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John H.S. Åberg
日期： 201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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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是一個修正主義強權，可是近期的空中攔截顯示了它的修正主義方針。
近期一架有武裝的中國蘇-27戰機對一架美國海軍海神號P-8巡邏機進行危險攔截，這事件引起許多討論，在《外交學者》這裡尤其如此。Zachary Keck認為，那些中國飛行員不是
中國不是一個修正主義大國，可是攔截事件顯示它的修正主義方針；這次攔截事關中國的核心利益，而分析此事需要把 “新型大國關係”包括在內。而雖然出現了有關國際法的爭論，這次攔截是一項背離交往常規的舉動。
與公開明確意願相對的是秘密偏好。這些偏好是因為受到主要政治議題或主流文化影響而只說一半不說一半或完全不說明的不滿或訴求。
也許有人會主張，中國對於美國在它的後院活動早就心懷不滿，不同的是中國把這些秘密偏好轉化為公開明確意願的實力在增強。反過來，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舉動是中國自信的表現，事情沒有起變化，中國的戰略邏輯沒有不同。這兩種主張都忽略了重點。首先，以實力為解釋因素得到的也就只是因素。那不是國際秩序的來源，而雖然這樣的行徑確實不是新鮮事，可是也不應該把它們和中國就區內安全訂出的主要計劃— “新型大國關係”割裂。
雖然，攔截行動本身也許和新型大國關係無關，因為不論有沒有這個新主張，這種事情一樣會發生。然而，新型大國關係卻確實和近日的攔截等行動有點關係。它給這些行動新的意義。
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涵蓋了中國21世紀外交政策的所有基本內容—核心利益、台灣、和平共存的五項原則、大同世界和大國之間的平等關係。這個主張或許可以終結美國的單極時代並開啟區域並立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習近平那個亞太地區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國的說法就是指美國應該知道自己的位置。簡言之，中國的大同世界就是一個多極並存的世界。沒錯，這些不是新想法，但主張是新的。因此，攔截之舉並不只是一項越軌行動—將之放到區域變化的大論述之下便能理解。假如這過程依據新型大國關係主張的一般計劃演變，那麼這會意味著區域安全秩序會出現新的層次結構，新的角色分佈以及新的排序原則。所有這些都指出了一個事實：與其說修正主義的目的是對現存規則和慣例做出特定更改，還不如說是為了爭取認同和地位。
那麼遊戲規則呢？在那場陳定定以非法為由主張美國停止監視和偵察的激烈爭論當中，他的論敵起初反駁說國際法簡單、不含糊、不容許對立的解釋。可是，同一時間，中國可以“重新定義一個法律規範”，而對此應該採取反制措施的看法顯示法律解釋並不明晰。一個極端看法是，國際法無非是統治者的慣例；而另一個極端看法則認為國際法透明、永遠公正而且不會出錯。在兩個極端之間也許可能有一個中庸的主張，但是我不打算為了進一步論證中國的修正主義方針而在國際法上採取立場。為避免圍繞國際法起爭論，另一個探討這事情的方法是嚴格依據行為準則來看這次攔截。由此，修正主義方針就可以聯繫到對“主流交往常規”的排拒。這樣的話，牽涉到美國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域監視和偵察的交往常規就是中國排拒的常規。這樣一個立場的影響在本質上是規範性的，而且不可能以公正中立的方式判斷。
當然，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如何運用它的預防力量。
在近期出版了“安撫與決斷：21世紀的美中關係”(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Michael O’Hanlon認為，“美國不應該也不會後退”，那些在美國辯論中宣揚緊縮的微細聲音不會在“遊戲中獲勝”。因此，假如根本的問題是“北京想要一個勢力範圍，而華盛頓不願同意”的話，中國那新型大國關係主張的對立面便在面對一個毫不妥協的論斷。通常，當歷史面對這樣的情況，隨之而來的就是鬥爭，直至新的綜合體出現，自那些對立的主張中產生某些新的東西為止。
John H.S. Åberg獲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Hong Kong PhD Fellowship Scheme)錄取，現正在嶺南大學修讀國際關係博士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