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全球商业经典》2012年2月号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在出版20年后才被翻译成中文，但对于当时的一些中国读者来说，仍然为时过早。这本书的中文版在1957年出版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之时，凯恩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反科学、反人民”的，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罪恶。
50多年后，情况大不一样。当今的中国领导人成为凯恩斯药方的坚定信仰者。在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他们认可了一个大胆的经济刺激方案，在制造财政赤字的同时，推促银行加大贷款力度。这个措施，使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免于剧烈衰退的后果。
2012年，如果美国的经济停滞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再次危及世界经济，中国或许需要采取类似措施。但是中国新一届的领导人或许不会像他们的前任那样对凯恩斯如此钟情。他们大概不得不遵从于另一位已故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术对头弗利德里克·哈耶克的理论。
凯恩斯关心的是投资不足的问题，即企业家投资支出太少，以致人们不能充分就业。而哈耶克关心的则是劣质投资的问题。他认为，假如信贷过于宽松，企业家会纷纷投资于不自量力的项目，以至于收益期过长，缺乏成效，使社会资源紧缺。
在中国，不自量力的项目随处可见，比如“鬼城”——内蒙的鄂尔多斯。在政府的命令下，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建成很久后仍鲜有人入住。中国的投资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储蓄率也异乎寻常的高。在这样的节约型经济中，利息率必定会低，信贷必定会充足，投资当然也会旺盛。
但是在2009和2010年，事情表现得有些过分。在政府的鼓励下，2009年一年，中国的银行贷款增加了近9.6万亿元，一家名为银行信贷分析的研究公司指出，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印度信贷体系的贷款规模的两倍。换句话说，中国的银行系统在一年内就把两个印度贷了出去。
这些贷款大部分流入地方政府支持的约一万个投资公司手中（地方政府是不能直接借贷的）。投资公司进而安排了建造公路、桥梁、灌溉系统以及一些用途堪疑的房产项目。贷款令地方政府的债务增加了大约5万亿元，目前债务总额达到了10至14万亿元，占GDP的25-36%。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承认了早已明显的事实：很多这样的建设项目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来还贷。在云南和其它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债务违约的现象。其中一些项目将会半途而废。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病态投资”。
哈耶克的学生们戏称老师为“弗拉克图爱森斯先生”，因为哈耶克对经济周期的上升和下降问题有极大的学术兴趣，经常带着浓重的奥地利口音把 fluctuations(上下波动)，念成“弗拉克图爱森斯”（fluctooations）。他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的病态投资，会引起下一个时期 中的衰退，正像前一天晚上的狂饮滥觞会造成第二天早上的宿醉难醒。
这个道理看起来很直观，但实际上却常常令人费解。在哈耶克之后3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曾质疑“宿醉难醒”理论关于衰退原因的说法。他说：“从来没有人解释清楚为什么过去的劣质投资会造成今天优质工人的失业”。假如一个经济体在失当的项目上浪费了资本，从而使其民众境况恶化，为什么很多人会失业呢？当经济状况不好时，人们不是应当更多地工作，而不是减少工作吗？
哈耶克主义者的答复是，在劣质投资已经投入后，经济需要时间来重组。银行的贷款坏账会挫伤放贷银行的信心，影响他们为新投资项目融资的能力。此外，工人们被解雇后，需要时间来找到新的雇主或学习新的工作岗位所要求的技术。哈耶克确信，政府在减轻经济恢复过程的痛苦上，做不了太多事情。哈耶克的这个观点争议很大。即便他是对的，政治家们也拒绝接受它，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不例外。中央政府将插手，帮助银行和他们的债务人承担债务重负。
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举措仍然不清楚。他们可能会运用公共资金来完成某些待完成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不是让桥梁或道路的建设半途而废；他们可能会强迫银行勾销一些贷款；对于一些损失过重的银行可能会增资。这些举措可能具有公开的性质，也可能暗中进行，通过放松监管条例或变相补贴的办法来实行。
有个中国学者最近宣称，哈耶克在中国的知名度比在西方还高。但是，正像西方的决策者们一样，中国的决策者们将会发现，哈耶克对经济周期的诊断比他开出的药方更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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