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8 July 2020

盧斯達 除了馴服香港,《國安法》旨在輸出一套普世適用的新文明秩序

香港《港區國安法》由北京極速訂立之後,除了即時政治影響之外,對香港和世界都有深遠的文化影響。即時政治影響,就是人心惶惶,這兩日甚至有消息指,「港府正準備出境申請,要求所有市民出境至非中國地方,必須得政府審查及批准」,特區政府亦少有出面「闢謠」,指絕無其事。

「謠言」增加,反映空前的信心危機,而政府以往作為社會公信力當然代表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在反送中抗爭爆發之後,特區政府開始營運「添馬台」這個臉書專頁,除了發佈官方消息,也經常要「闢謠」,這正說明了「國家昏亂,有忠臣」的道家智慧,以前根本不用「闢謠」,因為香港有史以來都未陷入過如此的信心危機,才要有「闢謠機器」;「闢謠機器」的存在,弔詭地說明了政府本身不獲信任。

《國安法》極速醞釀的時候,特區之首林鄭月娥尚且無法回答事情,因為她表示自己都未看過相關條文。連理論上在香港擁有最高權力的林鄭,都無法知悉條文詳情,一般人的惶恐就十分容易想像。雖然2019年的抗爭,犯法者主要以「素人」為主,知名人士只是道德支持或者低調參與,但《國安法》的消息,也馬上導致香港知名的年輕人組織(香港眾志、香港民族陣線、學生獨立聯盟等)馬上解散,一些成員亦被迫離開香港;一些不隱瞞政治立場的食店,像龍門冰室,也高調宣佈「退出黃色經濟圈」;至於跟運動可謂關係極微的政壇上一輩,像李柱銘和陳方安生等,也程度不一地表態,跟衝擊行為割席;而香港的公共圖書館,在今日也據報開始審查書籍,與知名政治人物或者本土論述有關的書籍,都在電腦系統顯示「審查中」。

以上是幾天裡面的急速改變,可說是令人體驗了「山中一日,世上千年」的政治過山車。

中國的想法,有短抓和長臂。短抓是即時的「止暴制亂」,事實上法例的確嚇怕了很多人,令他們承受空前壓力而萌生退意(或假意潛藏,靜待時機),不過「暴」與「亂」事實上也沒有完全消失,在法例通過之後的第一天,即7月1日,雖然大遊行多年來第一次「不獲批准」,照樣有很多人上街,甚至在警察鎮壓拉人的時候,有人「搶犯」,幫助被抓者逃脫;甚至有人駕電單車撞警察、有年輕「刺客」用刀刺警察等等。雖然犯法的範圍縮小了,但烈度卻加強了。

至於「長臂」,就是法律政治之下的「文化影響」。很多人會噤聲,例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被特區政府定性為暗示「港獨」,認為這句口號主張要改變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這可能才是中國的下的那盤棋,中國也許不是不了解,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既反映香港泛抗爭群眾的團結,也存在著分歧,也就是很多知名人物、政壇前輩,並沒有發動抗爭,而是「素人」自行其是。而有很多人自行其是,就證明著過去北京對香港菁英的統戰,已經隨世代更迭而失效。

李柱銘不斷在訪問中強調,年輕人不聽他的主張,便是證明。有份撰寫《一國兩制白皮書》,為香港開出強硬治理藥方的強世功,就理論化地將香港問題分為兩邊,一個是香港的政治主權,以及文化主權。他認為香港政治主權在北京手上,但文化主權卻在英美世界手上。他們認為,2014年以來香港的種種,說明了文化政治、文化主權這條戰線,中國做得不夠好,即香港人整體在文化上、意識形態上傾向英美世界,才導致香港如此難馴。

中國的藥方,就是希望在文化上改變香港。所以他們已經不是在經濟上、公共控制等方面著手,而是希望進行一個social re-engineering,改變「開放社會」,設置一些言論和行為的禁忌和底線,因為香港過去「太自由」了。《國安法》的後手,既在即時的阻嚇,也在於政治文化影響,因此「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要禁,因為它背後是一套文化;中國也大炮轟擊過「黃色經濟圈」這個概念很多次,不在於經營「黃店」的東主個個都是鐵骨錚錚的硬漢,而是它將生活和政治抗爭融為一體,是一種持久長遠的危險文化。

強世功在其論述中,早就露骨地說過,北京在香港統治的目標,是要對香港人「洗腦贏心」。香港教育體系正在受到改造,這非常明顯,書籍發行恐怕也會受影響,集體自我審查一定是第一波文化影響;然而香港在體制之外的庶民文化,那一層非菁英的內容,即網絡和黃店,恐怕才是首要目標。

親北京人士說,《國安法》的效果是等於「二次回歸」,希望大家「放下屠刀」;而香港的親北京法律學者陳弘毅則說,《國安法》等於北京提出新的香港社會契約。這些意見和輿論風向,千頭萬緒總結就是一條:文化政治和憲政秩序。香港對於中國的具體作用,外面已有很多高論分析過,但對於中國來說,香港仍然有GDP、美元、和資金避險等具體作用以外的文化象徵意義,她是19世紀天朝帝國崩潰的碎片,「中國模式」不只是中國資金,而是一個具集文化、政治、經濟的文明秩序。

「中國模式」在香港成功,代表廣義的中國文明,克服了世界秩序、英美文明的侵蝕,「人心回歸」形諸於外,是吹響反攻西方現代性的集結號。所以對於香港以外的其他國家而言,中國的「文明輸出」將不會止於香港,而是必然「走向世界」,將「非開放社會」的方案推銷出去,或用自己的國力輸出去。具體結果,必然是削弱近世以來風行世界的主權國家秩序,將萬國重新排序為「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或「以中國為中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中國自覺「中國模式」是人類最高的政治文明,而「王化」必須照遍世界。所以《國安法》適用的,不只是香港人,而是全球人類,只要進入香港就可能觸法。

英美秩序世界很明顯已有所轉向,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和東方「聖人之治」的秩序衝突,已經進入戰國時代。首先是美國,然後加拿大、英國、澳洲最近都一反常態,一度停滯的世界政治時間,再次開始流動。

台灣人首先當然像其他國家一樣,要固守自己的傳統,避免完全落入左岸聖王管轄,要以香港為戒;而香港也會產生一些數量不多的難民,英美世界將會吸收一部分,而台灣的條件未必像加拿大英美之類,也有敏感的國安疑慮,具體如何審查,當然是台灣人民的主權事務,不過不少人都覺得,先為緊急個案和支持民主主義的年輕人提供援助,既符合人道主義,也減少國安問題。

這些新力軍的視野、經歷和能力,也可以充實台灣的文化防禦力,年輕港人也適應力強,不會提議台灣闢出特區、大費周章要再現一個「新香港」,因為97前後出生的年輕人,沒有回望過去黃金時代的本錢,他們總是未來主義的,在乎自由人權和反抗極權,而多於要求別人為他們打造一個既定生態保護區。畢竟他們深明大義,知道如果世界總戰線失敗,生態區亦覆巢之下,沒有完卵。

總而言之,台灣的獨善其身,已經是貢獻了自由世界,沒有必要「建設民主中華」,也不必當香港人反攻中國的基地;但終究自由區和非自由區也在同一場戰爭中,為了將來的戰鬥,在不影響自身體質的情況下,及早動員、早做戰略投資,聯結海內外盟友,分清敵我,也是為了將來作打算。戰略線的健康延伸,有助保衛台灣本土的自由生態環境。




作者為香港本土主義者、作家,評論人。關注中國殖民主義、香港主體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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