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报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接触和了解渐渐增多。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不同，在中国没有租界，两国之间没有发生过一对一的战事，美国对中国也没有过领土占领。美国在中国的存在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团所办的医院、学校和慈善机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最主要了解是，美国是帮助和支援中国反抗日本侵略与占领的同盟国，由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的胜利，中国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成为二战后世界五强之一，联合国的发起国。美国主持了对中国内战的调停，虽然调停失败，但致力于促成中国的和平。同时，中国人接触到了更多美国产品，对其性能质量之优越有口皆碑。
在建政之前，中共也对美国赞赏有加。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主要领导人对美国人的印象都特别好。在延安时期，中共尽一切努力与美国建立关系，对美方人士积极统战，对象不仅是参加中共活动的“革命老朋友”，也包括美国政府的官方人士，并且成功地争取到美军观察组驻延安三年。
然而，在中共建政后，借助“抗美援朝”运动，把美国树为“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在中国社会，对“美国是头号敌人”的认知是如此普遍，如此根深蒂固，一直延续到七十年后的今天。从最好的朋友到最坏的敌人，中国人认知的转换，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期间，通过中共精心组织、全力推动的“三视运动”而做到的。
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
1949年4月22日，中共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对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动攻击。此前不久，中华民国政府主要官员已经撤离南京。当中共军队发动攻击时，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迁往广州。次日，中共军队占领南京。
这时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未随国民政府撤离。他留在南京，等待时机与中共领导人接触，谋求与中共政权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在此期间，他的秘书傅泾波以老同学的身份，与当时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局长的黄华接触。此后，在1949年5月到6月之间，黄华与司徒雷登多次见面商讨美国与中共政权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6月初，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副国务卿魏博希望他能赴北平会见周恩来，了解中共方面的真实想法。因中共已经宣布，各国外交使节在与北京政权建交之前不再享有外交特权，因此，北京方面决定通过非官方渠道邀请他去北京，于是请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6月28日，司徒雷登获知，北平方面同意他前往，并有可能与当局会晤。司徒雷登将此事电告国务卿艾奇逊。[1]
然而，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他声称“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2]这就是所谓“一边倒政策”，即在国际冷战的情况下，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共政权站到了苏联阵营一边。
此文发表几天后，司徒雷登得到艾奇逊指示，不得前往北平与中共高层接触，以免引起各方评论和联想，并令他于7月25日前返回美国。几经波折后，司徒雷登于8月2日从南京飞返美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特别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关系》，即《中美关系白皮书》。8月18日，作为对《白皮书》的回应，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共建政之初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至此告终。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抗美援朝”与“三视”运动
中共建政后，随即开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这三个政治运动。这三大运动彼此关联，其本质是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然而，中共每一个运动都并非仅仅针对某个单一目标，而是在主要目标中包含其它容易引起争议，但必须实现的目标。例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包含了以“取缔反动道会门”名义的消灭地方自发组织的内容，以及以“移风易俗”为名的摧毁宗教活动。“抗美援朝”运动也不例外，在“抗美援朝”的军事行动之外，还包含了一个清除一切西方影响，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人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影响的运动。
