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個個香港人都有（創傷後遺症），係多定少嘅啫。」
在整個訪問系列中，記者對這句說話的印象最深刻。嚴格來說，創傷後遺症指一個人在受到驚嚇後，有某些東西「固定」（fixate）在腦海，甚至影響身體超過一個月；若以此作標準，受訪者的說法大概不太準確，但她的意思大概是：在香港，我們無可避免、或多或少會因為這場抗爭，出現心理或精神創傷。
時至今日，抗爭氣氛轉淡，衝突次數減少。皮外傷結痂了，看不見的傷口又能隨時間徹底癒合嗎？在《國歌法》和「港版國安法」殺到之前，獨媒記者訪問了抗爭者、被捕者親友和心理學家，談他們如何在亂世中面對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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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記者問Katrina（化名），你是「前線勇武」還是「和理非」？她回答：「我覺得唔可以咁樣劃分。」
如果要把抗爭者歸類，把Katrina形容為「和理非中的前線」好像最貼切。她今年22歲，體能不太好，本身有輕微情緒抑鬱，甚少參與前線示威。但在抗爭最熾熱的日子，她每天仍從早到晚忙不過來，充當各式各樣的「後援」角色：當「文宣組」的翻譯、協助中學師弟妹籌備罷課、替外出的朋友留意直播、替被捕的朋友「執屋」……
她覺得自己算是很積極投入：「生活好似只剩低抗爭」。但看著朋友受傷被捕、見證著同學因政治表態而被停學、聽著中學老師的冷言冷語，她也會感到無力：「究竟要做到咩地步，佢哋（政權）先會聆聽我哋嘅聲音？」
警暴與自己的距離
她說自己很同意一句說話：「是你（政權）教會我，和平示威是沒用的。」去年8、9月的香港幾乎每星期均有遊行示威，但政府沒有回應訴求，示威者採取的行動也越趨激烈。11月中，網民發起了「黎明行動」，堵路抗爭最終演變成激烈的校園衝突。警方和示威者在中大對峙時，Katrina接一名朋友的消息：我中彈了，在等候動手術。
她記得，那一刻感覺很震撼：「我唔識講嗰種（警暴與自己之間）近嘅程度……即係平日你打開手機會見到文宣、見到『戰況』，但有一日你打開手機，你見到你個friend喺手術室……」
某程度上，Katrina就是因為那名朋友才進入理大——她覺得自己必須付出多一點點。在中大衝突中，警方發射二千多發催淚彈，多名抗爭者中彈受傷。衝突結束後，社會上的氣氛平靜了好幾天，理大校園雖被示威者佔領，但警方毫無動靜。Katrina隱約感覺到，這不過是暴風雨的前夕，她深信警方遲早會以更激烈的手段，對付理大內的示威者。
人生最接近死亡的日子
她前後共進去了理大兩次。第一次她在裡頭待了一個下午，幫忙煮煮飯、當飯堂裡的「水吧」；第二次她帶了些急救藥物和食物，下午收到警方包圍校園的消息時也沒太為意，直到打算離開時才發現，「真係一條走嘅路都冇」。
那個下午，校園內的氣氛突然變得嚴肅，甚至沉重。Katrina形容，離開飯堂的人不再像是要出去「作戰」，更像是去「送死」。有個蒙著面、她幾乎不認得的朋友在上「前線」前衝過來擁住她哭，說從未後悔和她當朋友，直至另一人過來拍拍他膊頭，他才說：「好啦，要走啦。」
她當時也哭了。「我心諗，點解依啲嘢要喺我哋身上發生……其實我哋做錯咗咩？」人生第一次如此接近死亡，回憶中的每一個細節，她都記得一清二楚。初時，她不斷聯絡親朋戚友找出路，不斷衡量各種逃走方式的風險；她看著示威者試著衝出去，卻不敵催淚彈跑回校內，然後在她二十多米的前方「砰」的一聲倒下；後來她卸下所有保護裝備、準備逃跑，還未離開校園已差點被催淚彈射中頭部，於是只好逃回校園。
從找到逃生路線、到真正成功離開理大的那個晚上，她一直處於精神緊繃的狀態。回家後，她絲毫沒有成功逃脫的喜悅，只感到內疚，結果整夜無眠：「我覺得自己好似扔低咗佢哋（在理大內的朋友）咁……」
相信大人，不如相信時間
逃出來後，她對四周的環境變得敏感。每次聽到巨響聲，她會不由自主的感到害怕，回想起警方的槍聲和汽油彈的爆裂聲；看到街道上的坑渠蓋，她會想起自己逃跑的經驗，然後心跳加速和胃痛；她也不再接觸關於抗爭的新聞資訊，那只會讓她想起種種畫面，然後開始緊張和想哭。
得知學校因為疫情而改為電子教學，也讓她大大鬆了一口氣——至少她不需為了上學而經過紅磡一帶。她跟過去一直有聯絡的輔導員略略提過自己的情況，但不敢說太多，也沒有向其他提供情緒支援的機構求助——過去的種種經驗讓她對任何「大人」失去信心，她寧可相信時間會沖淡一切，也不相信大人能理解她。
事隔近半年，胃痛、心跳加速等生理反應雖然減輕了，但仍然存在；與抗爭有關的新聞，她仍然不敢看。
疫情期間，抗爭氣氛轉淡，她繼續在網上進行文宣，但只出席過一次「元朗721襲擊事件」紀念活動。她說無法預料自己以後的抗爭定位，也不確定自己能為抗爭付出到甚麼地步。
不過她覺得，若真的能夠「光復香港」，付出更大的代價還是值得的——儘管大多數人似乎還未做好心理準備。
記者：陳世浩、梁皓兒
from [香港獨立媒體]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73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