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事件后，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的注意和关切空前提高，很多中国政治异见人士流亡欧美，海外民主运动一度人多势众，也有了一定机会向西方社会讲述中国政治状况，表达改革意愿。九十年代前期，美国一年一度对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的审查，是影响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杠杆。1995年，美国总统宣布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在以后的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2000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对华正常贸易关系法案。2001年11月11日，在多哈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协议，一个月后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进入了世界多边贸易体系。
在美国政界辩论是否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脱钩，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以及是否允许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领袖和异见人士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在报纸和电视上，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支持将人权问题和贸易脱钩，有些人强烈表示反对。二十多年后，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和它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及加入WTO的条件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治状态的演变却出乎所有人的期望和预测。中国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反而借助其庞大人口和经济体量，向自由世界摆出了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美国政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中国没有兑现它加入WTO时的承诺，没有遵循WTO的规范，当初支持中国加入WTO或许是一个“错误”。
我不知道在辩论人权问题和贸易脱钩，以及允许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海外民运领袖和异见人士参与的见证和游说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至少应该看得清楚，西方世界放弃了对中国政治变革施加压力的手段，是一个错误；那么，我们更应该承认，海外民运人士当初支持人权问题和贸易脱钩，支持让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错误。现在，是认错的时候了。
在当初支持和反对的知名人士中，都有我的朋友。我在此丝毫不打算批评和指责什么人，也不愿意赞扬什么人，因为这都毫无补益。但是，流亡海外，致力于中国民主变革大半辈子的朋友们，如今应该有一种反省的意识，应该回顾与思考，当初为什么会错了，并且能够说出，We were wrong，terribly wrong！
“中产阶级理论”的失效
在当初辩论人权和贸易是否应该脱钩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理论影响很大，那就是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动力。根据这一理论，所有的民主国家无一例外都有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社会的支柱，出于自身利益的保障，有最清晰的权利意识，最稳定的民主要求。他们有较好的生活状态，较高的教育水平，所以也有较高的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中产阶级纳税，投票，参与社区和国家事务，既有实力又有意愿，是天然的民主派。这一理论还有反证的证据，凡是不民主的国家，都缺乏有一定体量的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太少太弱，就缺乏民主实力，民众缺乏民主要求和民主意识，也缺乏实行民主的能力。最后，这一理论还有“转型证据”，根据对六十年代后从专制国家、威权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的转型过程的研究，当经济增长导致中产阶级力量增长时，民主政治的动力就产生了。台湾、南韩、西班牙等国家的民主转型，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例子。
我记忆犹新的是，这一中产阶级导致民主转型的理论，至少对我影响很大。中产阶级导致民主转型的理论，是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如果不是充分条件，那么还必须有什么别的条件才会促使民主转型，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曾经产生过疑虑。六四事件后的中共政权，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行将灭亡的腐朽政权，而最惠国待遇和经济发展，是这个政权的救命稻草。帮助它发展经济，是不是帮了中共的忙，是不是为中共延命而绝了民主转型的路？
和中产阶级理论相呼应的，是美国政界的一种engagement的观点，这是依据苏东变化而引出的策略，为了促使共产主义政权变革，应该和共产主义国家交往，而不是封锁隔离，engagement或导致变革，苏东波就是一个证据。
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变，是鸡和蛋的关系吗？在鸡和蛋两者都还没有的情况下，能不能先养一只乌鸦，乌鸦长大了或许会生出一颗鸡蛋来？
二十年后，乌鸦快速长大了，变成了一头秃鹫。现在，事实证明，中产阶级的成长必然导致民主力量同步增长的理论，在中国失效了。中国人民用血汗创造的经济实力，没有成为民主的力量，反而是专制政权向世界进攻的力量。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要求民主，不是民主政治的动力？我们应该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
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代价
当初支持将人权问题和贸易脱钩的理由中，有两项现实的考虑。其一是美国本身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态势，当时的认识是，经济全球化也是美国经济的需要，如果美国一味对抗全球化，就会让美国的竞争者欧洲日本等获得额外优势，长此以往美国就会在经济上失利；其二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而这是积贫已久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我相信在支持脱钩的中国民运人士中，这一思路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不仅是现实考量，而且满足了我们自身的道德感。
与此对应的，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实用主义哲学。六四事件后，中共的镇压遭到全球谴责，邓小平要求中共政权在世界事务上进入一种防守姿势，这就是所谓“韬光养晦”的方针。我们还记得，那个时代西方民主国家和中国的贸易与人权问题的game rule是，在欧美有求于中国的时候，比如要中国买飞机的时候，中国就挑逗美国和欧洲竞争；在中国有求于欧美的时候，中国就在人权问题上做个姿态，给欧美领导层面子，释放若干著名政治犯。这样的人权和贸易交易，中国做的是无本买卖，它根本就不打算从根本制度上改善人权状况，它如果不抓人反而会缺了筹码。
当时支持脱钩的人都以为，苏东波以后全球共产主义进入了一去不复返的临终弥留状态，已经不可能养成冷战时期共产阵营的实力，再也不会有力量和自由世界对阵。西方人和中国民运人士，就是这样来理解“韬光养晦”的。现在，二十多年后，我们应该能看清，“韬光养晦”根本不是认输投降的意思。如果说，西方人从字面上看不出邓小平提出这一方针时的内心世界，从中国文化中过来的海外民运人士，理应听得到邓小平要全党“韬光养晦”时那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切齿之声。可惜，民运人士没有让美国政界了解，中共是不会放手他们打下来的江山家业的。毛泽东的“宁可死几亿人”的话不是说说玩的，他真的会那么干，而从邓小平江泽民到今日习近平，在这一点上一脉相承。
在中美经济关系上，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后，中国不仅没有走上民主转型道路，反而转向了对自由世界的进攻，而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原有的绝对优势却已不再。今天，你即使重新把人权问题和贸易挂钩，中国也不会给你面子释放政治犯了。
We were wrong，terribly wrong！
我其实并不十分悲观。人只有吃了亏，才会变得聪明。从人权问题和贸易脱钩，到WTO，美国和西方世界事实上是上了一个当。中国在进入WTO的时候就没有打算恪守承诺，对于它来说，任何规则都只是用来寻找漏洞，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独有优势。它只不过是在卧薪尝胆，等着君子报仇。到了习近平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有力量了。而美国在连吃哑巴亏之后，终于意识到，当年的一厢情愿，原来是一个“错误”。
而海外民运人士，是从中共的炼狱里过来的人，是熟悉中共性格和中国文化的人，本来可以比西方人看得更清楚。迈阿密的古巴流亡社区从来就坚决地强烈地反对美国政府和古巴共产党政权作出任何妥协。为什么中国的海外异见群体会有那么多人看走了眼？
现在，是认错的时候了。我希望，当初你用什么方式支持了脱钩，现在就用同样的方式来指出脱钩的错误。当初你在国会作证支持脱钩，现在就争取到国会作证说明脱钩是错误的。当初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支持了脱钩，现在就再在电视上报纸上证明脱钩是一个错误。我希望，当初你有勇气支持脱钩，现在就拿出勇气来说：We were wrong，terribly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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