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末，反送中运动踏入尾声之际，民间也有另一场草根阶级的抗争悄然发生。寒冬12月的下午，一场毫无徵兆的防暴警察行动，将数十位无家者的家当强行清走；御寒的被铺、亲人遗照，一一被扔进垃圾车内。相似的清场事件在香港并非首例，无家者遭执法部门粗暴对待，已成为电影《浊水漂流》的蓝本。
这次，在社工协助下，迎来历史上第一次无家者亲自在法庭上与政府代表对薄公堂，漫长的诉讼持续整整2年，一直到2022年8月才尘埃落定，街友们最终收到的，是一张让人尴尬的支票，赔偿金额为101.1港币。
陈大发（左）与香港政府最后赔偿的支票，金额为101.1港币。（摄影／陈朗熹）
这不是陈大发第一次站在香港法庭上。他今年45岁，一头白发就是第一次吃官司后长出来的，当时他十几岁，被控刑事罪名。"以前自己做错事，不敢大声和法官说话，这次不同，我们没有做错事啊。"大发说，今天他是一名原告，控诉的是香港政府。
案件缘于2019年的冬天，在物是人非的香港，如今回想已觉久远。但大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12月21日下午3点半，十几个戴着头盔、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联同清洁工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简称康文署）职员，一行近40人突然来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园，在这裡，大发与将近70名无家者已露宿多年。
"限你3分钟内将你的床消失！"大发记得警察喊道，他们所指的床，是街友铺在地上的床垫。大发患有腿疾，靠轮椅出行，他问警察，"消失是不是指离开公园范围？"警察回"是。"他连忙一手滑动轮椅，一手拉着床垫离开，才走一半，下意识回头却发现留在原地的红白蓝袋被扔进了手推垃圾车。红白蓝袋裡装的是大发所有家当，他高喊不要扔，但警察已划定警戒线，喝令不准任何人进入。
最终，被清理的无家者物品装满了整整12辆垃圾车。半年后，大发和13名街友在社工协助下决定一起告政府。考虑到事发现场没有记者、也没有无家者拍摄，刑事起诉的胜算很低，他们决定循民事途径，透过小额钱债审裁处向政府索偿。大家没有想到，这将成为历史上第一次无家者与香港政府代表亲自对簿公堂，而这场漫长的诉讼一路持续至今年8月。
法庭上，大发与街友们的供词被逐一质问。大发指出，自己被扔掉的除了衣物、鞋、枕头、床垫、书包和拐杖之外，还有一个腰包，其中装有6,000港币现金。
法官问他：为什麽你有6,000元？大发愣了。这笔钱是他攒了满久，准备用来租房时交押金的；他当时计划，尽快租一个有电梯的劏房，不再露宿街头。听到法官的问题，他一时难受，不知怎样解释。
这不是陈大发第一次站在香港法庭上。他今年45岁，一头白发就是第一次吃官司后长出来的，当时他十几岁，被控刑事罪名。"以前自己做错事，不敢大声和法官说话，这次不同，我们没有做错事啊。"大发说，今天他是一名原告，控诉的是香港政府。
案件缘于2019年的冬天，在物是人非的香港，如今回想已觉久远。但大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12月21日下午3点半，十几个戴着头盔、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联同清洁工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简称康文署）职员，一行近40人突然来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园，在这裡，大发与将近70名无家者已露宿多年。
