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遲才被世界衛生組織確認為全球大流行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已經傳播到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截至2020年4月3日，全球感染人數已破百萬、死亡人數逾5萬。如果包括中國等國瞞報漏報的數據，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還要大得多。這個於2019年12月爆發於武漢的疫情，給中國和世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也再次展示中共黨國之積弊，並重創應對失當之中共黨國。
席捲全球而勢頭未減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始發於武漢。中共黨國對疫情之因應，已經歷掩蓋疫情、封城封村、復工復產三個階段。貫穿此三個階段之內在機理，乃是中共黨國之制度缺陷和良知缺失。中共黨國在應對疫情之所有重大舉措中，堅持政治掛帥，處處以維護黨國政權之極端自私，壓倒對生命尊嚴和基本人權之起碼尊重，踐踏社會公義、罪錯深重。
第一階段中共黨國扼殺言論自由、掩蓋真相、隱瞞疫情，其自私與愚妄，令人髮指。本來，中國在經歷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之後，已經完善相關法規，並建立起一套防控疫情的完整體制。2003年5月國務院頒發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規定，突發事件監測機構、醫療衛生機構和有關單位，如果發現任何「發生或者可能發生傳染病」、「發生或者發現不明原因的群體性疾病」，應當在2小時內向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報告；接到報告的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在2小時內向本級人民政府報告，並同時向上級人民政府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和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報告。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向社會發布突發事件的資訊。
防控機制完全失靈
2007年中國衛生部還專門針對流行性肺病頒發「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規定醫療機構在收到醫務人員「不明原因肺炎」報告後必須在12小時內組織專家進行會診和排查。根據這些法規，中國當局建立了「中國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檢測信息系统」（簡稱「網絡直報系统」），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負責運行。因為是網絡直報系统，只要醫院在這個系统中點擊報告了病例，中國CDC第一時間就能收到。人們深知，傳染病毒一旦廣泛擴散，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一樣，無法控制。中國當局制定這些法規、建立這些預警機制，目的非常明確，那就是在最初發現疫情之採取果斷措施阻斷流行病毒的傳播。
然而，這麼一整套法規以及疫情預警防控機制，在武漢病毒疫情初期完全失靈。武漢的幾家醫院從2019年12月1日就陸續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在12月中旬就確認了人傳人的病例，這些醫院也將病例樣本送交幾家實驗室和科研機關，進行病毒基因檢測並在12月下旬得到結果。
但是，武漢市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在耽誤了1個月之後才向醫療系統內部發出「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中央政府在耽誤了近2個月之後才授權武漢政府採取社會動員等控制措施。更有甚者，政府當局、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公安部門、官方媒體和醫院當局嚴密封鎖疫情信息，並聯手打壓懲戒艾芬、李文亮等憑著良心和職業道德透露疫情、發出預警的一線醫護人員，將他們誣衊為「謠言」傳播者。
