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壹、在社運回氣之際看前景：悲觀還是樂觀？
2015年5月14日
社會運動從來都是波浪式地前進的，故去年9月發生的長時間「佔領運動」告一段落之後，進步陣營相對沉寂，身體在回氣，腦筋在反思、總結，部分人士還要積極應付特府的「依法打壓」；同時，各民主派都在按運動邏輯作各自的政治調校與力量重組。
泛
民老大哥民主黨的近建制翼繼續塌方，甚至出現了年來的第二份有名者的投名狀，而少壯翼則或進一步剝離；兩翼甩脫，重心大概便保持不動。公民黨的情況恐怕也
差不多，不過由於社會上出現了大批撐民主的專業中產發聲團體，提供了該黨重心朝激進方面微調的誘因。原來的社運激進翼則繼續壯大、分裂、重組、擴譜，出現
了勇武派和堅實的本土派左右翼，路線矛盾伸展到年輕人、進步學生團體當中，出現了「退聯」和「反退聯」的分歧。
觀乎國際經驗，上述變化，
基本上合乎一般社運發展規律，筆者因此認為無可無不可；而總的來說，變化帶來了強大的思想衝擊，對多年來處於悶局裏的民主力量而言，可說是求之不得。然
而，面對複雜的社運現況和不確定的前景，市民大眾包括涉社運人士也會感到困惑，不知何去何從。為此，筆者今天和下周都會介紹一些社會學、政治學關於社運與
社運組織的經典研究結果給讀者參考，或有稗益。
研究社會運動而把焦點放到社運組織上的學術鼻祖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此公是公認的社會學三大始創人之一；其他兩位，一是涂爾幹（Emile
Durkheim），一是馬克思。思考香港的社運問題搬出韋伯來說事，未免有小題大做之嫌，不過韋伯理論的優點之一是用途可大可小，因此筆者大龍鳳一番之
後再來一個縮龍成寸，乃是可行而且有用的。
馬克思是個革命家，從來沒有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學者，他在社會學裏的地位，主要是因為他提出的兩
個社會理論的影響實在深遠，影響了其後的每一代學者。這兩個理論，一是「人性剝離論」（theory of
alienation），一是「階級論」；這兩個理論是有關連的，社會分裂成利益對立、力量懸殊的階級之後，每個階級裏的成員都因此而喪失了一部分人性，
特別是受壓迫階級裏的成員為甚。這種階級壓迫，在資本主義階段裏孕育出帶有高度自覺性與自為力的工業無產階級，後者組成政黨領導階級革命，推翻、埋葬資本
主義之後，社會上的所有成員包括之前的壓迫階級成員才得以「解放」，向完整的人性復歸。
馬克思的缺失
然而，儘管馬克思深
入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特點和可行性，卻沒有多費心思去了解領導運動的組織及其一般性質和演化規律。這個缺失是嚴重的，導致無法阻止更無法解釋後來的
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的政權腐化變質。為什麼由至為純潔、特殊材料造成的革命人組成的布黨領導的俄國革命，勝利不出20年便出現了吉拉斯說的「新階級」？
同樣，為什麼中國革命成功不出20年，便出現了毛澤東說的「黨內修正主義復辟」，以至他老人家要自毀親手締造的黨、要再來一次革命、「重上井岡山」，以至
最終搞出慘絕人寰的文革？可見組織不是區區一個工具那麼簡單，而是在宏觀層次搞不好可以埋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命運的東西。馬克思忽視了對組織的研究，只是
出於他的遠見所未及；後來的列、史、毛、鄧、江、胡、習共，都把對組織特別是對共產黨作為一個組織的學術研究封作絕對禁區（老虎屁股摸不得），乃是有自保
/維穩原因的。
韋伯的先見，在於他把組織看得非常重要，研究社會革命運動，不可以把運動的載體──組織──抽象掉或者疏忽了，而必須把對
組織的分析看作社會運動理論的一個重要有機部分。韋伯認為，社會運動往往由魅力領袖藉非理性力量帶動組織而勃興，但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之後，組織便開始
「常態化」，出現「層級化」、「官僚化」、「規章理性化」；早期魅力領袖的非理性道德感召作用逐漸消失，組織就蛻變為一部理性機器。
這裏
所謂的理性，完全是中性的，例如在某種建制之下，可以是廉潔的，在另一種建制底下，也可以是貪污的，因為貪污的利益計算也非常理性（韋伯更有名的一個理
