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处女作《母语人士》(Native Speaker)开始，韩裔美国作家李昌来(Chang-rae
Lee)写了很多在美国的移民经历。在他的最新小说《在如此完满的大海上》(On Such a Full
Sea)中，主人公是一个名叫“范”(Fan)的中国女人，生活在一个名为B-Mor的城市，而B-Mor其实是未来的巴尔的摩。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反乌
托邦的故事，设定各国处在铺天盖地的环境退化灾难之中。范来自雾霾严重的山西省，那里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和她一样，逃离环境毒化的家乡，前往B-Mor当
食品生产工人。
李昌来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创意写作课程，本次他前往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老书虫国际文学节(Bookworm Literary Festival)期间，我主持了与他的对话，其中包括书虫节听众的提问。书虫节将于3月29日周日闭幕。以下是稍作编辑的对话摘要，由贝基·戴维斯 (Becky Davis)从录音转录为文字。
问：今天早些时候，我参加了中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他说，中国在防治污染方面做得不够，他需要大力推动反污染的斗争。在你的最新小说《在如此完满的大海上》中，你设想中国未来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你能讲讲为什么会设定这样的未来世界吗？
答：这不只是中国——在这本书里，其实所有国家都是这样。
这 本书设定了一个不太确切的未来时刻，是未来150到200年之间，我没有把年份弄得很具体。但我非常具体地描述了那个社会的公众所处的境况，即他们全都患 上了某种不可避免的疾病，他们称之这种疾病为“海”，是一种潜伏在外面的神秘东西。他们没法真正应对这个问题。显然，这种疾病来自于环境污染。
他们总是在谈论要小心注意吃的东西，喝的水。书中设定了一个生产基地，名为B-Mor，位于以前的巴尔的摩。这个生产基地为精英阶层提供未受污染的鱼类和蔬菜。它的存在表明，外面的一切东西都毒化了，受到了毁损，不能信任。
我 没有非常深入地阐释环保问题。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个人每周都写信给我，希望我能站出来说这是一本“气候变化小说(Cli-Fi)”？我不清楚，他肯定有个 和这个词有关的商标什么的。这本书中涉及了关于气候的焦虑感，但没有达到那种怪咖程度。它差不多算是一种焦头烂额的心理状态。
今天，我们只是到处闲逛了逛。我在这里买了第一个口罩，我还有点喜欢它。但后来我发现，口罩本身就散发出某种化学味道。所以我想，也许对你来说，在这里戴口罩其实比直接呼吸空气更糟糕。
问：你本来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小说，但你在有一次乘火车路过巴尔的摩之后，决定把背景设置在那里。在你最初的小说构思中，为什么要把一本书的背景设置在中国呢？你来了中国一两趟，做了一些调研，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我 最初的想法是写一部关于中国工厂工人的社会结构小说。因此，大约在2011年，我去了深圳。我姐姐住在香港，所以去那里很方便。我差不多连哄带骗地进入了 一家工厂。对我来说，这次访问真正的很有意义。我之前从没有去过工厂，对于将会在那里看到什么存在各种成见。实际上那里并不是那么可怕。我不知道大家是否 去过那里——所有工厂都在那儿。说那是工厂，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定居点。我去的这家工厂，这个具体的定居点，生产的是驱动DVD拖盘或侧视镜的微型电机。所 以，这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业园区。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校园，但真的很寒碜，感觉有些破败。毫无美感可言。
问：它和普林斯顿不像。
答：不，不。在普林斯顿，每根草都被解读过。这有点让人起鸡皮疙瘩。
