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自民主派初選47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一案的87A報道限制解除以來，不少傳媒已盡力披露限制本覆蓋的、過去一年間的十多場交付程序聆訊內容，以及百餘頁的案情撮要內容。但為何此案的交付程序會延宕一年、這一年間控辯雙方角力的主要矛盾是什麼，這些問題似乎未有展述，讀者小柑來稿解說。
自 2021 年 7 月 8 日第一個交付提訊日（Return Day）開始，47 人案的交付程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到 2021 年 9 月 23 日為止，針對12,290頁文件翻譯、認證翻譯（certified translation）的安排和豁免；第二個階段是到2022 年 3 月 4 日為止，辯方要求控方說明其實質指控，提供指控詳情（particulars of charge）和案情撮要（summary of facts）讓各被告可以決定是否答辯；第三個階段是到 2022 年7 月 6 日為止，主理案件的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劃定死線，要求各被告答辯，並隨著第五被告吳政亨的閉門初級偵訊（preliminary inquiry）完成，將全部 47 名被告交付高等法院。
由於交付程序期間有兩次針對 87A 限制免除的申請，47 人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的最後一日是 2022 年 8 月 18 日，即羅德泉裁判官宣佈免除 87A 限制，並說「這單案在這個法庭算是到此為止了」。
不贅述關於 87A 的爭議，之所以會產生長達一年的纏鬥，主要是因為兩個關聯的問題：
1）47 人有共謀嗎？共謀了什麼而犯法？
2）是先有案情，還是先有答辯？
由於交付程序的目的是讓裁判官檢視控方案情，從而決定案件是否應該被交付正審，「共謀了什麼而犯罪」，是整個檢控是否站得住腳的關鍵。
辯方律師指出，控方必須「明確寫下」（put in down on writings）， 47 人全部同意的「謀」究竟是什麼、而為什麼這個「謀」足以構成刑事罪行。辯方認為，如果不能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被告就難以決定是否答辯，甚至檢控都是不妥當的。
辯方要求控方就控罪提供更多詳情（particulars），提供案情撮要（summary of facts），讓辯方搞清楚控方在指控什麼，從而可以給被告適切的法律意見。這些詳情包括：罪責要素，控方在審訊中會依賴的資料，被告使用了什麼非法手段，什麼是「國家權力」（state power），明顯行為（overt act）的構成元素，是連帶控罪還是分別控罪（conjunctively or disjunctively）。
但控方認為，他們已經提供了「多過平時」的資料給控方，而且控罪書（allegation）也是「非常全面的材料」，他們沒有義務，也不能夠在被告答辯之前就交出案情撮要。控方的立場是，被告必須先答辯，擬認罪的被告才會得到案情撮要。
根據《裁判官條例》80B 條，檢控官須在提訊日前不少於7整天，或在被控人同意的更短期間，將以下文件送達被控人：申訴書或告發書副本一份；控方擬在審訊時傳召的證人的陳述書副本；呈堂文件副本；及呈堂證物清單一份。控方認為這並不包括案情撮要，而且刑事訴訟程序中，案情撮要會在被告人作出擬認罪答辯之後，才在公開法庭讀出。
這個對立就是一年爭議的核心，也帶來了庭上言語交火：
辯方的資深大律師李志喜明言：「我們不會被人用槍指著來答辯。」（We will not be held at a gun point to offer plea.）
代表控方的羅天瑋則堅持，「 如果他們不認罪，他們就什麼都不會有，下一份看到的文件就是開案陳詞」（If they plead not guilty, they will have nothing and the next thing will be case opening.）
什麼串謀，什麼罪？
民主派初選是一個共謀嗎？這個共謀是 47 人全部同意的嗎？47 人全部同意的共謀是什麼？這個「47 人全部同意的共謀」為什麼是刑事罪行——為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
