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創辦人
過去數周，隨著"自由行"政策趨緊；"六四晚會「、」七一遊行「人數上升；特首普選引發的"六二二公投"；以及"
一國兩制白皮書"招惹爭議；一時間，從政壇到民間，中港矛盾仿似沸騰。然則，在過去十餘年間，無論是建制、泛民之間，還是兩大陣營內部不同政經勢力，都圍
繞"愛國"二字開展激烈鬥爭。無論願與不願，"北京因素"始終宰制著香港政經前途。與此同時，由於公民意識抬頭，政經利益重分，權力運作方式改變，港人愈
來愈難透過政府或政黨表達意見、維護權益。部份民眾，既排拒殖民時代行之有效的官民互動機制，亦對在野陣營議員網絡失卻耐性、信心，本土民間團體遂乘時而
起。除全職從政人士外，社運、宗教、法律、學術、教育和媒體愈發積極、主動整合，並勇於走上前線，由牧師、法律學者、社會學教授所發動，去政黨化的"六二
二公投"即為顯例。
相關活動和趨勢，一方面致使政治討論和抗爭思維滲透全社會，民生議題進一步政治化；另一方面，也導致動
員能量的聚散，無論對組織者還是北京而言，都變得捉摸不定；民心向背與敵我關係，更難把握。以此為背景，不管是得到北京授權者—從董建華到梁振英特區政
府，還是曾獲選民支持在野泛民，俱見失卻在各自陣營內的號召、感染和調度能力；在緩衝區、代理人消失後，北京與本土民間力量的隔空互動、直接碰撞，就為香
港的政經前景帶來更多不穩因素。事實上，即便台灣反服貿學生領袖陳為廷被拒入境，未能與港人分享抗爭經驗；台、港兩地抵抗力量，從意識形態到行動組織，逐
步脫離傳統在野政黨已成定勢。從當初"反高鐵"、"反國教"到如今"反東北"，每當香港社會面臨重大爭議時，立會場外引導場內已成慣 例。回首"八九六四"發生、冷戰結束，美英製裁中國後，北京與倫敦就香港政制安排激烈對抗，竟以立法，而非行政或司法機關為主戰場。然而，九七之後，工會 集體談判、議員提案權力被大幅收窄，三級議會的樞紐—市政局被廢；新頒行的超大選區比例代表制，導致票源分散，而立法會內分組點票又貶抑了民意代表的表決 作用。在野議員即便經民意洗禮，透過選舉進入立法體系，也因為議價權力喪失殆盡，而變成投不投票也於法案內容無所損益的"政治幽靈"，新近的東北發展計劃 前期撥款爭議即為一例。
北京的制度安排，固然成功阻遏原《基本法》草委李柱銘、司徒華領導的民主黨拓展勢力；卻未從根本上改變 選民意向和權力結構，特區政府支持度每況愈下。作為雙刃劍的比例代表制，同樣導致親北京陣營，必須拉寬政治光譜、分散選票才能生存。在選舉混戰中，九七前 親中、親英力量，從價值觀到階級利益的分野，曝露人前。可以說，在「八九六四」後臨時湊成的統一戰線，經過2012特首選舉，以及選後一年"港英餘孽" 與"過氣土共"論戰，而無可避免貌合神離。梁振英、林鄭月娥政府的房屋、土地政策，引發地產財團反彈，以及損傷原居民權益的潛在危機，更進一步將現屆政府 內、外親北京力量，置於權力天秤兩邊；從側面說明特首的權位，難以企及殖民時代英皇特任總督。
無論梁振英勝選後拜會中聯辦是否恰當，北京及其直屬機構參與香港各級選舉和選後運作，其實是目下建制派 由過渡期原親中、親英人物勉強拼湊的惡果。"八九六四"讓"民主回歸派"脫離北京所謂"中間派治港"隊伍，卻迫使中共別無選擇，只得向孕育於殖民體制的財 團、"精英"傾斜；複加上《基本法》的保守成份，以及世紀之交國際格局丕變、公民運動日熾，才造成中港關係的雙重扭曲。
一者，紅色中國在冷戰之末投身西方陣營，成為美英抗蘇凖盟友；而香港，更於七八九十年代，擔當得天獨厚 的橋樑。二者，"蘇東波"爆發前夜的"八九六四"，卻讓殖民體系既得利益者進入後九七體制。最具動員能力和勝選經驗的傳統左派與民主回歸派，卻從裂變到對 壘。鄧小平"中間派治港"戰略構想幻滅，才是本港政治內耗，經濟裹足的本質。比起李柱銘、司徒華領導的民主黨，有動員無組織的佔中與公投，更讓北京疑慮。 而這，又是否鄧小平得以逆料？
(責編：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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