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17 July 2017

《纽约时报》金融工作会议成果寥寥，突显中国政策困境

上海——自1997年以来，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过去的会议上，他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创建整个监管机构，或者对庞大市场的规则进行重大调整。

所以，经济学家和监管机构几乎是屏住了呼吸，对今年夏天的工作会议进行推测。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是否会并入央行呢？证券的法律定义是否会扩大，让影子银行、P2P网络投资，以及表外理财产品这些常见的活动处于监管之下呢？

但是，当为期两天的工作会议在周六下午结束的时候，用一个客气的说法来形容它的实际结果，就是远远“不多”。

这个会议的最大成就好像就是宣布在内阁的主持下设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金融稳定的问题。

不过，各金融监管机构的领导人已经在国务院（即中国的内阁）举行例会了，虽然这些会议没有达到正式的委员会级别。

就在这个为期两天的会议召开前的几天，一些经济学家推测，至少国务院的会议将移到央行举行。让央行为会议提供茶饮和会议室，可能给央行员工带来一点额外的信心，让他们像东道主一般谈判。相对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这几个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央行也一直支持进行更广泛的金融改革。

但就连开会的地点都没有从国务院的办公室搬到央行，这个会议的结果和之前这些监管机构可能要听命于央行的推测相去甚远。

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确实提到了央行在预防系统性财政风险方面的作用。这其实是很多国家的央行已经在发挥的作用了。不过，上海的研究机构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表示，在声明中具体提及央行，可能会多多少少地强化央行的角色。

但他对这个新的委员会持怀疑态度，指出它缺乏法定权力，工作人员也很少。“中国金融监管改革未能取得实质突破，金融监管与金融现实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会在未来数年里继续制造困难，”刘胜军说道。

中国的整体债务规模日益膨胀，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由于担心中国的债务可能进一步增加，在5月24日下调了中国的主权债务评级。中国官员很快认识到金融的健康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它与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着广泛的联系。

政府控制的媒体发表的声明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言说，“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这次会议的结果之少，不仅突显了官僚主义对变革的抵制——习近平可能拥有克服它的政治手段——也展示了中国面临着真切而复杂的政策困境。

一个例子就是，中国银行面临的大量的、缺少监管的表外活动，根据瑞穗证券(Mizuho Securities)上周五的估算，其规模大致相当于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上的全部资产。西方监管机构可能会迫使银行尽快将这些活动转移到资产负债表上，这样做可能会对它们产生限制效应。

但是很多表外活动，比如各种贷款担保，为中国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融资服务。这些中小型企业往往难以和大型国有企业竞争常规银行贷款，但它们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加之目前政府本来就正在减缩长期亏损的行业，比如雇佣了很多员工的钢铁制造业和采煤业。

中国的其他金融监管纠纷涉及官僚机构的地盘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让中国过时的证券法实现现代化，目前该法律只适用于股票和债券，没有涵盖到保险公司、银行、在线贷款机构和其他类型金融机构现在推出的、更为复杂的金融工具上。

中国证监会已经在大力推动把“证券”进行最广泛的界定，这会让证监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银监会和保监会则对此表示抵制，认为许多新的金融工具是银行和保险活动的延伸。

会议之后的声明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谜题：今后将由谁来主掌这些最高金融监管机构，尤其是央行。

周小川自2002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他也是世界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之一。周小川的岁数已经超过中国官员通常退休年龄两年。他被提拔进了一个不受年龄限制的高级政府咨询机构，所以不受通常的工作年龄限制。

中国的央行专家认为，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选，一个是湖北省委书记、中国农业银行前董事长蒋超良；另外一个是山东省前省长郭树清，他在2月份成为了中国银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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