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在国内的教育中，存在着各种怪象：上条件好的幼儿园要交数额不菲的赞助费；老师平时对孩子的态度取决于家长的背景；中高考需托关系、交择校费进名校；老师对日常教学得过且过，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从课外补习班上多挣灰色收入；评价学生完全看其成绩高低，对学生的道德修养很少关心过问，以至于出现中学生卖淫事件；大学中的学术造假；体制行政化；潜规则横行等。上述问题已使中国内地的教育像一棵畸形的盆景。
中小学教育的乱象
京、沪和省级重点中小学的择校费、赞助费动辄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过年过节时，学生们“争相”给老师送礼物，他们觉得谁送的贵重，老师以后就会对谁照顾的更好。孩子们从小受这种阿谀奉迎的熏陶，长大后会刚正不阿、公正廉洁吗？
学校最重要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而现在的教师很多都在忙着自己捞钱。笔者认识多位给中、高考学生补课的老师，根据学校等级和个人能力、经验不同，1对1每课时收费从200元至800元不等，平时工作日每晚可以教4课时，周末、节假日及寒暑假最多每天10-12课时，这样，每月可挣上万甚至数万元。且这些都是不用纳税的纯收入。每个学生家庭为此每月要支出数千、上万元。如果想省掉这些钱，那么万一考的不理想，没有进入“好”学校，那么托关系的费用、择校费、赞助费等各种后期花费，可能会翻倍。由于这种现象已形成一种强大的风潮，学生和家长已不得不卷入其中。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果家长有背景，教师可能不但不收补课费，态度还会更加认真，甚至透露一些很可能考的题目。当然，补课时不收钱，不意味着完全免费教，而是想利用家长的背景关系达成今后的“某种交易”。
笔者一位同学的孩子在上了大学后，当地的政府、教委、大学校长等高官（普通官员资格不够）多次亲自（注意不是派司机）用公家豪车接送、宴请该学生，平时的各种 “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其背后的目的也不言而喻了。这种情况虽然是少数，但是其恶劣影响却不可低估。实际上，类似情况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上述这些已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们尚不成熟的心理和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从小就清楚了权和钱的这种微妙作用。这也成了他们今后“奋斗”的人生目标。
另外，两个月前，上海出现了震惊全国的女中学生卖淫事件。这充分暴露了不知廉耻的社会拜金之风对校园的侵蚀，以及学校教育中对未成年人的社会道德与人格培养的严重缺失。难道我们的职业教育目标是为红灯区输送人才吗？
笔者有不少朋友都把孩子在上中学时就送到了国外，为的就是让孩子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不愿让国内教育界的乌烟瘴气影响孩子未来的前途。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而现今的不少教师传的是歪道，不但没有解惑，反而使学生对学校、老师、社会更加迷惑。
我们的教育到了这种程度，难道不该反思并进行壮士断腕般的改革吗？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在一二十年后将成为中国社会的栋梁。我们在培养什么样的栋梁呢？
高招中的权利寻租
与以前高考一锤定音相比，目前的高考及综合素质评价的方式，难说出现了根本性改变。高考虽然残酷、有一定偶然性，但毕竟能保证“三公性”。 而综合素质评价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在庞大的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后，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进入名校，正在大打综合素质评价这张牌，用强大的背景影响着评价结果。套用一句多年前流行的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现在很多大学在高招时推行“特招”，但是在没有解决公平、公正问题，及社会诚信极度缺失的前提下，肯定会导致权力寻租的发生。例如，一些大学明码标价，交几十万元钱，在高考过了一本线后，保证可以进入想要上的全国顶级名校和专业。当然，这还需要学生家长有过硬的关系和背景才行。而那几十万元是学生和家长“愿意主动”给学校的，而非学校索取的。这也提前为事后可能引发的问题留好了出路。而有“钻石级”背景的学生，则一分钱都不用交就可随心所愿。无权无势的学生因此成为了大批利益集团成员的牺牲品。
没了教养
现在的大学里，对于刚入学的学生，由于刚从中学进入大学，很多事情还不适应，亟需班主任（或称辅导员）的指导。但很多学生一年也看不见班主任几次，有的甚至一年都见不上一面。笔者在大学任教的同学表示：“很多班主任都忙于自己挣外快或准备出国留学的事，根本无暇也无心照顾新生。远离家乡的学生碰到问题时会很无助，高年级或研究生阶段不少极端事件的发生与缺少老师及时的发现、沟通、教育和开导有很大关系。”
学术造假
在内地的很多大学里，教师、学生的论文抄袭现象非常普遍，已到了大家已见怪不怪的程度。官僚行政对教研和学术成果评价的干预对科研学术造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笔者由于前些年在一家专业技术媒体工作，对此种情况略知一二。那时每月编辑部会收到不少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投稿，其中相当数量为互相抄袭的文章，而真正自己开发的有价值的科研与学术成果少之又少。笔者得知，由于职称、晋级等方面的压力，他们必须在国家一级期刊上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
一次，笔者发现某大学一位研究生的论文属于严重抄袭作假，且挂了指导教授的名字，于是致电这位教授，指出了无法刊登该论文的原因。不料却听到了意想不到的强硬答复：“你们到底给不给（刊）登，要是不登，有其他杂志已经同意登了。只是因为你们的影响力很大，所以才等你们的录用通知。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我不想听。国内都这样难道你不知道吗？告诉你别跟（学）院里说这事，说了也没用，我就是领导。”笔者当时惊愕不已，在国内某专业领域已有一定名气的这位教授不但不认错，反而是袒护学生，抱怨、指责我的态度，好像错的不是对方，而是我。遗憾的是，这种情况至今仍未有根本改观。
