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arl Minzner
日期：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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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看來正日益使中國自外於世界，這可能會造成災難性後果。
以公民社會為例。中國的國家立法機關正在審議一個將會加強限制外國非政府組織運作的法案，使去年以來降臨木土和外國非營利組織頭上的寒冬進一步加劇。
又或者以互聯網為例。國家當局曾經只會審查異議者的聲音。現在，他們在干擾VPN等中國科技領袖和外資公司用來瀏覽海外商業網站和翻越防火長城的技術。
高等教育又是一個例子。那些一度以為不用面對官方壓力的大學現在受到助長“西方價值觀”邪惡滲透的指控，被迫抵禦要它們禁用或修改教科書的呼聲。
中國正在穩步偏離1970年代晚期制定的改革路綫。那時候，鄧小平使中國向世界開放，鼓勵國民到海外留學。今天，中國領導人呼籲中國重走舊路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他們想的是那一個時期的舊路？
在歷史上，中國最輝煌的年代正是它最開放的年代。
在國際化的唐代(公元618-907年)和宋代(公元960-1279年)，中亞商人前赴帝國的首都做生意，阿拉伯商人到東部海港做買賣。中國因為貿易而富裕。當中世紀歐洲仍然受到對穆斯林、猶太人或任何膽敢挑戰教會思想體系正統者的清洗蹂躪之時，中國向世界開放。
那是個創新的黃金年代：火藥、紙幣和羅盤都是當時的發明。和中國相鄰的國家大量派遣使者到中國。日本採納了中國的書寫系統，又以唐帝國首都為𦾐本，建立自己的第一個首都。日本這樣做並不是因為受到武力脅迫，而是因為開放而自信的中國是其中一個文明的中心。
那也是個文化輸入的年代。異國的舞蹈音樂自中亞傳入中國，佛教等信仰自印度進入中國。這些外來文化和中國本土的傳統融合，成為一個有活力的知識及文化遺產的重要部份。
中國也有疑神疑鬼的帝國統治者敵視外來影響，實行閉關鎖國的年代。
在蒙古人的統治於14世紀傾覆之後，明朝皇帝和外來文化有短暫的接觸。然後，他們把目光轉向國內，採納了一種狹獈的種族自我槪念。蒙古文化的影響受到清除，對外通商遭到禁止。在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出現了類似的趨勢。共產黨領袖驅逐了傳教士和蘇聯顧問。中國退回光榮孤立之路。
這些做法使統治者得以加強他們對社會的鐵腕掌控，也使中國無從發展。開始探索印度洋的明朝艦隊奉召返國，遭到肢解的時候，正是西班牙及葡萄牙探索者展開發現之旅的年代。在科學和工業革命傳遍歐洲的年代，中國落後了。而當毛澤東在20世紀中期閉關鎖國的時候，同樣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經濟停滯了數十年，大饑荒(1958-1960年大躍進)和政治混亂(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
今天，中國的領導人開始帶領他們的國家走上類似的道路。他們可能會走得更遠。面對不安的社會，他們可以驅逐更多的外國記者，進一步封殺文化輸入，加劇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的攻擊，強化在新疆對維吾爾族認同的壓制。他們可以強調何謂中國人的狹獈觀念，在香港的學校推行愛國教育，在感到不滿、失業的大學畢業生當中挑起民族情緒。
他們也可以糅合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思想，製造一種新的思想體系正統。當民眾怒火開始就經濟放緩，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發難，政府可以將之引導向自由派知識份子和經濟精英，使黨中央官員不用面對民憤。
但假如他們把所有這些事都做了，結果將會是災難。中國民眾會彼此攻訐，創新不再可能，也削弱中國對海外的影響力。而最終中國領導人將會自食其果，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清楚意識到這一風險，私下把財富和子女都送了出國。簡言之，它會重犯鄧小平等好幾代開明的中國領導人想要避免的那些錯誤。
Carl Minzner是福特漢姆法學院的教授，專攻中國法律和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