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思穎
BBC中文
過去10年左右，中國政治環境收緊，高校對學術發表的審查越來越嚴格；而另一方面，海外學者想進入中國做研究也面臨著相當大的困難。
當代中國研究領域頂級刊物《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主編蒂姆·普林格爾（Tim Pringle）打了個比方：「以前的問題是，海外學者怎樣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適的守門人，也就是中國國內的合作平台，可能是一間大學，一個公民社會組織，也可能是一個同行學者。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能夠打開大門，找到安全的研究環境——因為，門被守護得更牢固了。」
在這種情況下，研究中國的群體近年來正在由中國觀察者（China watcher）或研究者，向參與式研究者（China participant researcher）轉變，蒂姆·普林格爾說。在進行有關中國的研究時，「學者們不再僅僅是觀察，而是直接參與」。
2017年8月，負責出版發行《中國季刊》的劍橋大學出版社稱，收到了中國某圖書和期刊進口機構的指示，在面向中國大陸用戶的出版社網站上撤下了的315篇與天安門事件、文革、西藏、新疆、香港等主題相關的「敏感」文章，並表明這是為了讓中國大陸的用戶能夠繼續使用該社其他學術和教育出版物」。之後，普林格爾組織發起了強烈的抗議活動，得到學術界廣泛聲援，迫使劍橋大學出版社撤回決定，使這些文章在網站中得到恢復。
此後，中國學術機構對《中國季刊》的訂閲量有所下降，但有趣的是，來自中國的訪問和下載量並未減少，中國學者提交論文的數量甚至還在不斷增加，普林格爾說。
《中國季刊》由國際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馬若德）於1960年創建。麥克法夸爾希望這本刊物能夠反映鐵幕背後中國各領域的狀況，讓讀者深入理解中共歷史和管治中國的邏輯。60年來，《中國季刊》早已成長為國際頂級學術刊物，成為深入評析當代中國事務的重要平台。
早期的作者除了學界，還有駐京外交官、香港記者，以及在華商界人士。自90年代中後期，越來越多中國國內的學者向季刊投稿，根據普林格爾，截至今年7月，其投稿量達到了總數的約48%。
為何研究中國的群體從研究者變成了參與式研究者？當中國的學術空間受到限制，他們正在經歷哪些挑戰？為何在面對審查壓力時，來自中國的投稿量不降反增？
BBC中文記者帶著這些問題對蒂姆·普林格爾博士進行了訪問。
從研究者到參與式研究者
BBC：《中國季刊》創辦60年來，中國研究領域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普林格爾：最大的一個變化是，中國學者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有關中國的研究中，並且用英文發表研究成果。
中國先是進入市場化改革，接著與世界經濟接軌，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在這期間，研究中國的群體發生了變化——從中國觀察者或研究者，變成了中國參與式研究者。
一方面，研究者不再以外國學者為主。現在有很多中國學者用英文發表研究成果，為全世界的學者提供參考。另一方面，與60年代初《中國季刊》剛創立時相比，越來越多世界各地的學者也進入中國進行研究，他們有機會接觸中國，參與中國的發展。
與此同時，讀者也改變了。四、五十年前，無論研究者是否來自中國，都是為非常小眾的讀者群體服務。但現在，讀者群也在逐漸擴展。
這些都有很多內部和外部因素驅動。除了剛才提到的中國改革開放，還有全球高等教育在急劇擴張，很多中國學生到海外接受教育，不少是從事中國研究。不僅如此，從1998年開始，中國國內的高等教育也在擴張，英文更廣泛的使用，國內（英文學刊）的讀者群也隨之增加。
BBC：從研究者變成了參與式研究者，這兩個概念有什麼不同？具體在哪些方面體現出了參與式研究者的特點？
普林格爾：60年前，當《中國季刊》剛創辦時，中國內部事務對外部世界直接影響較小。但現在，由於中國與全球經濟緊密相連，中國內部事務牽動著外部世界。比如說，如果中國國內的學術自由受到限制，可能會影響中國大學與國外大學之間的伙伴關係。
中國正在極力限制學術自由。其實歷史上也曾有過限制，比如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但那時國內的限制對國外大學沒有直接影響，因為很少有中外大學之間的伙伴關係。
但是現在，中國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等幾乎所有領域都與國外大學建立起合作關係。那麼要如何確保中國對學術自由的限制不會影響其他地方的學術自由？
從這個層面來說，學者們不再僅僅是觀察中國，而是直接參與（有關中國的研究），這與以往是不同的。
BBC：你認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從事中國研究的群體從觀察者變成了參與者？
