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元月17日，中國研究院在紐約舉行第27次研討會，還原香港銅鑼灣書店數名員工相繼失聯的始末原委並解讀其寓含的意義，來自美國紐約、新澤西、康州和麻州的十多位學者、律師、 詩人、作家和媒體工作者，各抒己見。《調查》記者沈峻、高伐林根據錄音整理了發言紀要，並經發言者審訂校正，全文將發表於《調查》雜誌。
何頻（明鏡集團創辦人）：
社會大的變革，往往不是出自精心的頂層設計，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一些意外所引發。這個意外事情發生之後，當代的政治觀察家或是後世的歷史學家，賦予它很豐富的、很合理的邏輯、動機與意義，但這一事件本來的面貌，未必真是這樣完美。
對銅鑼灣書店這件事的判斷，首先要辨識清楚：是中共有計劃的政治行動，反映了政治手段、政策的蓄意改變，甚至標誌著一個政治時代的開始；還是一次意外的錯誤、犯罪事件，最終引起了一些完全出乎當事人意料之外的連鎖反應？
這件事不管起因如何，它造成嚴重的負面結果——達到一種什麼樣的高度了呢？可以說是1997年即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一個政治事件，而且這個政治事件不會因為新聞自由報道的減緩而平息，它可能造成的傷害會非常漫長，除非有另外更大的一件事出現來扭轉；是對“一國兩制”最大的一次破壞，在嚴重程度上，超過了“23條”爭議，也超過了“佔中”——可以說超過了97回歸以後所有的政治事件。情況真是非常非常嚴重，對於老百姓產生的恐嚇和傷害效應，是真實、深刻的，恐慌所造成的負面連鎖反應，繼續在發酵。
對這個事情最終的評估，現在我們還無法做出，因為它還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間。但是在變化過程當中，官方目前為止的所有解釋遭到嚴重的質疑：漏洞百出！因為，一切都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釋：為什麼要非法綁架，為什麼要越境綁架？
當然，我們追究這個事情的真相，不只是出於我們的良知，出於我們的職業道德，出於我們對言論自由的支持，或者我們對香港法治的捍衛，等等，這麼一些層面。而且還在於：中共政治行為是否已經出現了本質性的變化？所謂“亮劍”，就是黑道化，就是突破國際政治最基本的倫理。
有些時候，歷史事件剛開始變化的時候，顯得詭異。比如薄熙來的事剛出來時，誰也不會想到居然是一個暗殺案件。英國商人海伍德的死亡，不合常理、不合法理，然後戲劇化地一步一步演變到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的垮台，一步一步演化到全國性的反腐敗運動，令人意外。最近幾年我們一直在講“新四人幫”，指出這實際上是一個政治事件，到幾天以前，中紀委的文章和習近平的講話，印證了當時我們的基本判斷：這就是一場政治的博弈！
我想說的是，中國未來的大變革也是一樣的：有些事情發生，未必一定是通過精英集團的精心設計，然後按照這個設計來推行；很有可能，它就是一個意外的事件。這個意外的事件開始是粗糙的，然而最終發展的結果它是完美的——它是一個“完美的風暴”。
中共很多官員，甚至很多中國大陸的老百姓，講起香港的時候，已經完全不在乎了：香港算什麼？！隨便掐死它都可以！你們還出那麼多反動書籍，你們把香港變成一個反共的基地，這是不能接受的！我們中國已經根本不存在對你香港的什麽依賴性——對我們來說，你香港的價值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計！
但是，如果這個邏輯真的成立的話，那中共就不必採用如此肮髒、如此陰暗、如此漏洞百出的綁架行為了。你完全可以更加明確一點，更加光明正大一點嘛，甚至可以採取某些司法合作的方式完成它。你採用了如此肮髒、陰暗、帶來無數解釋和想象空間的方式，這就意味著，這個事可能是一個嘗試，可能是一個意外，可能是這個政治權力不受任何制約的惡性膨脹的一個結果。