論，便是他用基督新教﹝加爾文派﹞的倫理精神解釋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別於馬克思那套基於生產力發展理論的解釋；但那不是本文的重點）。
韋
伯的一整套社會革命運動理論，由他的學生米歇爾（Robert
Michels）等學者應用到規模較小的、局部的、個別議題帶動的社會運動的分析上。米歇爾等人的創新之處，在於給韋伯的「社運組織出現規章理性化」論述
作了更進一步的詮釋：社運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後，組織的領導人（很可能是第二代、非魅力領袖，也可能是第一代領袖漸漸失去魅力之後），為了保有既取得的成
就，會願意和社會的現存秩序即運動本來要改變的對象作某程度的妥協。這時，運動的領導會把精力部分轉移到三方面：
一、目的調校
放棄一些終極的、難以實現的目的（所謂的「理想」），轉而追求一些比較實際的成果；調校之後，這個組織幾乎必然變得保守。
二、降風險守成
這其實是目的調校的一部分，但漸漸變成這個組織的首要工作內容。具體如保住會員人數、財政收支盈餘、議席數目、社會聲望等的低風險「維修性」工作，花去領導層的大部分精力。
三、決策權力集中化（出現「大老文化」）
社運因為是自發的，成員自由參與，故在起始階段一般是很民主的；伴隨權力的大老化，組織結構也逐漸層級化，上下溝通日益困難。
因此，我們可以說，從社運理想的角度看，這個「韋伯-米歇爾」規章理性化模型，對社運和社運組織的前瞻看法是十分悲觀的：所有社運組織，終歸要走上與現存秩序妥協、相安無事和平共存的「和諧」結局。有道理嗎？有事實根據嗎？
如
果以本地民主社運30年的歷史比照這個理論，它的預測的確不太離譜。以泛民政黨為例，爭取民主普選的目的從90年代以來一向高舉，但近年特別是最近，起碼
在一部分領導人當中，給社會的印象是和政權「有得傾」、「有交易」，願意在有條件之下接受不是真正民主的政改安排。這便是上述「韋伯-米歇爾」模型所推論
的第一點：目的調校。
此外，泛民政黨似乎在沿用的辦法爭取民主普選證實無效之後，對嘗試新的或更激進的辦法有這樣那樣的保留，恐怕因而會失掉一些既已取得的支持票、失去各級議會裏的席位、失去會員、失去經常性收入等。這便是上述「韋伯-米歇爾」模型所推論的第二點：降風險守成。
這兩個關於泛民政黨的現象，都是在一般稱作「大老文化」出現、黨內新生代難以冒頭同時發生的。
然而，難道這就是泛民政黨的宿命了嗎？這又未必。「韋伯-米歇爾」模型的悲觀結論，並不是客觀世界現實的全部。60年代以後的新「韋伯-米歇爾」理論給出的圖像，就不那麼灰暗。篇幅所限，容筆者另文論述。
按
有興趣深入討究有關理論的讀者不妨閱讀以下到兩份材料：①M. Zald & R. Ash的1966年經典文章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Growth, Decay, and
Change；②Zald及Ash二人在2012年回顧上述經典文章時的對話，在http://sf.oxfordjournals.org/content/91/1/3.full#xref-fn-1-1。
貳、泛民老矣能否不飯？退聯年輕豈會不聯！
2015年5月18日
一場佔領、兩種失敗
去年夏秋之間發生的一連串罷課和「佔領運動」，從負面看，可同時
看出京港統治集團及民主社運力量的各自失敗處，前者17年來，以其跡近無限的財力物力、龐大地上地下黨的宣傳和滲透，再加上整個政府的行政力量，亦未能爭
取到少部分市民的轉向，把「六四黃金分割律」徹底逆反，反而丟失了新生代和教育水平較高港人的政治支持，在在顯示出九七之後的三任行政長官──管治運作的
最高操盤手，竟是一個比一個不濟，完全無法駕馭民意，結果由現任者以高壓及暴力把香港打進一個政治死局。這種失敗的形態，明顯是每下愈況。
京
港統治集團這個嚴重失敗，無論什麼政治派別的人看了，也不會感到意外。另一方面，民主力量因為絲毫未能動搖8．31決議，運動的實果掛零；這個失敗，不僅
反照出傳統社運的和平抗爭路線無實效，更引發出對領導「佔領」行動的組織及其策略的質疑，導致半數大專院校學生會「退聯」。這兩個反響，卻是不少留意本地
政治運動的人始料所未及。不過，如果我們對比古今社運的「國際標準」，可知本地社運失敗之後如此衍化，實乃尋常事；再閱讀一些有關文獻，更會明白箇中所以