普林格爾：大概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很難給出確切的時間節點，因為參與的程度不是直線上升的。一段時間進步，一段時間倒退，然後再進步。
但是現在，我們正處於倒退階段。在這個時期，學者很難參與進去，想化解對參與的限制也很難。但我相信，這會再次改變。也許未來5年內不會，10年內不會，但最終會改變。
「倒退階段」
BBC：為什麼說現在處於參與式中國研究的倒退階段？
普林格爾：有關中國研究的學術空間在經歷了一場大的擴張之後開始變窄，這發生在過去4、5年間，不到10年的時間裏。
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於學術研究空間的限制，尤其是在社會科學相關的學科中。也就是說，當局對於能夠公開談論的話題、可進行的研究主題，以及（研究中）自由提出質疑的空間進行了管控。比如，中國的公民社會空間在縮小，對相關領域研究的限制越來越多。
目前看來，中國研究領域未來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保證做學術的空間不受限制，這在中國顯然非常困難。
BBC：能否具體講一講學者們在研究時受到的挑戰？具體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挑戰？
普林格爾：我就不舉個例了，指名道姓對其他人不公平。我可以說一些普遍性的情況。
在中國國內，研究機構要確保有關中共的政治傳統、中國歷史和社會穩定這幾個維度的研究不會對官方敘述構成挑戰。
在中國以外，研究機構要確保中國的威權主義不會蔓延到自己的國家和機構。在一些國家，這種偏執的恐懼已經被用作恐華的借口。
在實地考察方面，比如在研究人權和勞工運動時，到運動現場去並與參與者交談非常重要。但現在，與著名的工人領袖、維權者和律師交流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敏感，甚至幾乎不可能直接與他們接觸。
BBC：是因為學者不能進入中國嗎？
普林格爾：是因為進入研究現場變得更加困難，與相關的民間社會組織交談變得更複雜，（中國國內學者）從當局獲得批准來發佈研究結果的過程也更為複雜。中國學者在疫情之前還是會到各地做研究，非中國的學者也會去。
《中國季刊》上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作者是希娜·切斯特納特·格雷騰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和羅里·特魯克斯（Rory Truex），講述了非中國學者與中國「國保」（即國內安全保衛）人員之間的交流，以及被請去「喝茶」（指被約談）的情況。這項研究表明，「喝茶」並不像人們想象地那麼普遍，但依舊是個問題。目前在做研究時必須考慮這些事情，阻礙了研究進程。
「以前的問題是，海外學者怎樣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適的守門人，也就是中國國內的合作平台，可能是一間大學，一個公民社會組織，也可能是一個同行學者。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能夠打開大門，找到安全的研究環境——因為，門被守護得更牢固了。
BBC: 你認為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普林格爾：我不是政治學家，我是社會學家。但不管怎樣，我認為中國的領導階層——我謹慎地使用這個詞，因為不只是指習近平——已經被中共自身的利益所主導。
這與三點有關。首先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歷史。中共一直致力於制定標凖化的、不受質疑的歷史論述。
其次，我認為中國的領導層一直非常注重黨的權威，要確保它不會面臨挑戰，特別是來自內部和民間社會的挑戰。當局已經開始限制公民社會，包括出台了《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
另外，我認為中共一直擔心社會穩定，近年來尤其感到社會穩定受到威脅。從外部來看，黨的領導層對中東發生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運動感到擔憂，還有以往的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的「顏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在內部，當局看到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抗議、罷工以及各種社會運動，因此轉向採取更嚴格的統治方式。
BBC：所以限制主要來自於政府？
普林格爾：有些學者這麼認為。但我認為，限制學術自由的壓力不僅來自威權政府，也來自市場；中國的學術界已經與全球高等教育和知識生產的商品化體系交織在一起，並且越來越多地受到商業邏輯的驅動。