问：那才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
答：实 际上，反乌托邦作品的关键总是乌托邦。但是，这个地方是......正是我想写的这本书所需要的素材。它有一个小型医疗中心。有个锈迹斑斑的篮球架。有食 堂。当然还有宿舍，一个小房间住八个人，上下铺，有一些轻便电热炉，还有一株绿植。人们试图在这种状况下过点像样的日子，很明显，他们是自愿待在那里的。 当然，大部分工人都是年轻女性。
我当时全都准备好了，就要展开写作。我回到普林斯顿的书桌前，开始写小说。但我觉得好像……这得怪你们记者 了，为我对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做了非常出色的初步调研。我想，在过去五到七年时间里，我一直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不仅是对中国发生的各种好事，而且也对中 国、中国的力量，以及中国的环境怀有一种畏惧。所有这一切让中国显得与众不同，值得注目。
所以，我再次回到书桌前，我感觉好像写得……其实 写得还行。但我觉得基本上只是在写你们记者写的东西。在我看来，我没有添加任何新东西进去。我不想写出来的只是一个报道，因为，当你写一本小说时，它不仅 仅是陈述。当然，当你写一篇出色的新闻文章时，也不能只是进行陈述。但小说，尤其是需要能写很长篇幅的小说，确实需要采用不同类型的角度。你需要不同类型 的方法来处理材料，让它看似不可能，但仍然显得很真实，甚至可能还很美妙。
我想当时我不得不向自己承认，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无论原 因是什么。也许我只是没有想象出恰当的角色。......你知道，某些小说一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比如左拉(Zola)的名著《萌芽》 (Germinal)，讲的是19世纪法国一个镇上的煤矿工人以及他们的斗争——他们和矿主做斗争，和他们所处的恶化境况做斗争。我想要写这样一本小说， 但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到一个特殊、新鲜的视角来处理素材。所以我停下来，感觉有点郁闷，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不过我还是对这件事劲头十足。
这 时候，我乘火车从纽约前往华盛顿特区，可能你没有坐过那班火车——它是普通列车，每天都会发很多班。我是在纽约地区长大的，所以我坐那班火车可能有45年 了，过段时间就往返一次。这45年来，每次进入巴尔的摩宾州车站，我都会看到巴尔的摩东侧那片社区。我记得，从我儿提时代开始，那就一直是个绝望孤独的社 区。那是个典型的美国贫民窟，形成的原因有很多，非常复杂。族裔、种族主义、经济衰退、后工业化问题，如此种种。无论如何，那个社区就是那样的。
我 看着这个社区，完全没有要写它的念头，我只是从公民的角度感到很生气，很失望。我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我看着这片社区总体上就处在 无人理睬、破败失修，也许还有一丝丝希望的状态。当时我看到的最新状况是，所有房子都用木板封起来了，它们是20世纪那种不起眼的排式房屋。它们被胶合板 封起来，这样街上就彻底没有了任何东西，所以应该是没人住在那里了。绝对空无一人。就好像一颗中子弹爆炸过，建筑物仍然矗立，但人都不在了。
我 心想——这太浪费了！我们的城市需要大量廉价住房，尤其是巴尔的摩。我想，何不去中国找一个环境被毁坏殆尽的乡村，请那里的人到这里来住呢？在那里是没法 生活的。五万人——请他们过来，给他们住。看看他们会怎么对待这些！他们肯定会带来一些好的东西。谁知道他们能做出什么事来？
这个想法我一 直在琢磨着，我心想，嘿，这倒是个挺好玩的点子。有点移民众生相的意思。你知道一个移民故事通常就是讲我的家庭之类，这个社区的事。但这是奔着一个切实的 目标，一种复兴的使命，有计划地把所有人一次性搬迁过来。我心想那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人真的有这个需求，也不可能得到许可。
但想法在 我脑子里还是一直转着，我想，也许在未来，一个跟现在很不一样的未来里，美国会需要某种特定的协助，某种振兴。这些荒凉的城区——未来100、200年 里，也许仍然是个问题，仍然需要去面对，那么到时也许就能实现这个想法。于是我就说，好吧，我把这本书设定在未来。但当然，一旦你要这么做，未来的其余部 分，语境的其余部分，你也得说说。这本书就是这么来的。