1950年6月，韩战爆发。中共高层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毛泽东决定，中共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与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直接对抗。整个讨论的过程当时均属绝密，民众毫不知情，但是报刊广播中对发生在朝鲜的事件多有报导。中国刚刚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百废待兴，民众需要休生养息，对中国可能入朝与美军作战的情况有很多疑惑。
中共虽然公开站到了苏联一边，但中国社会对美国的好感依然存在。也许是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件事当时是秘密行动。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署“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易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10月19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和西北局的党委书记们，包括邓子恢、谭政、饶漱石、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等，通知他们志愿军将于当日夜间进入朝鲜，在北部“寻机打些运动战”。但是，这一重大事件却不能让全国人民得知：“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3]
毛泽东没有说明哪些工作需要作出准备，但是，紧接其后出现的一系列情况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美宣传，是这些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中共决意出兵朝鲜，而且口号为“抗美援朝”，显然“抗美”是参战的主要目标，“援朝”反而是次要目标，这样也就是把美国列为首要敌人。仅仅几年前还在与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军的美国，突然从盟友变成主要敌人，难免引起民众的疑虑以及“中国是否打得过美国”的担忧。中共必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整个社会肃清美国影响。195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市委一份报告上的批示明确指示：“各地务必利用这次抗美援朝运动彻底清楚各阶层人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
什么是“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南京大学“南京大学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秘书处”的一份文件显示：[4]
根据我们在各方面所了解，今天广大市民群众中存在这些问题：
1、人家没有打到我们头上，我们为什么要去理他们？
2、中国是打不过美国的，因为美国有原子弹。
3、美国在朝鲜打胜仗，为什么说它是暂时的胜利？
4、政府说今年年底要解放台湾，为什么还没有解放台湾，是不是怕第七舰队？
5、近来战争一定很不顺利，因为近来物价有波动，是不是前方战争影响后方物价？
6、我们这里华东区海岸线很长，非常危险，因为美国随时可以派大批海军侵入。
7、解放后生活仍旧不好，还是解放前好。
8、美国不好，但又为什么拿救济物资给我们？
9、美国能不能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10、朝鲜人在中日战争中曾帮助日本侵略我国，他比日本人更凶地杀我们中国人，这一次他给美国侵略是应该的，我们为什么要出志愿兵帮助他们？
11、你们说中国出兵朝鲜，为了我国的安全，但它也影响苏联的安全，为什么苏联不出兵？
12、“美国之音”是美帝的宣传，难道共产党的报纸不是宣传吗？
这些想法就是中共所归结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三视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清除这些“反动”和“错误”思想。
10月26日，即志愿军入朝一周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第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并且提出三条宣传要点和两条基本内容。这两条基本内容是：(1)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2)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之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文件列出了必须“仇视鄙视蔑视”的若干条理由，作为统一的宣传口径；并且说明了具体的宣传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文件将“亲美”列为“反动思想”。[5]
这份文件里的“仇视、鄙视、蔑视”宣传主题很快被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具化为一整套“之所以必须如此”的理由，由此形成一份宣传提纲，题目就叫“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6]“提纲”详细说明对民众进行反美宣传的三大主题：(1)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2)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3)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这三大主题之下各有若干具体而明确的解释，比方说在“仇视美国”这个主题之下列出8条有关美国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政治排斥”的事例，同时又从历史角度列举13条“罪状”来说明美国一贯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些罪状从1844年的美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望厦条约”说起，一直到国共内战期间美国给国民政府的援助，而在最容易激起民众情感的日本侵华那一段，这份宣传提纲提到1937年至1941年美国卖给日本的“军需物资”，包括废铁的数量，却只字不提美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自愿援华航空队”，即著名的飞虎队，以及在通过驼峰航线为中国运送大量物质的美军飞行员。在整个战争期间，驼峰飞行员总共运输了777,000吨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战。在此过程中，美军有509架飞机坠毁、81架失踪。仅1944年1月一个月里，每运输1,000吨物资到达中国就有三人死亡。人员方面共有1,314名机组人员死亡，345人失踪。这些事实，中共都要从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里抹去。