"限你3分钟内将你的床消失！"大发记得警察喊道，他们所指的床，是街友铺在地上的床垫。大发患有腿疾，靠轮椅出行，他问警察，"消失是不是指离开公园范围？"警察回"是。"他连忙一手滑动轮椅，一手拉着床垫离开，才走一半，下意识回头却发现留在原地的红白蓝袋被扔进了手推垃圾车。红白蓝袋裡装的是大发所有家当，他高喊不要扔，但警察已划定警戒线，喝令不准任何人进入。
最终，被清理的无家者物品装满了整整12辆垃圾车。半年后，大发和13名街友在社工协助下决定一起告政府。考虑到事发现场没有记者、也没有无家者拍摄，刑事起诉的胜算很低，他们决定循民事途径，透过小额钱债审裁处向政府索偿。大家没有想到，这将成为历史上第一次无家者与香港政府代表亲自对簿公堂，而这场漫长的诉讼一路持续至今年8月。
法庭上，大发与街友们的供词被逐一质问。大发指出，自己被扔掉的除了衣物、鞋、枕头、床垫、书包和拐杖之外，还有一个腰包，其中装有6,000港币现金。
法官问他：为什麽你有6,000元？大发愣了。这笔钱是他攒了满久，准备用来租房时交押金的；他当时计划，尽快租一个有电梯的劏房，不再露宿街头。听到法官的问题，他一时难受，不知怎样解释。
他只是不由自主地从口袋裡掏出一叠现金给法官看，"你看，我现在身上也有5,000元现金啊！"
被政府践踏的"顺民"的尊严
在香港，露宿街头本身不触犯任何法律，但港府近年以清洁和打击犯罪为名，不断封锁无家者的聚居点，在高架桥底铺上高低不平的鹅卵石，或索性全面围封，无家者们便随着执法部门的驱赶而漂流。
位于香港草根社区深水埗的通州街公园，近年成了不少街友的落脚点。公园附近原是一片旧楼、凋零的菜市场和通州街天桥，无家者们就睡在旧楼楼底和宽阔的天桥底，但随着仕绅化加剧，旧楼变成了高尚住宅，政府又用铁丝网围封了天桥底，无家者们愈发无处可去。
来到公园之前，身型瘦削的周雄光已经睡过半个香港。他父母早逝，后来自己沾染了海洛因，亲友疏远，他和表哥马月荣一直相依为命。表哥年纪比他大数十天，唤他阿弟，事事为他出头，两人一起露宿街头30多年。
8年前，熊达富也搬入公园。他发鬚浓密，外号耶稣。他以前同样是桥底居民，政府封了桥底，他转去附近的行人天桥，后来行人天桥又被政府清理了，他就去公园。更早些时候，他花钱租劏房，每月4,000多港币，租一间约2.8坪的小隔间，但付了租金就不够钱吃饭。
这些年，耶稣看着大发和许多无家者陆续迁入公园，一些人用海洛因，但不少深水埗老居民早已习惯，渐渐地不同力量在这空间又达到微妙的平衡：几群老伯每日固定到公园一角落下棋，无家者就在另外一些角落聚居；白天街友们也常常离开公园，去吃饭、打工或服用美沙冬（注：美沙冬也称美沙酮，是一种合法、医学上安全的止痛药物；香港卫生署设立美沙酮诊所，免费为吸毒者提供美沙酮，帮助他们戒毒。），警察不时进来巡逻，而负责管理公园的政府部门康文署每个星期二、星期六的早上花1、2小时洗地。
事发当天下午，约70人聚居的公园，只有20多名街友在场。周雄光正准备推着坐轮椅的表哥去找吃的，突然看到大群防暴警察冲进来，两兄弟一阵慌乱。他记得警察喊，"你们不收拾，东西就全扔了！"耶稣记得当时大家都惊慌，"防暴警察戴了钢盔、盾牌，好似打仗一样，你惊不惊？我们个个老弱伤残。"大家来不及收拾。
周雄光说，没多久，警察就拉起警戒线，喊："你再收拾就连你也抓了。"
12辆垃圾车后来短暂停放在公园一角，但无家者们发现，车内有水，大家的衣物、床垫都湿透了，数十人的财物混杂一起，每辆垃圾车足有半人高，行动不便的他们更难以一一寻回物品。那一夜香港仅有摄氏10多度，大家直接睡在地上，许多人彻夜无眠。
这些被当作垃圾的，原是无家者的宝贝：有街友阮少碧一直珍藏的去世姊姊的老照片，也有街友陈志荣为了去朋友婚礼而特意买的两套西装，陈志荣记得，那些体面的西装只穿了3、4次。
事发第二日中午，社工吴衞东接到了无家者刘嘉曦来电投诉，才知道出事了。公园街友中，嘉曦是最年轻的一位，30多岁的他身材壮硕，早年在街头做推销员，口才不错，常常代表基层团体到立法会发言，披露民生困难。
接到电话后，吴衞东两次去公园探访，一一询问无家者遗失了什麽财物，同时联络媒体採访，他一直工作到翌日凌晨，并在12月23日凌晨4点多给管理公园的康文署和警方发去一封电子邮件，查询警方执法的理据，并询问如何拿回无家者们的物品──这电子邮件后来将成为法庭上的关键证据。
