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时报
中共北戴河会议结束，习李的公开露面分别透露玄机。习近平巡视辽宁“辽沈战役纪念馆”，“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和辽沈战役胜利进程”，诉求主轴是解放战争胜利，隐然剑指武统台湾的决心；并且再度强调“共同富裕”，凸显习的经济路线，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初心”。相对的，李克强则出现在昔日邓小平南巡再度楬橥“改革开放”的深圳，主持“经济大省座谈会”，于中国经济成长趋缓，并深受清零政策干扰之际，重弹“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习李的动作言谈，到底是互别苗头、权力抗衡，抑或只是“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二十大之后的中国会继续坚持与文明世界对撞的战狼路线，抑或回到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低调自持，值得关注。
习近平在二十大寻求个人权力延续与垄断之际，中国其实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中国在持续四十年的快速成长之后，因为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为里、市场开放为表”的党国资本主义，缺乏自由市场的效率与汰弱机能，一切问题均以国家力量予以解决，并且追求“量优先于质”的目标，如此堆迭出一个外表壮观庞大，内在则弊病丛生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拖延根本治疗的经济模式，至今日终于爆发各种沉痾，包括房地产泡沫、债务泡沫、地方财政风暴，以及在各种新创产业上大肆补贴，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可以说“挂资本主义羊头、卖社会主义狗肉”的经济模式，已经面临崩毁的危机。而其彻底解决的方法，显然是抛弃社会主义的路线，真正回归市场经济；但是，采取自由市场机制，必须保障个人财产与遵守契约精神，如此一来则必须建立公平透明的法律体系，以及鼓励个人创造力的自由、多元空间。这是视专制独裁为政权命根子的中共，不可能采纳的作法。在此情况下，对北戴河会议及紧接其后的二十大的观察，重点应在于未来中国何去何从的路线之争，而非跟人事更迭攸关的权力斗争。
遗憾的是，在中共领导人的强烈权力欲望与意识形态偏执下，中国一直处于政治压倒一切，“中共领导光辉伟大”、“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迷障之中，致而当前的中国，扬弃社会主义共产专政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二十大之后，不管人事、政策上有何争斗或妥协，但以民族复兴之名走向社会主义强权的道路，显然不会改变。如此的发展格局，导因于七十多年中共的控制术，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把中国人塑造成一种新的政治种族；犹如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二次大战结束后，学者在探讨发生世界大战历史悲剧的缘由时，常会产生一个疑问：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民众到底是纳粹的帮凶、共犯，或只是无辜的第三者？多数德国人是否接受纳粹的雅利安种族优越论，而对于希特勒的犹太灭绝罪行视而不见？事实上，任何政权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维持长久有效的统治。而当代的中国人，在中共长期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百年国耻”的民族主义仇恨洗脑之下，完全不顾历史已经进展到一个与百年前不同的时空，根本不存在“美帝”、“日本军国主义”、“八国联军”，仍一味灌输民众仇外情绪，将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当成资产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更把发表关切台海和平的G7斥为“新八国联军”，并对台湾进行“封岛军演”。而中国的社群平台对此种野蛮行径却洋溢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狂妄氛围，众多小粉红更附和着对台“喊打喊杀”，种种景象看来，似乎与纳粹治下的德国人很类似。多数中国民众已经普遍感染了中共种下的仇恨病毒而不自觉，因此为中共的仇外与对台恫吓助势，竟以为是伸张正义，消灭妖魔，却不知中共与自由世界的对立，并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而是专制独裁的野蛮意识与民主自由的文明价值的抗衡。
近代的中国其实是一部悲剧。从清末积弱不振，受到列强欺凌，到民国成立，仍是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之后更成为两个“仿列宁党”国共的内战战场。甚至到了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不但没有站起来，反而蹲下去、趴下去、甚至跪下去，沦为共产党的奴隶。如今有了唯一站起来的机会，却是跟着中共对外喊打喊杀，要血洗台湾，打倒美帝、日帝。殊不知，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与权力斗争受害的中国人有数千万之多，连习近平亦是文革的受害人，但众多中国人没有对中共怨怼，反而一味仇视民主国家，更觊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不是其一部分的台湾。如此的中共与被其灌输仇恨意识的中国人，如同搭上一部失速列车，若非改变体制与价值观，改变前进的方向，向民主世界靠拢，未来恐怕只会造成文明世界的重大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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