在過去二、三十年裏，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都經歷了商品化的過程，高等教育越來越像一種私人產品，而不是公共產品。與此同時，高等教育在不斷國際化，中國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場上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比如中國的大學經常出現在世界大學排名榜單前20名、前50名。中國政府也要確保大學數量增加，在全球競爭中取得好成績。
在這種趨勢下，提供研究資金的機構必須做出回應。某些形式的學術研究被優先考慮，比如名牌大學的學者可以獲得更多全球資源，有更多跨國流動和交流的機會。相比之下，最受限制的是與社會和政治運動有關的學術研究，包括勞工權利、性別平等和人權等議題。
BBC：2017年劍橋出版社那件事情之後，中國學者有受到後續影響嗎？
普林格爾：首先要說，事情的後續發展很有趣。
我認為，當時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反應是個錯誤。《中國季刊》主導學術界發起了全球性響應，要推翻出版社的決定。出版社在三周內反轉了決定，他們在網站上發表聲明，說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這很好。
這件事對《中國季刊》的影響很明顯，在中國境內，訂閲季刊的大學數量大幅下降。但與此同時，《中國季刊》在中國的下載量並沒有減少。另外，中國大陸的學者向季刊投稿的數量持續增加，季刊文章在全球被引用的數量也在增加。截至今年7月，來自中國的學者投稿數量已經達到了總數的約48%，從2021年的約38%上升了10個百分點。
所以很有趣。大學訂閲雖然減少了，但《中國季刊》在中國國內的影響力似乎沒有減弱，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力也似乎沒有減弱。
BBC：整體來說，你還是比較樂觀，認為即便研究受到限制，中國研究的未來還是會繼續拓展？
普林格爾：不管是中國國內還是國外的學術界，都很有創新精神。儘管存在各種限制，但還是會有世界級水平的研究從中國國內傳播出來。不僅《中國季刊》能收到投稿，其他期刊也有。我認為，要獲得這些研究數據，需要在道德上和方法論上給與更多關懷。
BBC：這是什麼意思？具體是什麼做法？
普林格爾：也就是要找到創新的研究方法，並且要格外留意安全和保障問題，在需要時提供安全的環境讓人們能夠匿名說話。也要找到學術受限的程度有多大；我相信個別學者已經在研究中受到限制，但重要的是，這種限制具體發展到了什麼程度。
在學術自由方面，限制確實非常明顯。不過，中國是國際高等教育環境中的主要參與者，理解這些限制是如何運作的也很重要。
最熱門的主題
BBC: 根據你的觀察，最近10年裏，哪些主題是中國研究領域最熱門的主題？
普林格爾：學者對有關「中國崛起」的話題表現出了強烈興趣，著重關注中國在全球經濟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國際關係一直是非常受歡迎、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目前這個領域的一些傳統理論受到中國新興國際關係理論的挑戰。這很適合討論，非常好。
與這相關的另一個主題是，中國如何通過投資和倡議增加對世界的影響力，比如「一帶一路」。我要強調，我不相信「一帶一路」倡議是經過政府細緻規劃的項目。但不管怎樣，目前很多研究是關於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這非常有趣。
另一個主要問題是，中國在不同時期出現不同程度的威權體制，這激發出大量有關中國政治的研究課題。
還有學者研究關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環境對中國快速發展的影響，公民社會以及中國的社會運動。
最近幾年，研究者對邊疆地區重新重視起來，包括新疆、西藏、香港等，近幾年尤其關注香港。
還有中國精英階層的崛起，監控與社會控制、對公民社會的影響等話題。也有針對舊有問題的研究，比如戶口、失蹤女性、年輕女性、女性出生比例等等。
這些主題與社會發展有關，社會問題出現後，中國學者就會更加關注。
BBC：有關香港和台灣，最熱門的主題有哪些？
普林格爾：有三、四個事件影響了來自台灣和香港學者的研究，都與社會運動、以及他們和北京政府之間的關係息息相關，包括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即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
我們發表過有關混合政體及香港管治之本質的研究。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香港從英國統治下的民主政體變成了中國大陸統治下的威權政體。事實並非如此，英國殖民主義從來沒有給過香港人民普選的權利。在「八九學運」後的十年裏，香港朝普選邁進了一些；香港的公民社會和政黨團體也在1989年後發展壯大，成為推動普選的力量。
