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平佔（領）中（環）」的「全民投票」，於上周五（六月二十日）啟動，為期十天，到六月二十九日結束；十八歲以上的市民，憑身份證和手提電話號碼確認香港人身份後，便可以就普選行政長官的三個建議方案作出選擇，得出的結果，是為「佔中」爭取「真」普選定調拍板。這次活動，沒有直接左右政府和人大決策的效用，卻發揮了群眾意向鮮明的影響力。
「全民投票」由民間發起，參與者全部出於自願，大家明知選出來的方案沒有一錘定音的「公決」效果，稱為「公投」並不恰當。眾所周知，「全民投票」不過是「佔中」組織和「真普聯」等探求群眾意向的大型民調，更是參與者藉着投下沒有法律效力的一票，表達他們備受壓抑的政改取向。
來自「京派」的官方及非官方反應，全屬負面！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說：「香港所謂『公投』（都）是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也）是非法及無效的。」簡短兩句，看似扼要，可是港人聽了便覺難受。因為指民辦投票「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就像強調「男人不能懷孕」般，是不必言宣的廢話；至於後一句形容「全民投票……非法及無效」，則因不大恰切而出紕漏，要知道，不含「公決」效用的「所謂公投」便非「公投」，投票形式的非官方活動，不涉憲制性法律，何罪之有？難道沒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效用的投票活動便屬「非法」？
循此思路，學生會選舉是否「非法」？電視台選美的觀眾「公投」會不會惹官非？把一項沒有觸犯法律的群眾活動說成「非法」，很有可能會構成訴訟、涉嫌誹謗！
中聯辦指責「公投」是一場挑戰《基本法》的鬧劇，令人莫名其妙。《基本法》是鎮港的「法寶」，港人大體上都很接受，可是對解釋權握於毫不在意港人意欲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手中，而人大常委會的捩橫折曲，的確令港人憋了一肚子氣。人大藉釋法修例的權力，拖延香港落實「雙普選」的變相「拉布」，一拉十多年，至今還是不情、不願、不放行，「佔中」的全民投票何來能量挑戰《基本法》的解釋權？沒有憲制性法律支持的一票，只是藉投票的形式、更清晰地表達港人是多麼渴求一個誠實切實的普選制度。眼看特區政府的有效管治每況愈下，但憑虛無虛偽的「愛國愛港」口號作無形且隨時變更的「準則」，以此左右程序公義、擺布任人用事，甚至扭曲議會議決機制，「佔中」要求「真」普選與很多港人眼看香港撐不下去的焦慮，不謀而合，這是何以「全民投票」得到各方廣泛響應的底因。中聯辦把之形容為「鬧劇」，「京派」與港人意識心智之南轅北轍，於茲可見。
二、有別於必要時「和平佔中」的較富爭議性，佔中「運動」的整體籌劃和部署，從開始至今，彰顯的都是有理有節合法並且態度和善心地方正，無論「京派」怎樣詆毀其為「非法公投」和多方抹黑，仍未見諸行動的「佔中」（組織者已宣布不會趁機在「七一」實行，換句話說，當天若有「微型佔中」活動，並非「和平佔中」組織主催），結果只會換來更多人對「運動」的支持，因為港人還有知道好歹高下的知覺和比較。
較早前（五月六日）「佔中」決選方案，令泛民因為「騎劫」、「小圈子篩選」和「除了公民提名別無選擇」的紛擾與疑惑，陷入混亂和爭拗之中，就像當頭澆下一盆冰水，令人感到「六二二全民投票」的反應不會太熾熱；哪知北京在「全民投票」前拋出一本售價五元、內容不知所謂的《白皮書》，來了一位為香港競爭力倒退而看來比港人更為痛心的陳佐洱，還有東一個周南、西一位許家屯，都板着臉孔告訴港人，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愛國愛港」，再加上《人民日報》評論員連續兩天昭示港人之作，在在起了為「全民投票」催票的作用。要不是這些與港人想法大相逕庭的連番言文攻勢，「全民投票」哪來如今氣勢如虹的反應。
非常明顯，「京派」對香港「這本難讀懂的書」（姜恩柱和王光亞語）還未讀通，可是，他們卻是領導香港、為特區體制布局且有一錘定音威權的政要。如果中央政府還有鄧小平原來設想的「河水不犯井水」的自信與克制，甘於有權不盡用、港事盡少管、不許在任與不在任共幹對着港事指手畫腳、對着港人說三道四，讓高度自治（有人說「高度」不是「完全」，當寫上「完全」時，又會說「完全」不等於「絕對」……）有運作的空間，港人日子也許能夠較為好過。要是他們事事關「切」，香港必將承受種種「切」膚之痛，同時還要騰出空檔給陳佐洱般的退休高幹來代港人「說痛」，難道港人只宜沉默罪己，不能自己抗議，必須由「代理」為港發聲？
三、《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至今三十年了，當年筆者寫過一篇題為《烏龜背蠍子過河的教訓》的短評（八四年一月十三日，收本報出版的《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及台北遠景社的《賦歸風雨》），內容提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香港大學一個講座答客問時，解釋日後北京（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不過，他同時指出，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已明文規定，特別行政區將有很高的自治權，中央有特別政策，與內地省市大不相同。
對此，筆者在上述「短評」作出如下分析：「從香港人的角度看，北京與香港的政治從屬地位一經確定，等於北京將繩子套在香港的脖子上—收不收繩子的主動權完全操諸北京領導人手上……」又說：「北京會否自我制約，不領導屬於其領導範圍的香港？現在的北京官員當然會說絕對做得到，但自上而下的領導，已成中共的傳統習慣，有時明知領導可能帶來惡劣的後果，亦會禁制不住，非『領』它一下、『導』它一下不過癮！」接着「短評」引述烏龜背蠍子過河的寓言，說不諳水性的蠍子，懇求烏龜背牠到對岸；烏龜害怕蠍子咬牠，不肯答應，但是蠍子信誓旦旦，說不會加害於烏龜，以如此一來，烏龜固然活不了，自己亦會同沉江底。烏龜想想不無道理，遂背牠渡河；可是，游至中途，還是被蠍子咬了一口，烏龜中毒奄奄待斃，臨終前問蠍子為何有此損人害己的一螫，蠍子的答案是，蠍子螫人的天性，改不了……。「短評」的結論是，「中共『干預』、『領導』已成習慣，要她對香港破例，我們需要具體的保證！」
一九九○年四月，距離回歸還有七年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六號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少港人視之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資本主義與生活方法維持五十年不變」的具體保證，是一張「安全網」，誰知道，港人不久後便發覺，網是破的，洞口是「人大常委會釋法」。
當年着眼經濟的引喻，烏龜蠍子的故事在三十年後還魂，情節有改—毒發身未亡的烏龜，看到蠍子在水裏掙扎一會便往岸上游去；原來牠已於不知不覺間從烏龜身上學會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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