“提纲”自然也没提到美国援华救济会总会（United China Fund）多年来在中国进行的慈善活动。“宣传提纲”中控诉，至1941年底美国输日的废铁还占日本废铁输入的70%，以此作为美国支持日本侵华的证据，却未提起就在这年的上半年里，美国援华救济会总会就为中国筹得50万美元善款。1941到1945年间，2千多万中国人得到援华救济总会的帮助，受益者除了战争难民，还包括16万3千多名儿童，以及30多万学生大、中学师生。
11月3日，人民日报简要刊登“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略去了细节，只列出了“仇视、鄙视、蔑视”这三大主题。从这时起，中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美宣传运动，简称“三视运动”。
“三视运动”的方法
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三视运动”的具体方式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所谓“内部”指的是：
在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部队以内部讨论为主。讨论开始前应由负责同志召集党内外干部会议作有系统的报告，然后由干部分别在所属部门内作报告，然后举行讨论。……在讨论中大体可以由朝鲜问题入手，然后转入反对亲美恐美问题。应鼓励个人自由争辩检讨，以求尽量在思想上彻底解决，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而亲美恐美情绪则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7]
除了人人检讨的“内部讨论”之外，中共中央还指示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不对要出大幅墙报，作专题演讲，购买有关书报，组织街头宣传，各地文艺界和出版界“应大量生产各种艺术品和小册子以应宣传的需要”。[8]
“三视运动”从“仇美”这个主题开始。11月5日，《人民日报》打响第一枪。该报在第四版刊登了一篇“诉苦报告”，控诉1946年北京铁路工人王恩弟被美军射杀事件。从这天起到12月初，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共刊登了39篇控诉文章，这些文章从历史谈到现实，从鸦片战争到朝鲜战场，刊登了大量绘声绘色的描绘。其中有不少“美军对朝鲜人民的血腥暴行”的报道。这些报道往往来源不明，例如，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军对朝鲜人民的血腥大屠杀”的报道，历数6月战争爆发以来在朝鲜发生的针对平民的大屠杀，屠杀者统称为“美李军”，或者“美李匪帮”。报纸登载的那些屠杀是否真的发生过，如果确有其事，究竟是美军所为还是李承晚军队所为？报道语焉不祥。例如这一段：
在仁川，李伪军逃跑之前，从六月二十九日午后一时到七月三日夜半十一时，一共屠杀了和平人民一千多人，许多人全家被杀，从婴儿到八十三岁的老太太都不能幸免。七月四日仁川解放后，在沿海的岛屿、在海岸、在街头，到处都发现被惨杀的尸体。很多青年男女的尸体还扣着手铐。老年人的尸体是五具或十具在一起用麻绳捆着。少年们的尸体是用麻绳勒着脖子，十个到二十个勒在一起。可爱的婴儿们的尸体，则是五个到十三个地装在草袋子里。被屠杀的人们大都是双手反缚，两腿拆断，遍体刺伤，开膛破腹，被弄得四肢残缺不全。[9]
以上说明这场屠杀是李承晚军队所为，而紧接着的下一段却引用一名14岁幸存女孩的话来证明她全家被“美李匪帮屠杀的事实”。这篇报道中还提到8月3日，“溃退的美军强迫当地的农民随他们向南撤退。农民们不愿，反而相率北上。于是，疯狂的美军就用机枪扫射这批手无寸铁的难民，并出动飞机加以炸射……当场死二百多人。”然而，资料显示，1950年8月3日，朝鲜人民军与美军之间在镇东里确实发生过一场战斗，可是因战斗失利因而不得不撤退的并非美军，而是人民军一方。据此，上述描述中的屠杀即使发生，也不会是美军所为。不过，对中共来说，这些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引发民众对美国的仇恨，事实并不重要。
1950年第11月期的《人民画报》开始刊登丑化美国的漫画，此后几个月中，每一期都有类似漫画和宣传画。美术界“生产”了大批宣传画，文艺界创作了许多歌曲戏剧、文学界则推出大量诗歌、小说、故事等等，各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反美文章，对民众进行密集的轰炸式宣传。甚至连少年儿童也没放过，“抗美援朝”期间有不少针对少年儿童的宣传画、连环画、儿歌、童谣等等。
“仇美”态度形成之后，志愿军入朝“保家卫国”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也就水到渠成了。在以国家之力的轰炸性宣传将近一个月后，11月20日，中共军队入朝参战的消息才由《人民日报》通过社论的形式告知全国人民。这时候，“仇美”已经形成强大的“主流观念”；加上街头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各单位内部“人人检讨”式的表态，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一种高度紧张的气氛，“反美”不仅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且成为“进步”和“爱国”的标志。这种高压在人们心里造成恐惧感，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有“亲美、崇美、恐美”情绪的人。使得有些人即使有所疑惑，也不敢公开表示。