政府當局在這段時間還正常操辦武漢市和湖北省的人大、政協會議，以及「萬家宴」、春節聯歡晚會等有助於疫情的大型活動，並在病例持續增長、人傳人已經導致很多醫護人員感染的背景下，通過衛生健康委員會一再向社會宣布「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護人員感染」，「沒有新增病例」，蓄意歪曲事實、欺騙公眾。
一整套法規以及疫情預警防控機制緣何癱瘓？誰敢讓這些法規和機制作廢？誰有權力使這些法規和機制失靈？鑑於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中北京市長孟學農和衛生部長張文康因瞞報疫情和抗疫失職而被革職查辦，鑑於黨中央按「四個意識」、「兩個維護」等新幫規嚴格要求對習近平的絕對服從，鑑於習近平的打擊異己、嚴酷治吏已使地方官員噤若寒蟬，鑑於習近平黨中央指派的特務鷹犬遍布朝野，當時並不存在武漢和地方官員對習近平黨中央隱瞞疫情或敢於抗命的可能性。我們不難找到在武漢和湖北執行具體指令的很多人員，但是隱瞞和打壓真相的罪魁禍首，正是「定於一尊」、發號施令的中共黨魁習近平。
習近平之所以要求隱瞞疫情，原因在於他視平民百姓之生命如草芥，以個人權位及黨國「維穩大局」為重，竭力營造元旦和春節期間喜氣洋洋的氣氛，以便讓黨國媒體能夠心安理得地對他這位自封的「人民領袖」歌功頌德。其嚴重後果是耽誤了病毒最初爆發時的有效防控，致使疫情失控。肺炎病毒就這樣在不設防的環境中在武漢迅速擴散，並蔓延到全中國和全世界。
封城過猛復工困難
第二階段在驚慌失措中封城封路封村，也造成本可避免的次生災難、犧牲本可避免的生命、付出本可避免的經濟代價。2020年1月23日在毫無準備的條件下倉促封城，武漢受害最大。首先是發生醫療擠兌和大規模交叉感染。封城之後的幾個週內，武漢全城人心惶惶，所有醫院都人滿為患。成百上千的人擠在小小的廳堂和走廊裡排隊，要等幾個鐘頭甚至一整天才有機會就醫檢查，導致新冠肺炎先是在擁擠不堪的醫院門診部和病房中氾濫，然後向整個社會蔓延。
其次，是迫使廣大醫護人員在防護設備嚴重不足、甚至沒有基本防護的條件下接觸巨量新冠病毒，使前赴後繼的一線醫護人員深受其害。中央指導組成員、國務院副祕書長丁向陽于3月6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布會上稱，「在這次疫情發生的早期，主要是今年1月及之前，湖北省有超過3000名醫護人員被感染」，而且「有多位醫務人員因為感染發病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再次，隨意剝奪公民自由權利的措施，也造成了嚴重的人道災難和經濟災難。突然間實行完全封閉式封城封路封戶，使武漢頓成死城。
很多新冠病人和其他重症病人不治病亡，很多健康的人被困在狹小的空間感染病毒。全國性的封城封路封村，則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過火措施。此舉造成經濟停擺和社會停擺，帶來的巨大衝擊和損失社會無法承受，並給社會恢復常態造成額外困難。
第三階段的強制性復工復產困難重重，原因正是上個階段封城封路封村用力過猛以及由此造成的恐慌。復工復產有讓疫情重新爆發的風險，中共當局卻在各項配套工作無法安排到位之時，要求驚魂未定的人們恢復正常工作。產業鏈、供應鏈及交通運輸都突然間全部中斷，市場需求、消費能力及消費信心墜入谷底，根本沒有在短期內回復到疫情前常態的必要條件。沒有了有效需求，復工復產也只是自尋死路。黨國當局復工復產的輿論宣傳，掩蓋不住全國性的裁員潮、欠債潮、毀約潮、撤資潮、破產潮、倒閉潮、失業潮。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習近平暨中共黨國當局在闖下大禍之後，毫無悔疚之心和贖罪之意，而是妄圖借國難之機進一步強化黨國極權及個人專權。中共黨國當局在這場大災難中依然一意孤行，瘋狂摧殘民間意見領袖，嚴厲打壓全國各地傳播真相的公民記者及其他人士，特別是野蠻拘押許志永、丁家喜等維權律師和身處武漢重災區的陳秋實、方斌、李澤華等公民記者。
習近平大言不慚地宣稱他「親自部署、親自指揮」抗疫工作，厚顏無恥地吹噓「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准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採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在習近平「定於一尊」的權力格局之下，整個黨國宣傳機器逢君之惡，開足馬力進行顛倒黑白的信息戰。黨國宣傳機器無比肉麻地頌揚「大國戰疫」的豐功偉績，無視習近平黨中央決策失誤和粗暴施政對國民造成的損失和苦難；幸災樂禍地大肆渲染其他國家在應對疫情中亂成一團、狼狽不堪，不顧這些國家的政府和民眾的內心感受；陰險狡詐地製造牽強附會的無稽之談栽贓其他國家，抹殺疫情起源於中國武漢的基本事實。