在深水埗，吴衞东服务基层超过25年，他工作于非政府组织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街坊有大小事都找人称"东哥"的他。和无家者打交道多年，他知道像嘉曦这样有权利意识者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被权力和生活磨成了顺民。
"当政府叫他们去做什麽事，他们会认为是合理的、应该去听从。他们没有想到，听警察的话走开之后，会被扔掉自己的东西；他们没有想到有人行使公权力的时候，偷走他们的东西。"
吴衞东记得，街友们都很愤怒，第一次见记者时，耶稣直言："政府践踏了无家者的尊严"。
康文署和警方没有回答该怎麽取回无家者的财物。2天后他们回信指，所有物品已根据一贯程序弃置了。吴衞东随后又约见了不同政府部门，得到的回复是：如果无家者有困难，可以联络社会福利署求助。
"我们不是要施捨，随便给我们几件衣服就行⋯⋯我们是受害者，（和政府）平起平坐，去社会福利署求助，就变成了求助者。"吴衞东说。2020年6月，他决定和同事一起，协助有意愿的无家者起诉政府。
打官司意味着个人资料和故事都曝光在镁光灯下，不少无家者迟疑了，担忧曝光经历会影响家人。但最终，14名街友还是决心参与，其中就有大发、耶稣、周雄光、马月荣、陈志荣、阮少碧等，众人提出3,000至12,000港币不等的申索金额，包括财物损失和精神损失。
在香港，小额钱债申索主要处理75,000港币以下的财物纠纷，它倡导简易程序，不设律师代表，提交证据责任归于原告。这意味着街友们必须自己清晰作供词，还要懂得盘问被告──代表香港政府一方的律政司。
"为什麽你有21罐午餐肉？"法庭上，政府态度强硬
吴衞东说，蚍蜉撼树的过程并没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它常常错漏百出，并陷入繁複的司法流程。
长年流落街头，无家者的记忆、精神和表达能力都不如预期，少有人能亲手写下详尽的口供文件。吴衞东和同事陈仲贤首先模彷警察做笔录的方法，一一询问街友们事发经过和遗失的物品，为大家写好供词，但来到庭前复核，即法官查看控辩双方证据的环节，问题还是不断涌现。
"法官反复说有些文件没有整理好，有些口供不够仔细，还有的地方标点符号和格式不对，就这样一共进行了7次庭前复核。"吴衞东说。等完成所有的庭前复核，正式开庭已是2021年11月9日。这时距离案发已将近2年。
开庭的一个月前，马月荣因肾衰竭去世了，14名街友中有人入狱、有人失联，最终9人上庭作证。开庭当天，周雄光手捧表哥的黑白遗像来到法庭。
"我想他在天之灵保佑我们，看着我们，想带他一起见证这件事。"周雄光说，表哥在案发时丢失了床垫、回乡证以及数百港币现金，但他惦记的不是钱，弥留之际马月荣对他说，"一定要取回公道，要法庭拿公平公正出来，不要捂着良心。"
开庭时，代表政府一方的律政司态度强硬。辩论的焦点首先集中在行动的执行方式，透过警员、康文署职员的供词，律政司强调几点：
- 执法人员行动前给了无家者25分钟（而不是几分钟）去收拾；
- 无家者没有表明自己是物主，也没有表明要拿回物品，所有物品按照程序，放置3天后无人认领，就丢掉了；
- 行动后执法人员已经"让现场的无家者通知不在场的无家者"，而且无家者没有在物品上写上名字，政府没有责任去寻找物主。
这些说法和街友们的供词大相迳庭。而更困难的辩论集中在每个街友到底遗失了哪些财物。
首先作证的嘉曦说，自己遗失了3,000港币现金和21罐午餐肉。法官问，"为什麽你有21罐午餐肉？"嘉曦表示，自己是露宿的，有志工派发午餐肉自己就留起来，饿了就开一罐来吃。
律政司又问，3,000港币现金，是由哪些纸币组成？嘉曦被问住了，说是500元纸币；律政司马上质疑，为什麽口供文件上写的是三张1,000元纸币？
等到大发出场，他供称自己遗失的6,000港币放在一个腰包，而腰包放在红白蓝袋中。律政司又指出：口供文件上记录的失物中，并没有红白蓝袋。