過時的觀念驅使幹出蠢事
我不同意剛才貝嶺先生和很多人對香港出版市場的描述。在我看來，香港出版市場，實際上在過去幾年中間已經萎縮得十分嚴重：一方面是電子化、全球化衝擊印刷出版市場；另一方面，就是一些新聞出版業者缺乏起碼的職業道德，也缺乏起碼的專業自律。雖然他們有自由出版書刊的權利，但是失去專業精神的出版物，對香港的出版市場，過去幾年造成了幾乎毀滅性的影響——當然，毫無疑問，即使如此，這些人也不應當遭受非法待遇。還有第三點：領導人、官員做出這樣打壓香港出版自由的決定，完全是過時的觀念。現在人們看境外新聞，更多是用手機、電腦，出版物未必一定要通過印刷文本的方式才能傳進中國。電子出版、網絡信息……速度、數量早就超過印刷品了，但他們還用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去封堵傳統出版品，成本很高，代價很大。
實際上呢，傳統出版物並沒有像貝嶺先生剛才講的有多樣大的影響。也沒有真正多麼大的利益空間。查一查李波先生的房屋登記、財產登記，也不過就是一兩千萬港幣，而且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原本就有積蓄的，房價也是在上漲的。他的這點財產、這點利益，在商人看起來微不足道，中國大陸許多知識分子不用弄這些也有這樣的財力。
出版業不是一個獲利很大的產業，也不是一個對中共造成真正挑戰性的力量。很有可能，就只是某本書的封面或者某句話，刺激了某個領導人或他的某個親屬、或某個商人，然後就啟動了這次愚蠢的犯罪行動。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次行動的背景，就像剛才軍濤講的，體現了整體傲慢、無所顧忌，而且錯誤地解讀了國際政治中那些強力部門規避法律的行為，像剛才畢汝諧先生講的，CIA的行為、以色列的行為。仔細判斷一下那些行為，了解一下每個個案，中共就不應該受到誤導：那些人是毒梟，是觸犯國際確認的基本準則的重大刑事犯罪——像以色列，通緝追捕的是二戰中血債累累的納粹分子呀。阿海是一個小小書店的老闆，李波是一個文弱的香港人，出版這麼幾本小書，難道能跟那些毒梟、那些納粹分子相比嗎？完全不在一個層次！
所以，中共做出綁架這個決策的人，真的是落伍過時了，他並不了解現在真正威脅中共的，是你的微信，或者是你的微博。書籍的影響力大大被高估了！
這些書的內容呢，讀者隨便去翻一翻、看一看，會感到不過如此。真正了解政治的人，我這樣的關注中國局勢的人，我都不想看，也不相信其真實和可靠，不相信它們能幫助你更了解中國。比如傳聞肇禍的是“習近平的六個女人”，我沒看過這本書，但是我瞎想，六個女人，不外乎他的媽媽，他的老婆，他的女兒，他的姐姐，他的前妻……再編一個什麼“女朋友”，不就是“六個女人”嘛！當然有些人看起來會很不舒服、很不爽，所以要去教訓一下——於是，亂來開始了。
這次香港反應這樣強烈，國際輿論反響這麽激動，貝嶺他們做了很多的工作，應當使決策者意識到了這個事情的成本：你當然是有力量的，可以抓人，也可以殺人，甚至可以逼著香港老百姓全都認輸——光是供水，你就可以控制香港！1980年代我在深圳，就很清楚嘛，你香港人喝的水都是從大陸去的。我早上三四點到那個大鏟島，去看海關檢查：從廣州運過去鴨呀，雞呀，魚呀……可以說中國大陸完全有辦法叫你香港一分鐘都活不下去，何況軍隊在那個地方。大陸警察，完全可以和香港警察進行某種配合，進行一些調查——你完全可以用這種辦法來處理。但是，你就用了這樣一種下作的、低級的、造成人心惶惶的綁架方式！
我覺得未必是最高層決定——是高層，但是這個高層不會高到最高層。
“一國兩制”價值未喪失
這個事情是不是意味著已經到了可以不顧“一國兩制”的地步？反正對台灣也沒有示範作用了，當局就無所顧忌，可以肆意違反甚至拋棄？