然，心中便得豁然開朗。
《水滸傳》符「韋伯-米歇爾」模型
社會學開山祖韋伯（Max
Weber）指出，以改變現存秩序、社會常態為目的的政治運動，在取得一些成績和相當一部分社會人士認可之後，往往會出現運動者意識的常態化，領袖魅力消
退，行動方面逐步回歸社會現存秩序和規章理性，其組織也會出現層級、變得官僚。韋伯的學生米歇爾（Robert
Michels）更指出，社運組織的這種負面變化在三個方面特別明顯：目的調校（goal
displacement），即所謂的「忘記初衷」；降風險守成（organizational
maintenance），如保住支持度、議席數目和收入來源等，成為組織的主要常規工作；領導層出現大老化（oligarchization），決策民
主日益消減。總的來說，組織呈現保守傾向，逐漸表現得可以和現存秩序妥協。用大家熟悉的政治術語來講，就是出修正主義（詳見筆者上周四本欄文章）。
西
方的理論，能否解釋東方社會的現象？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且看一個有趣事例。大家知道，毛澤東是搞農民運動起家的，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事跡，他知道很多；按照
他的理解，小說《水滸傳》裏的農民革命故事，把這個「韋伯-米歇爾」模型體現得天衣無縫。魅力領袖晁蓋給宋江取代之後，梁山泊逐漸變得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當初落草為寇的沙煲兄弟，按功勳大小排出108個天罡地煞品位，不死的很多最後都給朝廷招安了，「替天行道」的政治綱領最後改成「順天護國」。這個農民革
命故事典型的深刻，直教毛氏拿來當歷史，給全黨做反對已然出現的修正主義反面教材。由此可見，抽象的「韋伯-米歇爾」模型，具有很好的跨文化共通性。事實
上，如果拿模型的預測來比照本地一些泛民政黨20年來走過的路程，不少人會覺得相當貼切。
招安非必然、道路可選擇
米歇爾
對韋伯理論的推演，見於他1911年出版的代表作《政黨論》一書中，其後，西方國家經歷過婦女選票平權運動、工會運動等的社運黃金時代。五六十年代，美歐
更出現反核、民權、反戰等一系列社會運動，學者對社運的觀察和理解於是更深入精細。1965年，時任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的Mayer
Zald和他的研究生Roberta
Ash合作，寫出了推廣「韋伯-米歇爾」模型的論文「社運組織的成長、腐朽與流變」，今天已經成為經典（下稱Z&A）。筆者扼要介紹這篇文章一部
分對香港社運有特別意義的新觀點，並加評論【註】。
一、「韋伯-米歇爾」模型預言的社運組織保守化三現象，一般只在長時間相對平穩的社會
裏出現：「此時的社運組織既非十分成功也不是截然失敗，而是在社會上建立了一定的根基，影響過社會進程，取得一部分權力，能夠在發出道義感召之外，分派若
干物質利益。……其成員預期運動不會很快大功告成，情緒漸漸不那麼熱烈；但由於倡議的目的還有意義，組織因此還有一定號召力……儘管支持慢慢流失。此時，
領導層的抗爭心態趨於平和；物質利益的分派能力繼續增加的話，更可能導致權力大老化。為了避免過分刺激社會秩序、招致對物質利益掌控能力的損失，領導層於
是放棄一些原來比較激進的主張，變得相對保守。」
過去20多年的香港社會，相當切合這段文字裏描繪的「長時間相對平穩的社會」，而在此期
間，民主黨作為發展最成功的社運政黨，實質上領導着教協這個有八九萬會員、福利活動能夠提供財政盈餘的工會組織，也最切合Z&A關於傾向保守化社
運組織的描述。「泛民」的稱號後來給較激進的社運人士戲謔為「飯民」，不意竟與Z&A裏的社運組織常態化分析有若干程度的神似。該黨實情到底如
何，筆者無從知道，只能希望有關人士自覺自勵，避免按規律掉進社運組織常態化的陷阱。
敬而遠之、一見「彈開」
二、
Z&A認為，如果外在社會因素有變，上述社運組織的保守傾向可能逆轉。例子之一是50年代美國兩個最大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民權運動組織
Urban
League和NAACP。這兩個組織成立於20世紀初年，到了50年代初的時候，基業已經相當雄厚，抗爭手段十足「和理非非」；但是，1954年美國最
