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評審泛政治化，最終的惡果是導致電影品質下降。首先這些得獎電影的人物塑造愈來愈臉譜化，如果筆下人物不能超越表面層次，這樣的人不適合當作家，當然也寫不出好作品。
臉譜化的趨勢，以去年和今屆尤為顯著，對正反角色的處理接近諷刺漫畫，譬如今年的《忘形水》，最大的反派是一個上校：首先是白人，又是軍人，然後是基督徒和直男，已婚生子。電影裏有一幕上校在家裏和老婆的牀戲，全程純機械式表現，粗暴乏味，還有幾分惡意，如果不是刻意烘托女主角及水怪的水乳交融，這段牀戲簡直莫名其妙，於劇情毫無增進作用。但以異性戀夫妻之牀事乾枯乏味作為比喻，用日常生活的平凡來烘托邊緣族群的不平凡，用意則頗為刻薄，隱含的是另一種歧視，這種歧視也是以身份來區分彼此：即將大眾主流打壓為平庸，將小眾非主流吹吹捧為特異。
電影裏的正派清一色是邊緣弱勢族群：女主角是啞女兼孤兒，女主角的好友是個黑人婦女，女主角的鄰居是一個老年的同性戀，他們都是白人男權壓迫的受害者。本來，如果只是女主角愛上水怪，拍一個童話愛情故事也就算了，但是電影導演雄心壯志，偏要背負起其他受壓迫弱勢族群的苦難，則水怪，作為這齣電影最大賣點，又代表了甚麼呢？
顯然，在西方白左眼裏，最大的罪惡是白人本身，而且是男基督徒，基督徒打着基督的名義，在不斷向外擴張的過程中發明了帝國主義，在第三世界犯下奴役和剝削的罪行，這就是今天白左政治正確的理論基礎。在這個理論基礎上，近年荷里活電影也形成了主旋律，包括二○○九年的科幻大電影《阿凡達》，也暗中包裝批判帝國主義的主題，以地球軍隊為帝國主義的象徵，藍星土著為反帝抗暴的無辜弱者，最後以少數已經皈依藍星的地球士兵，化身正義使者，除暴安良告終。
根據《阿凡達》的明顯線索，則《忘形水》的水怪也不難解讀，象徵的就是受白人帝國主義壓迫的異域文明。但是，在白左痛恨基督徒發明的帝國主義的時候，他們也刻意避重就輕，帝國主義向外擴張的過程中，除了軍隊，也有許多神父修女，通常在第三世界創辦打理醫院、學校、孤兒院，也不見得作威作福，反而任勞任怨，最後客死異鄉也沒有回國，這些人算不算阿凡達裏已經皈依的正義使者？
但是，這些正義使者的奉獻和功德，如果沒有帝國主義軍隊的保護，早就化為義和團拳下的冤魂，而絕沒有可能辦成甚麼香港大學、協和醫院之類的帝國主義品牌，香港就會少了好幾代從教會名校培育的學貫中西之人才。
白左只清算帝國主義的罪過，但對帝國主義帶來的醫療、教育、銀行金融制度，甚至城市渠務建設，都作選擇性失明。荒謬的是，他們至今仍停留在嘴上叫囂，多年來從西方國家主動選擇移民去受苦受難的異域，建設新世界的宏願，有沒有形成大潮流？荷里活藝人發誓特朗普上台後立即移民加拿大的諾言，又兌現了沒有？
還是說，比起一百年前的帝國主義，今天的白左認為，應該讓「異域」族群繼續跳大神、行割禮，保持男尊女卑等寶貴的文化傳統。他們真的是大愛包容，還是軟弱無能？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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