對這種觀點，我也是有所保留的。我認為，“一國兩制”對於中國來講，它存在的價值，不會因為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而完全喪失。因為對於中國來講，讓香港完全內地化，只不過等於多一個城市而已——多一個上海、多一個深圳、多一個廣州，沒什麼了不起；但是有法治精神、有自由精神的這麼一個香港的存在，它是亞洲的中心，是中國和西方社會接軌最好的黃金地段，對中國來講，也是做很多事情最便利的一個地方。
“一國兩制”不是簡單的對台灣起示範作用，站在功利主義立場來講，出於中共本身利益的考慮，就足以支撐它，讓它維持下去，對中國大陸也是最有利的。否則的話，按照中共的政治教條、革命邏輯，早在1949年、1950年就應該幹掉它了！
而且，設計出“一國兩制”的理論基礎，就是“承認我不行，你行，只好要你搞另外一套制度”。對於中共來講，時機還沒有成熟到可以自信：我就可以在香港無所顧忌。恰恰相反，通過貝嶺，通過媒體，通過很多人權團體的壓力，像梁振英的講話，就非常清晰地表示了一種態度：你不能這樣胡來。這樣一種胡來，你是傷害了你自己最大的利益——可能滿足了某一個領導人的要求，他說你們給我去收拾一下那個“亂寫書的人”，但是，這種行徑客觀的效果，是傷害了你自己的“一國兩制”、傷害了你真正的利益。
如果我這個判斷是成立的話，那我們應該對這件事給予更嚴厲的譴責、更強大的壓力，迫使中國真正的決策者，意識到這樣的事情不允許再發生。如果連我們都認為，中共看香港就是無所謂了，怎麽收拾你都可以，那麼，我們誰都沒辦法最終逃脫中共這種強大的力量，它慢慢地就會延伸到唐人街來、延伸到法拉盛來……我們所珍惜的一切都會毀掉了！很有可能最後傷害的不僅是香港，全世界都會受到傷害——我們以前討論過這種後果。
現在情況未必嚴重到那麼一種地步。合理地去解讀這件事、它的真正的含義、真正的影響，才有可能找出更好的對策，也有可能起到某種良性的作用。假如我們完全把這條路堵死，認定這事就是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要收拾香港，都是覺得香港“無所謂”了，那我們開這個會，也就沒有意義了！
我們開這個會，不僅是要表明我們自己的立場和態度，還要儘可能地去尋求這件事真實的背景。這裡我最後簡單概述一下我的看法：這件事是一個權力失控的意外，但是這種意外，王軍濤講得很對，有深厚的政治背景。執政者有些帶暗示性的講話，或一些比較放縱的講話，就似乎給了這種胡作非為一個理由。
現在，習近平自己還缺乏人馬，正在集權的階段、建立權威的階段，各方力量都想盡辦法保護自己，想盡辦法爭取自己的利益，或者想盡辦法吹牛拍馬。所以有時候，他們主觀上可能是想“幫習近平的忙”，但是客觀上，給習近平擴散了一個巨大的謠言——習近平可能根本不存在什麼女人的事，民衆也不知道有這種傳言，但是通過這個綁架，就天下皆知了。本來那本書如果發行一千本或者五千本——我不知道有沒有五千本，就是一萬本也沒什麼了不起——但是一綁架，這個“情人”傳言反而擴散，也許全世界至少有一億人知道了！第一，這件事落到習近平的頭上，是對他個人名譽的巨大傷害——他得承擔這個綁架書商、掩蓋自己“情人”的責任；第二，這件事破壞中共承諾的“一國兩制”，連梁振英這樣一個中央任命的特首，都不能容忍，因為他知道，維護“一國兩制”，對香港有好處，對中國大陸有好處，不一定是僅僅為了示範台灣。
這個事情怎樣收場？不管是誰的責任，如果他們內部做出嚴肅的評估，相關人是應該受處分的，至少也得有人為此承擔一定責任，至少這種行為會被阻止。當然，還有更大的可能，這件事就糊里糊塗拖下去，內部知道錯了，但公開死不認錯，在歷史紀錄上就讓中共永遠承擔恥辱。
假如我的判斷和分析全錯了，等於我的邏輯全部不存在了，那我們開這個會還有多大意義？如果這樣亮劍下去，那麼更大的意外就會發生，更惡劣的後果也會出現，直至出現大逆轉。
（《連續綁架事件衝擊“一國兩制”）連載之9。《調查》記者 沈峻、高伐林整理）
from 明鏡雜誌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magazine/news.aspx?ID=M0000045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