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憑試歷史科必答題：「『在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教育局長楊潤雄在記者會說，「大家都知道日本發動侵華，題目本身沒有討論空間，只有弊，不會有利。」楊又說，試題「有引導性，考生可能因而達至偏頗的結論，亦嚴重傷害在日本侵華戰爭造成大量喪生的國民感情與尊嚴」。
既然「大家都知道」「沒有討論空間」，那麼學生的回答也幾乎一定是「只有弊，不會有利」了。這樣又如何會「達致嚴重傷害國民感情與尊嚴的偏頗結論」呢？楊局長自相矛盾。
楊潤雄表示，試題引用的資料偏向日本對華援助，學生極有可能被引導去作答「利多於弊」，得出「和整個民族理解不符合的結論」。
所指試題資料，有參考資料C及D。資料C是引用1905年日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的一篇文章，講清國人范源濂與他見面，提出關於清國派遣留學生去日本，多習武備、教育，少習法政學科，希望今後能到法政大學多學法政，以因應大清的改革。資料D有兩段出自1912年的引文，分別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勳黃興和民國臨時政府向日本請求經濟援助。這是1905和1912年的資料，與日本大舉侵華相距甚久，絕大部份學生應該對這兩個資料缺乏認識，而對1931年後日本侵華則肯定甚為熟悉。試題正是要以清末民初兩個資料，對學生已有的認識作拷問：前期的日中合作是否就能蓋過日後的侵華罪行？以此測試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分析能力。若認為因這兩個資料，學生就會得出日本侵華利大於弊的偏頗結論，那是對學生的已有知識和獨立思考的侮辱，也是對教育應以啟發學生思考為職志的背叛。
胡適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日本侵華，對學生來說，相信原先都是「不疑」的，現在考卷提出了「有疑」處，讓學生深入思考。這絕對是一個很有心思的好試題。中國教育的失敗，導致大多數人民都盲目相信壓迫他們的統治者，正是因為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社會議題歷史議題，都不容許「有疑」。甚麼都不疑，慢慢人們就變成不會動腦筋不敢動腦筋、事事跟從黨意的馴服工具也。
在一個文明、進步的社會，任何問題都不會「沒有討論空間」，因為沒有任何學問是凝固不變的。人類文明的進步，正是從不斷懷疑既有的結論而取得，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只有專制政權，才對所有的政治、社會、歷史議題，有不容置疑的結論，但這結論卻會隨着權力的變更而變更。比如，對文革的評價，就隨中共權力更替變異而改變，現在的結論也不能保證日後不會改。
教育局把一個極好的試題予以污名化，將之取消，不是個別事件，它等於否定了香港過去傳承的做學問之道，不再是「在不疑處有疑」中啟發人的獨立思考，而是從政治上決定對「政治正確」的事情「不得有疑」。
中國過去走的，是與胡適的教誨相反的路：做學問在有疑處也不疑，待人就在不疑處也有疑。整個社會，被不斷變異的政治正確所閉塞，製造出沒有獨立思考和創造力的盲眾；並從敵情觀念出發，對人永遠不信任，永遠懷疑，於是發展成一個人人可疑、人人都會被人舉報出賣的社會。香港教育局的這一小步，實在是社會倒退的一大步。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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