在深圳的那次调研至今还是能带给我很多东西。我想重要的不是那段经历的细节，而是感受，那些工人的气质，那种拥有一个社区的感觉。实际上，这部小说在一开始就是一部讲社区的小说，只不过是某种特定的社区。然后才开始扩展开来。
[在问答环节，一个年轻人援引了《在如此完满的大海上》中的一个片段，请李昌来谈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里有对书中情节的透露，望尚未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知悉。]
问：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来说有一个转折点，让我开始投入进去了。就是那个叫约瑟夫的男孩溺死后的葬礼，因为它显得很真实，唤起了我自己参加中式葬礼的 经历。这让我很想知道，你对中国文化实际上有多少了解，或者说这种文化是不是跟你对韩国文化的理解有重合？对你来说，中国文化跟韩国文化或美国文化相比， 有什么格外不一样的地方？除了那些明显的差异以外，它们有什么内在的不同点？
答：我不知道。我认为，有些地方和韩式 葬礼类似。我通过电影看过中式葬礼。[笑]我觉得我编辑的反应是这样的，哦，你真的要深入到所有这些东西里去……你为什么要写这一幕？我艰难地就此对她作 了解释。因为我感觉那一幕——我真的很高兴你提了出来——那一幕，它之所以对我很重要，是因为整个社区在此刻团结在了一起，而且它真实地挖掘了一种感受。 这是范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这一点，而且感觉人们之间存在一种真实的联系，即使是与这些各不相同并且对彼此漠不关心的人。这一刻在某种程度上使一种感觉变得清 清楚楚。
对于我所书写的这个社区，我的一部分焦虑原因就是人们会变得有些软弱、有些舒适，在某些方面有些彼此疏远了，因为他们社区的联系在 结构上如此牢固，而且结构上早就固定下来，所以他们会忘掉这些。如果所有人都是亲戚，也就没什么感觉了。好像没人在那里。所以，那就是我觉得她会看到或感 受到的东西。而且不仅是她——是“我们”。他们开始感受到了一些东西，于是后来出现这个最后时刻的迸发，这是长期以来第一次，这种强烈的感觉，这种炽烈的 感情。我认为这就是那一幕存在的原因。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翻译：土土、经雷、陈柳
李昌来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创意写作课程，本次他前往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老书虫国际文学节(Bookworm Literary Festival)期间，我主持了与他的对话，其中包括书虫节听众的提问。书虫节将于3月29日周日闭幕。以下是稍作编辑的对话摘要，由贝基·戴维斯 (Becky Davis)从录音转录为文字。
问：今天早些时候，我参加了中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他说，中国在防治污染方面做得不够，他需要大力推动反污染的斗争。在你的最新小说《在如此完满的大海上》中，你设想中国未来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你能讲讲为什么会设定这样的未来世界吗？
答：这不只是中国——在这本书里，其实所有国家都是这样。
这 本书设定了一个不太确切的未来时刻，是未来150到200年之间，我没有把年份弄得很具体。但我非常具体地描述了那个社会的公众所处的境况，即他们全都患 上了某种不可避免的疾病，他们称之这种疾病为“海”，是一种潜伏在外面的神秘东西。他们没法真正应对这个问题。显然，这种疾病来自于环境污染。
他们总是在谈论要小心注意吃的东西，喝的水。书中设定了一个生产基地，名为B-Mor，位于以前的巴尔的摩。这个生产基地为精英阶层提供未受污染的鱼类和蔬菜。它的存在表明，外面的一切东西都毒化了，受到了毁损，不能信任。
我 没有非常深入地阐释环保问题。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个人每周都写信给我，希望我能站出来说这是一本“气候变化小说(Cli-Fi)”？我不清楚，他肯定有个 和这个词有关的商标什么的。这本书中涉及了关于气候的焦虑感，但没有达到那种怪咖程度。它差不多算是一种焦头烂额的心理状态。