高法院通過學校種族隔離非法化，1958年又發生蒙哥馬利巴士司機（多為黑人）大罷工；之後，年輕一代黑人覺醒了，要求更深更廣的民權狀況變化，而他們支
持的抗爭策略比較勇武（militant）；上述兩個組織於是也跟着勇武化，因為不如此的話，沒有辦法和其他迅速冒起且更為激進的民權運動組織如馬丁路德
金領導的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等競爭，會很快失去在運動裏的影響力。
在香
港，兩三年前，激進本土意識開始在年輕人當中出現、成長，但一些泛民政黨內部遲遲不作分析、評價，無法作出有效論述，可謂有點麻木不仁；其結果之一，就是
這些政黨在大量年輕人投身參與的佔領運動裏全無角色，給邊緣化了，在新世代心中無足輕重。對着這些政黨，年輕人或藐而遠之、或一見「彈開」；政黨中人卻往
往以為是年輕人的錯、太狂妄。如此下去，這些政黨必然跟不上形勢發展而空洞化。在這個問題上，Urban
League和NAACP的事例就很值得那些政黨的大老們參考。
還十分值得一提的是，關於Urban
League和NAACP當年的激進化，兩位研究者並沒有天真地認為是在外力誘發之下自然而然發生的。Z&A提到，這兩個組織當時的內部鬥爭，以
及和其他團體之間的競爭關係非常錯綜複雜兼邋遢。如果一些本地民主運動的支持者看到過去數年泛民政黨人士之間的各種明爭暗鬥而覺着惡心、甚或從此不再關心
民主事業，那便是過分天真了。因此，筆者過去多次指出，本地社運團體之間的分裂、齟齬和惡鬥，乃是任何社運裏都十分「正常」的東西，情況和統治階級中的爾
虞我詐比，根本是兩回事；大家實在不必要把美化了的馬丁路德金等人當年領導的民權運動的虛擬純潔和本地社運的現實對比而作出絕望慨嘆。
三、
Z&A指出，同一社運裏的不同組織之間的分與合，有各自的契機。一般而言，一眾社運團體與現存秩序的掌控者大決鬥的前夕，組織之間較易達成某種合
作的共識。相反，在大決鬥落幕之後，或者在運動離成功之日還遠之際，組織之間的競爭、惡鬥，以及同一的組織內部分化乃至決裂，出現的概率就高得多。
論社運大勢：合有時、分有時
合
作何時出現契機，是顯而易見的：在去年佔中運動、今年政改表決（都是大決鬥）的前夕，民主運動裏的各派人士的合作傾向都比較明顯。不過，分裂的契機就不是
很多人能夠預料到，因此佔領運動之後出現的「退聯」，就令不少人費解：好好的戰友，為什麼忽然就分裂了呢？於是，一些陰謀論就湧現了。但Z&A的
理論指出，那種分裂是相當「正常」的現象，兩位研究者給的解釋是，不同組織之間的合併、組織裏不同派系的團結，都是高成本（心理成本和時間成本）的動作，
只有在龐大得多的利益得失危機（大決鬥）面前，才顯得微不足道。決鬥之後，或決鬥還是相當遙遠之時，不同組織之間保持距離、同一組織正式分裂為彼此不同而
內部一致的多個較小較單一的組織，是成本效益較高的一種平衡狀態。因此筆者說過，勿要為「退聯」的出現而過分擔心/開心，道理就是這個。當然，年輕人也不
要因為意見不同而老死不相往來，以免妨礙有需要的時候的有效合作。對此，一切社運派系之間的陰謀論，無論怎樣說得「似曾曾」，都是有害的，都是無知者的心
理；讀過Z&A，明白了社運的更多規律，陰謀論的壞影響就會少一些。
學者通常給人的卡通印象，是離地的蛋頭，懸空在象牙塔裏；但
Zald和Ash卻非常在地兼在行，視覺比很多「在地的」當局者銳利得多。誠然，Z&A到底是50年前的作品了；問世之後，世界政治舞台上又出現
了眾多新議題新社運，如反越戰、環保、反自貿、LGBT、天安門反腐反獨裁、解體蘇俄、顏色革命、各式各樣的分離主義、佔領華爾街、維權、反赤化反洗腦，
等等。不少這些社運的寶貴經驗，已經進入學者的視野，成為開放社會學術研究的素材。這段時間裏累積的關於社運的論文佳作已經很豐富，還待大家一起去發掘。
【註】Zald & Ash 1966年的經典論文可在這個連結免費閱讀及下載：http://sf.oxfordjournals.org/content/44/3/327.full.pdf。Ash後來改姓Garner，因此文章有時引作Zald & Garner。Zald & Ash於2012年對此文的反思討論在http://sf.oxfordjournals.org/content/91/1/3.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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