢想本國貨幣自然而然成為國際公認的儲備貨幣。事實上，作為國際貨幣的美元或許是美國保持國際霸權的重要武器，卻也是妨害美國自身利益的雙刃劍。
幸運的是，新一代決策者的代際集體回憶已經轉變為對冷戰體系、鐵幕手段、紅色風暴的警惕與反思。冷戰對立態勢的結束以及多邊國際政治體系的浮現，更讓貨幣衝突與國際經濟矛盾不至於上升到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戰爭。細細想來，在美國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與競爭策略”路向之外，還有涵括於歐元區設想之內的“和平主義、對話理性與合作策略”這一選擇。凱恩斯的理想與樂觀，原來一直是美好而珍貴的。
《黃金、美元與權力》，Francis J.Gavin著，嚴榮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8月
作者為香港大學經濟學博士、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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