今天，我们只是到处闲逛了逛。我在这里买了第一个口罩，我还有点喜欢它。但后来我发现，口罩本身就散发出某种化学味道。所以我想，也许对你来说，在这里戴口罩其实比直接呼吸空气更糟糕。
问：你本来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小说，但你在有一次乘火车路过巴尔的摩之后，决定把背景设置在那里。在你最初的小说构思中，为什么要把一本书的背景设置在中国呢？你来了中国一两趟，做了一些调研，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我 最初的想法是写一部关于中国工厂工人的社会结构小说。因此，大约在2011年，我去了深圳。我姐姐住在香港，所以去那里很方便。我差不多连哄带骗地进入了 一家工厂。对我来说，这次访问真正的很有意义。我之前从没有去过工厂，对于将会在那里看到什么存在各种成见。实际上那里并不是那么可怕。我不知道大家是否 去过那里——所有工厂都在那儿。说那是工厂，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定居点。我去的这家工厂，这个具体的定居点，生产的是驱动DVD拖盘或侧视镜的微型电机。所 以，这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业园区。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校园，但真的很寒碜，感觉有些破败。毫无美感可言。
问：它和普林斯顿不像。
答：不，不。在普林斯顿，每根草都被解读过。这有点让人起鸡皮疙瘩。
问：那才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
答：实 际上，反乌托邦作品的关键总是乌托邦。但是，这个地方是......正是我想写的这本书所需要的素材。它有一个小型医疗中心。有个锈迹斑斑的篮球架。有食 堂。当然还有宿舍，一个小房间住八个人，上下铺，有一些轻便电热炉，还有一株绿植。人们试图在这种状况下过点像样的日子，很明显，他们是自愿待在那里的。 当然，大部分工人都是年轻女性。
我当时全都准备好了，就要展开写作。我回到普林斯顿的书桌前，开始写小说。但我觉得好像……这得怪你们记者 了，为我对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做了非常出色的初步调研。我想，在过去五到七年时间里，我一直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不仅是对中国发生的各种好事，而且也对中 国、中国的力量，以及中国的环境怀有一种畏惧。所有这一切让中国显得与众不同，值得注目。
所以，我再次回到书桌前，我感觉好像写得……其实 写得还行。但我觉得基本上只是在写你们记者写的东西。在我看来，我没有添加任何新东西进去。我不想写出来的只是一个报道，因为，当你写一本小说时，它不仅 仅是陈述。当然，当你写一篇出色的新闻文章时，也不能只是进行陈述。但小说，尤其是需要能写很长篇幅的小说，确实需要采用不同类型的角度。你需要不同类型 的方法来处理材料，让它看似不可能，但仍然显得很真实，甚至可能还很美妙。
我想当时我不得不向自己承认，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无论原 因是什么。也许我只是没有想象出恰当的角色。......你知道，某些小说一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比如左拉(Zola)的名著《萌芽》 (Germinal)，讲的是19世纪法国一个镇上的煤矿工人以及他们的斗争——他们和矿主做斗争，和他们所处的恶化境况做斗争。我想要写这样一本小说， 但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到一个特殊、新鲜的视角来处理素材。所以我停下来，感觉有点郁闷，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不过我还是对这件事劲头十足。
这 时候，我乘火车从纽约前往华盛顿特区，可能你没有坐过那班火车——它是普通列车，每天都会发很多班。我是在纽约地区长大的，所以我坐那班火车可能有45年 了，过段时间就往返一次。这45年来，每次进入巴尔的摩宾州车站，我都会看到巴尔的摩东侧那片社区。我记得，从我儿提时代开始，那就一直是个绝望孤独的社 区。那是个典型的美国贫民窟，形成的原因有很多，非常复杂。族裔、种族主义、经济衰退、后工业化问题，如此种种。无论如何，那个社区就是那样的。