“仇美”态度形成后，大量宣传画通过形象语言，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塑造成高大强壮，把“美李匪帮”描绘成渺小猥琐，再通过各种英雄故事，捷报等等“报喜不报忧”的报道，制造出志愿军和人民军“战无不胜”的印象。由于对境外媒体的控制，多数人只能通过这些报道来了解战况，对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但是这样也就达到了树立起对美国“蔑视”和“鄙视”态度的目的。
“三视运动”的最终目标
这场“三视运动”也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文化改造运动。“三视运动”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结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资助的学校，教会学校，以及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改造对象。
美国虽然参与了八国联军镇压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拳运动，但是在“庚子拳乱”之后，将部分“庚子赔款”退回，并且以这笔款项作为中国学生留美经费，帮助中国兴办现代教育，引导中国走上近代化道理。通过这笔经费，从1909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从一千多名考生中选了三批共180名学生赴美学习，为此还成立了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作为赴美留学的预科。
这三批赴美留学生多数学习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化学、采矿、电机、造船、铁道、教育等专业，并且获得各级学位。从清末到抗战之前，先后有几千名学生赴美留学。他们归国后，将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带回中国，在中国创立了许多现代近代科学的新学科。这些留学生为古老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当时的知识界有相当多的人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且在各大学任教。在中共看来，他们天然具有“亲美”的反动思想。
1949年之前，中国最好的大、中学校和医院均由美国的各种基金会资助。美国援华救济总会就是由七个长期在医疗、教育、慈善等方面资助中国的教会和民间慈善组织的联合。援华救济总会的理事阵容强大，包括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赛珍珠、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小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列特、自由之家（FreedomHouse）创办人之一温德尔·路易斯·威尔基、《时代周刊》、《财富》与《生活》三大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三世、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之子西奧多·罗斯福三世、以《乱世佳人》和《蝴蝶梦》两度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美国电影业巨擘大卫·塞尔兹尼克，以及金融家和银行家托马斯·拉蒙得。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担任名誉主席。可见当时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是相当友好的，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对美国在抗战期间的援助也很感激。
据1950年12月29日副总理郭沫若提交给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的报告：[10]
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0000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百分之14.7%，教育方面占百分之38.2%，宗教及救济活动费占百分之47.1%。再就其事业范围来说，近数年来的情况大致如下：（甲）学校方面：在中国的20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即占17所之多；300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约近200所，几占2/3；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贴的约1500所左右，约占全部教会小学的1/4。（乙）医院方面：受美国津贴的在华教会医院约200余所，占中国全部教会医院的半数左右。在解放以前，美国曾通过“善后救济总署”和“中国国际救济会”等机关在这方面积极扩展其势力。（丙）救济事业方面：受美国津贴的有孤儿院200余所，麻疯病院20余所，聋哑学校10所，盲校30所等等，这些救济事业的经费津贴机关为“美国援华救济委员会”。（丁）文化、出版方面：除为数不多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外，过去主要是凭借其直接经营之电影事业进行侵略，在解放前，在中国放映的影片中，美国影片曾占70%以上，这一年来有毒素的美国影片已经被我们完全肃清了。出版方面接受美国津贴的则有少数的教会出版机构如广学会等。（戊）宗教团体：美国教士在中国直接办理的基督教西差会有58个，占在华西差会总数130个的半数，受这些美国差会津贴的中国基督教会约有15个。此外还有各种教会的联合组织和青年团体、出版团体和救济团体等等。属于美国系统或和美国有关的天主教修会约有6、7个，在全国123个主教区中间，有13个主教区的主教是美国人。
中共为了清除“美国在华势力”，将这一切称为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11]必须加以彻底清除。到1951年底，所有这些学校和机构都被收归国有，各教会则通过“三自运动”掐断了与国外教会的联系，留在中国境内的传教士有的被迫离开，有的被罗织罪名逮捕，有的被驱逐出境。