大学行政化与腐败
大学的责任与使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可是现在有多少学生真正具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呢？大学是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创造快乐的人的地方之一。树木成长需要良好的土壤，大学培养人才同样需要良好的“土壤”，这块“土壤”就是大学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环境。
而中国目前的大学就像一个个官僚的行政衙门。很多教授的精力更多地放在了如何晋升行政职位方面，因为一旦拥有行政权力，那给个人带来的利益比在学术上做出贡献要管用的多。教授争相围绕在行政得势的大学官员们周围，即使对此不满的人们也少有流露，或者不敢流露，以免影响自己今后的工作和前途。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为人师表的信念已被抛在脑后。
在国内大学里，教授在学术科研上取得一定成就后，只要善于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就可获得晋级，甚至行政职位的升官。笔者由于工作原因，常与大学接触。前几年采访中结识了一位在所在学科领域取得一定学术成绩的中年教授，去年升职为副校长后，平时的行为做派和讲话口气已明显无所顾忌地官僚化了。笔者在一次等待采访时发现，他与其他教授们进行学术讨论时，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样子与几年前截然不同，且说的很多都是官话。讨论中，有人还表现出曲迎附和的态度，而其他人对此也见怪不怪。
后来一位副教授告诉笔者，职位高、有广泛且深厚人脉的大学官员们，其能量大到可以从政府主管部门有实权的高官那里搞到政府拨款的上亿元科研经费的项目，并左右最终的评审结果。对这种大学官员大家都会敬畏几分。不少人开始也看不惯，包括海外归来的教师，睁一眼闭一眼是由于无法承担得罪领导后导致的经费、项目、职称及晋升方面的后果。
其实，教授之间应该都是平等的，不同的只是学术观点和见解。完全没必要把官场那些习气掺杂进学术交流中。下面是个对大学官僚体系不知深浅的例子。笔者一位曾经留学日本、归国后在综合排名位列全国前10位的一所大学任教的同学，由于不满国内大学里的种种潜规则，尽管科研学术成果显著，但至今仍是副教授，而周围很多学术成果不如他的人却早已评为教授。
另外，现在导师已经成为了学生的“老板”，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靠人脉争取更多课题和项目，从经费中捞油水、挣大钱，而忽视了基础科研与教学。
以至于某大学教授对他研究生说：“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显然，这是一种偏激的、不负责任的畸形教育，因为金钱只是一个人成功或为社会所做贡献的标准之一。
钱学森几年前一针见血的评价反映了当今国内大学教育的真实状态：“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回归与越洋外迁
依国内目前的社会状况，还会有科学家们像钱学森那个时代那样义无反顾地回国效力吗？最近看到一份资料令笔者深为感动。归国5年的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对海外学者们表示：“虽然北京的空气还有污染，虽然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美，虽然国内的文化氛围还不够宽容，但这里是你的家，你的祖国，这里有你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他们对你充满了期望。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正为施展你的才能提供了最好的舞台。”然而施一公们的生存环境却很艰难。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海外留学已经有几十年了，学成回国的人总数也不少了。很多回国报效的人才最初也想把国外的先进知识和办学理念都带回国。但在目前强大的官僚式社会中，很多人没有施一公等教授们的执着信念和追求，为了在国内生存的更好一些，选择了被迫接受同化，其中不少人甚至沦落到为虎作伥的地步。
与施一公等当代归国效力的少数学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几年大量人才纷纷争拿欧美国家的绿卡，举家越洋搬迁。
哀莫大于心死。中国目前越来越多的富人也正在移民海外，很大一个目的是考虑到子女教育问题。事实上，教育主管部门的子女也有很多是前仆后继地海外留学且滞留不归。这实际说明教育主管部门也对国内教育和社会环境丧失了信心。
可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从弱小落后走向强大的过程中，也曾经历了大量海外学习的阶段，但完全不存在中国这种大量学子滞留海外国家不归的情况。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回归大学之根本
建立宽松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才是大学的办学根本。为此，要摒弃大学官僚行政化。现在连中央政府都在大力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教育部门也要彻底改变“管人上瘾”的习惯，真正做到服务于大学的教研。
在政府教育部门有效公平监管的同时，大学只有实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局面，中国大学教育才有希望。不过，教育改革实际上与社会环境密切相连，单纯在教育系统内改，难度很大，也很难改革彻底。何时再出现蒋梦麟、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那样的大学校长，将是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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