在最早由警方準備的控罪書（allegation）中，這個串謀是：
「2019 年 12 月 10 日到 2020 年 7 月 30 日，香港大學前副教授戴耀廷（第一被告），聯同其他人，包括區諾軒（第二被告）、趙家賢（第三被告）、鍾錦麟（第四被告）和吳政亨（第五被告），和其他有意參加立法會選舉的人（第六到第四十七被告）串謀，組織、策劃或參與了 2020 年 7 月 11 日和 2020 年 7 月 12 日舉行的初選，以選出民主派候選人參加立法會選舉。通過這個初選，泛民主派成員的目標是在立法會取得具有控制力的大多數（即在立法會中取得超過 35 席）。
「進一步曝光的是，第一到第四十七被告一同串謀並聯同其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目的是濫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73 條賦予他們作為立法會成員的權力和職能。」
在交付程序最後讀出的案情撮要（summary of facts）中，這個串謀是：
「成為了議員並控制立法會之後，這些被告人會進一步行動來實現他們的計劃，那就是（i）無差別地否決政府提出的任何預算案或其他公共開支議案， 無論該議案是什麼內容或內容是否有可取之處；（ii）迫使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從而癱瘓政府的運作；（iii）最終導致行政長官辭職，以實現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
無論是控罪書還是案情撮要，都將戴耀廷教授發表的《攬炒十步曲》等文章視為重要的文件，以此來錨定那個「當選之後的共同計劃」。不過，戴教授提出的「攬炒十步」、或者控方根據他們對「攬炒十步」理解而寫出的「顛覆三步」是否等同 47 人全部同意的「共謀」呢？
在案情撮要中，唯一一份 47 人都簽署同意了的文件，只有「初選提名表格」，而這份表格裡面確認的是「同意和支持戴耀廷和區諾軒所領導的協調會議中所取得的共識，包括『民主派35+公民投票計劃』及其目標」。
翻查 2021 年 1 月 47 人大搜捕剛發生時，《明報》的報導如是說：
「戴耀廷早於去年3月已牽頭協調民主派立法會選舉參選名單，民主派5月達成共識會簽署由戴草擬的初選協議，內容為『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特赦抗爭者、叫相關人士為警暴問責，及重啟政改以達雙普選』，當中並無提到攬炒、令政府停擺。其後戴耀廷稱初選人毋須簽署，因不想協議成為被DQ藉口。」
「『抗爭派』擔心民主派政黨「反口」，另發起『墨落無悔 堅定抗爭』抗爭派立場聲明書，當中亦無提到攬炒、令政府停擺，內容同樣為『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撤銷所有抗爭者控罪，令相關人士為警暴問責，並重啟政改達致雙普選』。」
抗爭派的「墨落無悔」聲明縱然被控方指為「關鍵文件」（Key Document），簽署人只有 37 名，並非在 47 人中被告的全部初選候選人，民主黨、社民連及個別候選人如徐子見、毛孟靜、林景楠就沒有簽署。
即便如那個「陰謀」如案情撮要所言，取得多數議席的民主派議員無差別否決政府議案，導致行政長官辭職，其中的「非法手段」是什麼呢？為什麼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就會癱瘓政府運作？為什麼行政長官辭職，就「顛覆國家政權」了呢？
大律師祁志（Nigel Kat）：「一個共謀就是一個一齊做某件事的共同協定。如果我同意去做的是另一件事，或者用另一種方式去做這件事，那就不是同一個『共謀』。這個共同協定及其所犯的罪行必須首先被準確描述……指控的用語措辭必須包括一個足以構成犯罪的共同協定。」
資深大律師夏偉志（Graham Harris）：「我們要問的是，國家政權什麼時候被顛覆了？這個本案一個非常核心的議題。指控指出，被告通過取得立法會多數席位，從而全面否決政府提案，這樣來顛覆國家政權。但香港特區的架構中，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是分開的。顛覆一個政府，和否決一切提案，有非常重大的差別。」