我 看着这个社区，完全没有要写它的念头，我只是从公民的角度感到很生气，很失望。我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我看着这片社区总体上就处在 无人理睬、破败失修，也许还有一丝丝希望的状态。当时我看到的最新状况是，所有房子都用木板封起来了，它们是20世纪那种不起眼的排式房屋。它们被胶合板 封起来，这样街上就彻底没有了任何东西，所以应该是没人住在那里了。绝对空无一人。就好像一颗中子弹爆炸过，建筑物仍然矗立，但人都不在了。
我 心想——这太浪费了！我们的城市需要大量廉价住房，尤其是巴尔的摩。我想，何不去中国找一个环境被毁坏殆尽的乡村，请那里的人到这里来住呢？在那里是没法 生活的。五万人——请他们过来，给他们住。看看他们会怎么对待这些！他们肯定会带来一些好的东西。谁知道他们能做出什么事来？
这个想法我一 直在琢磨着，我心想，嘿，这倒是个挺好玩的点子。有点移民众生相的意思。你知道一个移民故事通常就是讲我的家庭之类，这个社区的事。但这是奔着一个切实的 目标，一种复兴的使命，有计划地把所有人一次性搬迁过来。我心想那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人真的有这个需求，也不可能得到许可。
但想法在 我脑子里还是一直转着，我想，也许在未来，一个跟现在很不一样的未来里，美国会需要某种特定的协助，某种振兴。这些荒凉的城区——未来100、200年 里，也许仍然是个问题，仍然需要去面对，那么到时也许就能实现这个想法。于是我就说，好吧，我把这本书设定在未来。但当然，一旦你要这么做，未来的其余部 分，语境的其余部分，你也得说说。这本书就是这么来的。
在深圳的那次调研至今还是能带给我很多东西。我想重要的不是那段经历的细节，而是感受，那些工人的气质，那种拥有一个社区的感觉。实际上，这部小说在一开始就是一部讲社区的小说，只不过是某种特定的社区。然后才开始扩展开来。
[在问答环节，一个年轻人援引了《在如此完满的大海上》中的一个片段，请李昌来谈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里有对书中情节的透露，望尚未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知悉。]
问：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来说有一个转折点，让我开始投入进去了。就是那个叫约瑟夫的男孩溺死后的葬礼，因为它显得很真实，唤起了我自己参加中式葬礼的 经历。这让我很想知道，你对中国文化实际上有多少了解，或者说这种文化是不是跟你对韩国文化的理解有重合？对你来说，中国文化跟韩国文化或美国文化相比， 有什么格外不一样的地方？除了那些明显的差异以外，它们有什么内在的不同点？
答：我不知道。我认为，有些地方和韩式 葬礼类似。我通过电影看过中式葬礼。[笑]我觉得我编辑的反应是这样的，哦，你真的要深入到所有这些东西里去……你为什么要写这一幕？我艰难地就此对她作 了解释。因为我感觉那一幕——我真的很高兴你提了出来——那一幕，它之所以对我很重要，是因为整个社区在此刻团结在了一起，而且它真实地挖掘了一种感受。 这是范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这一点，而且感觉人们之间存在一种真实的联系，即使是与这些各不相同并且对彼此漠不关心的人。这一刻在某种程度上使一种感觉变得清 清楚楚。
对于我所书写的这个社区，我的一部分焦虑原因就是人们会变得有些软弱、有些舒适，在某些方面有些彼此疏远了，因为他们社区的联系在 结构上如此牢固，而且结构上早就固定下来，所以他们会忘掉这些。如果所有人都是亲戚，也就没什么感觉了。好像没人在那里。所以，那就是我觉得她会看到或感 受到的东西。而且不仅是她——是“我们”。他们开始感受到了一些东西，于是后来出现这个最后时刻的迸发，这是长期以来第一次，这种强烈的感觉，这种炽烈的 感情。我认为这就是那一幕存在的原因。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翻译：土土、经雷、陈柳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50323/c23c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