另一名街友赵金兴在庭上表示，自己不见了一件Levi's牛仔衫，律政司再指出：口供文件上写的是Levi's牛仔裤。
"法官也质疑他们的口供⋯⋯毕竟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他们也没有都背熟自己的口供，对方就很容易指出他们的漏洞。"吴衞东回忆，在法庭上，他很担心大家要输掉这场官司了。
"迟来的正义"：判决确定无家者胜诉，但⋯⋯
这不是香港无家者第一次面临突如其来的清场以及财物被丢弃。2012年，食物环境卫生署职员突然来到通州街天桥底清场；2015年，警方和食物环境卫生署等3个部门联合到油麻地一条行人隧道进行清场。
2次事件后，吴衞东都曾协助受害的无家者起诉政府。当时政府承认自己没有事先通知无家者，同意庭外和解，赔偿无家者一定金额。事件在社会上引发轰动，2012年的事件被改编为电影《浊水漂流》，但庭外和解也意味着无家者的权益并没有被法庭确认。
"这次万一输了，无家者的权益会不会从此不受重视，政府又证明了他们是对的？以后不用通知就可以丢你的东西？"吴衞东内心充满压力。
开庭后，大家又陷入漫长的等待。宣判日排到了2022年3月29日，香港正爆发严峻的COVID-19疫情，街友赵金兴等不及听宣判结果，就因疫情而去世了。
出乎吴衞东和街友们的意料，法庭裁决，无家者胜诉了。小额钱债审裁处的审裁官指出，法庭相信无家者们在这次事件中因财物被丢弃而遭受金钱损失，并拒绝採纳政府一方的说法，同时指出关键在于政府在行动中没有妥善谨慎地保管无家者的财物。
审裁官指出，行动时许多无家者并不在场，而且部分无家者是老弱伤残，政府要求他们"自己伸手进入一米深的手推车去寻回个人物品，未免太过强人所难"。同时证据显示社工吴衞东有在3日之内发电邮查询如何拿回物品，清楚表达意愿，绝非政府所指的无家者没有表明物主身分。然而，法庭却认为无家者不能成功举证遗失了哪些物品，无法提供单据或相片等证据，法庭只能"象徵式"赔偿每名无家者100港币。
走出法庭，吴衞东和陈仲贤都感到振奋。"终于告赢了，松一口气，拿回了公道，当然是迟来的公义。"吴衞东说。
过了一阵，大家才反应过来：赔偿的，是每人100港币。
"就像给乞丐的"，100港币的公道
这些年香港草根社区深水埗正经历快速的仕绅化。坐在通州街公园抬头看，紧邻公园的土地已成为不同地产商竞技的舞台，数十层楼高的高尚住宅见缝插针，平地而起，一个两房一厅的单位租金约每月19,000港币。而一旁的通州街天桥底，已被铁丝网围得严实。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助理教授陈绍铭研究香港贫穷问题，亦是註册社工，他指出近年政府的驱赶和清理政策并不能解决无家者的问题，相反，它让以前四处分散的街友更集中聚居到一些地点，变得更显眼，更容易引发社区内其他居民的不满。伴随着深水埗社区的改变，他预期未来无家者的生存环境将更加恶劣。
根据香港社会福利署，香港无家者人数近年不断上升，已登记无家者人数从2013～2014年度的746人上升至2020～2021年度的1,580人（注：指有从社会福利署或相关社福机构获得服务资源的无家者。）。陈绍铭同时指出，香港政府至今没有统一的无家者政策，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并无协调，儘管社会福利署有资助多家非政府机构进行街友服务，但其他部门继续执行驱赶和清理的政策。
这次上庭之后，大发最深的感受是，街友这个边缘群体一直不被社会所理解。他听着法官和律政司的盘问，生出了这样的感慨："法官作为读这麽多书的上等人，我们为什麽会沦落到睡大街，当中他们一个都不理解。"
"到结尾最后都是胜利，我不知是感动了什麽，或者邪不能胜正，应该是要还我们一个公道，"大发说着，但想到100港币的赔偿金额，他又觉得这份公道来得有些侮辱人，生出一阵愤怒。
他认为，"穷人最终还是斗不过有钱人的"，这几年看着公园周边盖了一座座新楼，早知此地不宜久留，"花千万元买这些楼的，哪个人想下楼看到我们这些白粉友？始终都是要赶走的。"