大律師張耀良：「這些被告人被控串謀犯下了一項未來行為。我們假設他們當選了，成為了立法會議員，並否決所有議案，這樣就構成了一個刑事罪行——這就是控方的案情嗎？我想我們是時候講清楚了。」
大律師吳靄儀說：「我讀過控罪書了，控罪書長是長，至於是不是講到重點就確實叫我費腦筋。」
「不是自願答辯的請舉手」
辯方律師在庭上直斥控方提出的是一個「壞指控」（a bad charge），但他們並未能說服法庭根據《裁判官條例》第 75 條，有關指控不妥當、不應被接納，爭取控罪詳情也被羅德泉裁判官全面否決。
2022 年 2 月4 日，羅官在裁決中說，罪責元素是辯方律師的判斷，什麼文件和證據不利於被告也是辯方律師要負責的判斷，被告用了什麼非法手段是正審要處理的事實問題，什麼是「國家權力」也是正審要解決的問題，控方要在正審中說服法庭什麼是「明顯行為」，至於 47 人在串謀中是連帶還是分別的關係，也是正審要處理的事實問題。
當時案件已經在裁判法院延宕近一年，一個月後，羅官首次表示，有意給被告的答辯劃死線，好讓控方可以開始準備案情撮要。
這個提議遭到辯方律師們的強烈反對。律師們指，決定答辯的會面是被告與律師最重要的一次會議，不應被限時完成，尤其是當時探訪正受到疫情的嚴重影響，而且裁判官在法律上根本沒有權力給被告人的答辯劃死線，這樣的安排是「不尋常」「令人震驚」。控方則堅持，不答辯，無案情。
不過在這次提訊結束之後，司法機構旋即公佈因應第五波疫情而暫停大部分聆訊，律師到懲教院所進行公務探訪也被暫停。答辯死線事宜在 4 月28 日重返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議，羅官說「瓶頸似乎是案情撮要」，控方堅持「瓶頸是答辯」，辯方律師也最後一次力推法庭命令控方提供案情。
資深大律師李志喜：「到今天為止，到底這個『串謀』是什麼？47人被指稱共同協定了什麼？我們只有一個指控，然後不斷收到各種後續版本。控方需要講清楚，他們的準確指控是什麼，47 人共同協定的是什麼，你們控方指稱的這個協議的關鍵元素是什麼。這份檢控文件完全沒有這些詳情細節。控方得以圍著這個指控翩翩起舞，加鹽加醋。如果你（裁判官）不要求控方以書面方式寫清楚他們所指控的『共謀』及其關鍵元素是什麼，這種情況只會愈演愈烈。我們不應該再浪費時間，就找一張紙寫下來——47 人共同協定的是什麼。47 人必須同意同一件事，否則這份文件就是多餘的。這是一個壞指控。」
主控羅天瑋反駁，控方老早就把各種資料都交給辯方了，辯方也有大量時間研讀文件，並直接威脅「當他們有了所有材料， 他們完全沒有其他理由再要求押後答辯，現在這樣就是公然選擇了不認罪。」（When all materials are in hand, they simply give no further reasons for seeking adjournment on giving indication on plea. It’s blatantly a choice of not guilty plea. ）
這時另一名辯方律師向法庭讀出他們收到控方材料的一個時間表：各被告在 2021 年 1 月被捕，之後一直被還押，直到 9 月才第一次收到文件。之後在（2021 年）9 月 8 日，我們收到3.72GB的文件。10 月，再收到1,000頁的文件。11 月，1,600頁。11 月 22 日和 11 月 29 日，又有幾百頁。（2022 年）1 月 7 日，他們又送來了3.3GB 的文件。1 月 23 日，300GB。而最相關的文件，案情摘要（the brief facts），有 22 頁。之後因為疫情，我們無法妥善地見委託人。3 月 1 日，18.1GB 材料。（3 月）25 日，收到 69 頁的案情撮要。
羅德泉裁判官最後的決定「不怪任何人」，不過「凡事都有底線」，指令 6 月 1 號和 2 號為下一次交付提訊，有意作認罪答辯的被告要在 5 月 12 日下午 5 點前告知控方，如果沒有任何答辯意向，會被視作不認罪。如此，在 6 月頭四日的最終交付提訊日，就有了29 被告作擬認罪答辯，17 被告作擬不認罪答辯，1 被告選擇初級偵訊。
聽完認罪答辯之後，羅官說：「不是自願答辯的請舉手……沒人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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