中共黨國自欺欺人、借助疫情煽動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狂熱的行徑，實際上只會害人害己、自損形象。
中國經濟模式破產
武漢病毒疫情對中共黨國之重創，主要在四個方面。第一，進一步暴露中共黨國的制度弊端，加劇民間與黨國的離心離德。內在於中共黨國制度的冷血和低能，使本來可控之疫情天災，變成失控的人禍，對中華民族又新添一筆孽債。李文亮醫生病逝所引發的輿情風暴與爭取言論自由的強烈呼聲，武漢作家方方以日記形式披露真相所得到的廣泛支持和讚揚，《大國抗疫》一書的編撰以及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公然要求廣大市民「感恩總書記、感恩共產黨」所引發的軒然大波，都鮮明地體現了人心向背。
第二，在經濟上正式宣告中國模式的破產。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依靠犧牲基本人權、犧牲生態環境、犧牲公平正義、犧牲倫理道德來片面追求增長速度，依靠國家控制、濫用權力和奴役民營經濟來鞏固和壯大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既無平等也沒效率。這種缺乏可持續性的經濟模式，在人口紅利、城市化紅利及全球化紅利大幅度消減之後便病態盡顯。近年來，中國經濟在投資邊際效益遞減、外資外貿持續萎縮、國民消費能力疲軟三重壓力下失去活力，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難以為繼，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風險倍增。由於完全無力應對當前這場公共衛生事件造成的巨大衝擊，中國經濟模式的神話在日益加速的經濟大滑坡中徹底破滅。
第三，中共黨國的對外關係進一步惡化。中共黨國隱瞞疫情近2個月，錯過發病初期有效控制疫情的時機，給中國和世界造成了大災大難。疫情爆發以來，中共黨國政權窒息言論自由、剝奪公眾知情權，從而導致疫情蔓延；這個政權惡意操控輿情、弄虛作假、推卸責任、甚至嫁禍於人；這個政權還利用它所掌控的藥品及醫療設備對其他國家卡脖子。種種胡作非為引起國際民主陣營的高度反感、加深与世界的隔阂。環顧全球，問責中共的呼聲此起彼伏。特別是本就處於貿易戰之中的中美兩國，更是走上逐步脫鉤的不歸路。
習近平受空前挑戰
第四，此次疫情使習近平的聲望一落千丈，其權力地位受到空前挑戰。習近平2012年登基以來，一直倒行逆施、誤國誤民，早就使中國陷入內外交困的險境。習近平在這次疫情中所表現的冷血自私，更惹得天怒人怨。既在民間成為眾矢之的，在廟堂也眾叛親離，形成朝野倒習共識。民間仗義執言、為民请命的討習檄文，以許章潤的《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和許志永的《勸退書》為代表。廟堂裡的倒習暗潮，集中體現於兩篇文告。一篇是王岐山的中學學友任志強所發表的萬言雄文，號召「再來一次打倒四人幫」式的變革，推倒那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另一篇是李克強的大學同學薛扶民所發表的建議書，公開要求召開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來罷免習近平、改弦更張。
此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給中共黨國造成重創，受傷最重的是中共黨魁習近平。習近平上台以來大開歷史倒車，妄圖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中去，在日益覺醒的民間積怨很深。他所造成的內憂外患，特別是全面集權、修改《憲法》廢除任期制所展現的帝王野心，也疏離原本支持他的諸多官員。
習近平在應對疫情中的罪錯，將人們對他的容忍逼向極限。朝野上下出現的倒習風潮，是淤積已久之怨憤的一次集中爆發。由於廟堂中尚缺為避免玉石俱焚、同歸於盡而放手一搏的猛士，民間力量也尚未有效整合，執迷不悟的習近平及其支持者尚能苟延殘喘。但是，習近平大勢已去、氣數已盡。在多重壓力和多方合力的推動下，習近平近來所憂心忡忡的「禍起蕭牆」或將如期而至，中國實現從極權黨國到憲政民主的制度轉型也將水到渠成。
（原文刊載於2020年4月5日台灣《蘋果日報》論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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