但是，當前香港社會展現出的專制統治，尤其是香港《國安法》頒布後的治理方式，和英國統治時期並不一樣。兩者在保障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等方面非常不同。香港此前已經建立了一些重要制度，特別是在「六七暴動」以後，這促進了對自由權利的保障。我認為學者的一項工作就是把歷史視角帶入到香港研究中。
除了混合政體，還有學者研究香港民眾抗議的類型或本質，比如多少人參與了「反送中」運動，參與者是否主要來自中產家庭，以及是否有更廣泛的階層參與其中等等。
很明顯，關於香港的研究是以社會運動為主，但我認為這種情況會改變。未來幾年裏，研究者會更加關注香港的高等教育。香港學界擔憂《國安法》會對研究帶來什麼影響，也擔憂香港政府在大學管理方面的影響力不斷增長，這會對機構自主權帶來什麼影響。
有關台灣，「一個中國」的問題仍舊非常重要。我們即將出版一組文章（special section），包括七篇關於這個主題的文章。
關於台灣，我們還看到研究民眾投票行為的文章，以及關於兩岸關係、政治腐敗問題，等等。
BBC：不同地區的學者對於中國研究的問題有沒有什麼偏好？
普林格爾：這個問題我想了好一會兒，是個很有趣的問題。根據我的觀察，英語還是一種霸權語言，用其他語言寫作的不如英語多。很遺憾，但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情況。
中國正在與一些國家合作，比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南非、巴西、阿根廷、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等等，這會發展出更多元化的全球學者。我很希望《中國季刊》能在中國研究領域多元化中發揮作用。
比如來自埃塞俄比亞等非洲國家的學者，對中國投資如何影響非洲大陸的發展感興趣；巴西學者則熱衷研究中國資本與當地大豆種植之間的關係。
在美國，關於美國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這方面仍有大量研究。美國學者對中國人權、法治和知識產權等話題也很感興趣；歐洲和英國也是如此。這些國家的學者還關注中國在各領域的投資會帶來什麼樣的全球影響。
因此，不同國家的學者對中國研究領域感興趣的話題是否有差別？有。但這取決於中國研究在該地區的發展程度。
印度這幾年間有關中國研究的水平和規模突飛猛進；巴基斯坦則開始進行有關中巴經濟走廊的研究。這些國家的學者在此領域發表的論文會不會增加？還需要一段時間觀察。我認為遲早會增加，這是好事。
中國國內的學者和世界各地新崛起的學者在這個領域還不夠顯著，我認為在二、三十年的時間裏，這個領域研究者的組成會更加多樣化。
BBC：有沒有具體的數字能夠體現這種區別？
普林格爾：就讀者群而言，網站瀏覽量來自美國和英國的最多，接著是中國、香港、德國、澳大利亞、荷蘭、加拿大、新加坡和台灣，主要是發達國家或地區。
菲律賓、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開始加入，巴基斯坦也有一小部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讀者在增加，這也是件好事。
BBC：最後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作為世界頂尖期刊的主編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普林格爾：這個工作很辛苦，責任很重，有時候讓我晚上睡不著覺。拒稿看似容易，大多時候我也都會拒稿，但仍舊是一種壓力，其實很難。
壓力來自於要（對稿件）做出正確的判斷，不能誤拒能幫我們理解中國的好文章；同時也要保證學術上的卓越和嚴謹。正如你說，我們是國際頂級刊物，我想保持這種頂級，也是一種壓力。壓力還來自於投稿數量。粗略地講，2000年可能收到200篇，現在一年有超過400篇。
劍橋出版社配合審查那件事也給我帶來很大壓力，那次媒體對我這個編輯也進行了嚴格的調查。有學者建議我們不能再受出版社的壓力。我的觀點是，出版社必須撤回最初的決定，否則我們就換一家出版社。但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因為這會對期刊本身帶來太大的影響。所以那個時候要想，怎樣讓出版社改變決定，同時又與其保持關係。
還有，我這個崗位必須要抗壓，因為會受到很多批評，在需要的時候要能承認錯誤。要有能力與編委會合作，與執行編輯合作。此外，還要認可學術出版是不斷變化的，目前正朝著資訊開放的方向發展。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這個行業可能會發生巨大變化，我們都要凖備好付出，努力工作，以確保《中國季刊》保持國際領先的地位。
我的編輯任期還有兩年時間，目前已經開始尋找下一任編輯。如果有來自全球南方的學者擔任編輯，那也很好。而且，這是一本關於中國的刊物，如果能請來一位華人編輯，那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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