在教育界，首当其冲的就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会联合开办的燕京大学。二十世纪前半叶，燕大是中国教学品质最高、校园环境最好的大学之一，该校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攻读更高学位。在中共发起的“三视”反美运动中，为中国现代化过程培养了无数人才的燕大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典型”，“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心”和“美帝文化侵略的阵地”。
1951年2月12日，燕京大学被教育部接管。此后，中共在燕大全面开展“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运动。具体方法是中共所熟悉的“自上而下，发动群众，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通过“控诉会”、展览会等形式，从“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认识美帝文化侵略本质”到“控诉美帝给我们思想上的毒害”，步步深入地“肃清美帝国主义的文化影响”。不仅燕京大学如此，辅仁、金陵、齐鲁、圣约翰、沪江、之江、震旦、岭南等教会大学也经历了同样过程。最终，中共以“院系调整”为名，将这些大学撤销，一些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等亦随之撤销或者边缘化。[12]
在这个运动中，留洋归来的学者也经历了一番思想改造的“暴风骤雨”。著名学者如雷洁琼、潘光旦、费孝通等纷纷发表反美文章，潘光旦因承认自己有“亲美、恐美情绪”无法过关，后来不得不写了篇“自我检讨”登在《光明日报》上。[13]
清华大学的西体育馆曾经名为“罗斯福纪念体育馆”（Roosevelt Memorial Gymnasium），以纪念老罗斯福总统对清华立校所起的作用，墙上还有他的雕像。在“三视运动”中，雕像被当作“帝国主义侵略”象征铲除。清华大学“觉悟程度最差”的一年级学生，在考社会发展史时，“几乎全都自动地检讨过去自己的崇美思想”。[14]
此外，中学生也被动员起来，按照“宣传提纲”的口径，到工厂、乡村对工人农民进行反美宣传。北京市从1950年10月中旬开始“三视运动”，1951年1月31日，北京市委提交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报告中说：
这次【北】京市学生反美爱国运动，历时三个多月，发展的规模极大，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极为高涨，收获极大，亲美思想一般已被摧毁，崇美心理有极大扫除，恐美心理基本上已被打破。[15]
三个月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先后组织三万多大、中学生到工厂和80%的郊区，对57万多民众进行宣传。北京大学等三十多所学校即动员了21000多名学生参加宣传，并创作了2300件文艺作品。[16]
以美国为敌的不归之路
这是1951年，朝鲜战场战火正烈。中共借战时措施煽起狂热的民族主义，通过中共擅长的群众动员和组织方式，经过一系列精心筹划和展开的运动，中共在数亿人民中完成了将美国从盟友变为仇敌的转折。这是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洗脑行动。在这场意识形态大清洗的同时，中共利用号召捐款、动员参军、组织学生给前方将士写慰问信，妇女缝制“慰问袋”等等各种“援朝”行动，建立起民众对刚刚成立的中共政权的认同和服从。密集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将“反美”与“爱国”紧密结合，并且将之变成对立，即中央指示中的“不共戴天”，“爱国必须反美，反美才能爱国”由此成为多数中国人的认知。“三视运动”的轰炸型宣传方式以后在中国多次重复，并且成为中共宣传战的基本战术。
经过这样的认知转换后，在中国，反美仇美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轰轰烈烈的“三视运动”中被中国人所摒弃。中国从此亦步亦趋地走上了一条苏联式封闭专制的道路。事实上，至今没有回头。
注释：
[1]整个过程黄华和司徒雷登在各自的回忆录里均有记载。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1362页。
[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北京市：学习出版社，1996。138页。
[4]姜庆刚，“一份有关抗美援朝宣传的通知”。《温故》总第20辑。网络版：https://bit.ly/2xHRpwS
[5]全文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211-231页。
[6]《山东政报》，1950年第11期，87-93页。
[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212页。
[8]同上。
[9]《人民日报》网络版：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50/11/26/4/#62626
[10]“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1949年9月—1950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512-513页
[11]同上。511页。
[12]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39页。
[13]同上，238页。
[14]“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学生抗美援朝运动情况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北京市重要文件选编. 1950》。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档案出版社，2001。21页。
[15]同上。19页。
[16]同上，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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