2021年11月，社工吴衞东、陈仲贤和一众街友在香港法院门外，为去世的无家者赵金兴默哀。（照片提供／吴衞东）
周雄光今年已经69岁，大半辈子忍受贫穷，但对钱，他看得很透。
"（告政府）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公道，钱有什麽用？有命就有钱。"
他缓缓说，表哥终于可以安息了，但想到赔偿是100港币，他又生气了，"100元？就像给乞丐的。"
获裁决后，吴衞东与陈仲贤再次协助街友们就赔偿金额进行复核。在等待复核结果的日子裡，他们和嘉曦等街友们一起去康文署请愿，不久后康文署约见吴衞东开会，终于就2019年的行动表示道歉，并承诺以后清理场地时会提前14天告知无家者，倘若收走无家者物品也会拍照记录、妥善保管并张贴告示通知无家者。
吴衞东觉得，多少算是等来了正式的道歉，但综观来看，多年来民间团体、学者和议员所倡导的无家者友善政策，包括借鑑台北经验，设置无家者储物空间、在深水埗设立无家者自助服务中心等，似乎看不到丝毫推进，而数年前积极倡议无家者友善政策的民主派区议员，也已经在政治清算潮下离职。
又过了3个月，2021年7月底，法庭再次传来裁决，无家者们复核失败，裁决维持每人100港币的赔偿金额。8月初，吴衞东收到政府寄给无家者的支票，法庭考虑到距离裁决已有一段日子，在赔偿金额上加了1.1港币利息，每个受害的无家者获赔101.1港币。
然而，嘉曦永远看不到这张支票。近来他因身体疾病而获快速分配公屋，但才住上公屋一阵子，8月5日，他被发现一个人在屋内去世，终年39岁。
8月16日，街友们来到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中心，领取支票，同时为嘉曦举办追思会。
在烛光和黑白遗照后，吴衞东问起，大家收到101.1港币有什麽感受？一直沉默的陈志荣踢了踢脚上有兔子公仔的粉红色拖鞋，只说了一句，"这拖鞋都要89元。"
周雄光今年已经69岁，大半辈子忍受贫穷，但对钱，他看得很透。
"（告政府）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公道，钱有什麽用？有命就有钱。"
他缓缓说，表哥终于可以安息了，但想到赔偿是100港币，他又生气了，"100元？就像给乞丐的。"
获裁决后，吴衞东与陈仲贤再次协助街友们就赔偿金额进行复核。在等待复核结果的日子裡，他们和嘉曦等街友们一起去康文署请愿，不久后康文署约见吴衞东开会，终于就2019年的行动表示道歉，并承诺以后清理场地时会提前14天告知无家者，倘若收走无家者物品也会拍照记录、妥善保管并张贴告示通知无家者。
吴衞东觉得，多少算是等来了正式的道歉，但综观来看，多年来民间团体、学者和议员所倡导的无家者友善政策，包括借鑑台北经验，设置无家者储物空间、在深水埗设立无家者自助服务中心等，似乎看不到丝毫推进，而数年前积极倡议无家者友善政策的民主派区议员，也已经在政治清算潮下离职。
又过了3个月，2021年7月底，法庭再次传来裁决，无家者们复核失败，裁决维持每人100港币的赔偿金额。8月初，吴衞东收到政府寄给无家者的支票，法庭考虑到距离裁决已有一段日子，在赔偿金额上加了1.1港币利息，每个受害的无家者获赔101.1港币。
然而，嘉曦永远看不到这张支票。近来他因身体疾病而获快速分配公屋，但才住上公屋一阵子，8月5日，他被发现一个人在屋内去世，终年39岁。
8月16日，街友们来到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中心，领取支票，同时为嘉曦举办追思会。
在烛光和黑白遗照后，吴衞东问起，大家收到101.1港币有什麽感受？一直沉默的陈志荣踢了踢脚上有兔子公仔的粉红色拖鞋，只说了一句，"这拖鞋都要89元。"
粉红色拖鞋与周志荣（右）。（摄影／陈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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